體壇之光：體育精神，帶動城市價值與活力

卜樂

當家做主，體育事業起飛

對於一個生長在本地的澳門青年而來，回歸前後的變化確實驚人。以日常的治安而言，回歸前治安秩序動蕩，社會不時發生打架鬥毆乃至嚴重暴力事件，社會人心也隨之浮動，而這直接影響到參與體育事業的新生力量變少，很多人會奇怪這其中有何因果關聯？當時社會上的秩序較為混亂，而不少體育社團的風氣不好，很多在其中的年輕人逐漸被引入歧途，參與一些社會紛爭與鬥毆事件，給社會大眾留下非常差的觀感，繼而很多家長出於對於孩子的保護，防止他走上歧途，幾乎不會送去體育社團，尤其不會學習武術等，這也客觀影響了澳門傳統武術事業的正向發展。加之澳葡政府始終是西方統治模式與統治思維，在其管理之下，中華傳統的文化包含武術、曲藝、宗教等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何來積極推廣一說，因此體育事業正向發展在回歸前是異常艱難。

而自1999年回歸以後，澳門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實現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人自己當家做主的意識得到了空前提升，生活發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包含武術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受到了尊重與政府的正面輔助，尤其是近年來特區政府加大了資源投放力度，引導澳門運動員積極參與國際大賽，發光發熱，也讓澳門市民逐漸感受到體育界給全澳社會帶來的正能量與自豪感。

所以在回歸後，我們看到不僅僅是澳門社會治安穩定，經濟發展迅速，各項事業得到空前發展，更有實質意義上“人”的提升，澳門人在社會地位真正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過去無論是澳葡政府的各級官員還是各種重要機構，負責人清一色是葡國人，華人想要出頭難上加難，即使懂得葡文的華人進入政府體系也是相對低階的職位與工作，無法向上流動。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從成立到成熟，主要各級官員都是澳門人、中國人，大家同聲同氣在推動著自己家鄉的發展建設，也讓澳門市民在政府的施政中有了強烈的歸屬感與發展自信心。回歸，更是對澳門人心的激勵。

在體育事業上，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採取“雙軌並行”的發展思路，一方面推廣大眾體育，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結合傳統社團等的力量，宣傳運動與健康的理念;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對競技體育的投入力度，制定一系列的體育發展政策與計劃來扶持本澳體育事業與運動員的長期發展，在運動員取得較好成績後，也特別嘉許運動員，除了在資金上的獎勵外，也鼓勵傳媒、社團加大對優秀體育運動員的報道與推廣，讓運動員充滿動力，感受到自己為澳門爭光的榮耀感。

隨著政府對於體育事業的重視，本澳的體育社團逐漸扭轉以往的負面觀感，加大對體育人才的發掘與培養，20年來社團本身都有了大的變化，相較於以往各體育社團自掃門前雪，回歸後大家團結成立了中國澳門體育聯合會總會，加強聯誼與交流，為澳門體育事業與運動員權益共同謀劃。

金牌背後，運動員的不易

同時，身處其中的體育運動員們在回歸後隨著政府扶植力度增強，社會關注力度加大，也更有信心投入到職業生涯中，很多人將興趣慢慢轉變為職業，為澳門在體育各項比賽中爭奪榮耀。2018年，中國澳門體育代表團在印尼參加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時，澳門運動員黃俊華在武術項目：男子南拳及南棍全能項目中以總分19.43獲得金牌，為本澳體育代表團奪得了該屆亞運會首面獎牌，也是澳門代表團參加亞運會以來第二面金牌，消息傳回澳門振奮人心。在去年底，黃俊華更被特區政府授予銀莲花荣誉勋章的殊榮，激勵了更多的澳門青年運動員，力爭為澳門拿下更高、更多的榮譽獎項。

而對於我而言，自己的體育生涯其實恰好在澳門回歸的這20年中，外界看來獲得世界武術錦標賽第一位澳門籍太極冠軍以及2018年得到特區政府體育功績勛章的榮耀背後，更有不為外人所知的運動員生涯的高低起伏與冷暖自知。而2018年的這次授勛在我看來，更是澳門社會各界對於武術事業的肯定，這是屬於整個澳門武術界、教練團的榮譽。

從五歲接觸各家武術到後來在菜農學校就讀時得以結識曾鐵明教練，將我帶入競賽武術，而後進入太極組開始專業訓練太極。早在2003年我參加了當年的亞青賽，以冠軍的首戰功績取得了職業生涯的第一枚國際獎牌，而後卻屢次受挫，無法在各項比賽中衝入前列，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對自己都是懷疑，充滿著沮喪。直到09年也就是十年前的東亞運的銅牌讓我看到了職業生涯的希望，對於一個20歲的運動員而言，那種心態上的猶疑與備受鼓舞，其實都是一種艱辛的磨練。我自己也開始更加成熟地調整比賽心態，明確自我的進步而非名次，就這樣在2012年的亞錦賽獲得亞軍，隨後雖然在天津東亞運失敗而歸，但是教練、師傅的鼓勵與一路扶持讓我得以咬牙堅持下去，直到一個月後的世錦賽（2013年），來不及懷疑自己，就要努力衝刺最終拿下世界冠軍，那年我25歲。剛衝刺到自己的職業生涯一個相對高點時，此時師傅的離開，我一下從運動員轉變為教練，前所未有的壓力湧上心頭，學習著教練、師傅的帶隊模式的基礎上，根據新一代青少年運動員的特質，我也做出了管理模式的調整，有過嚴厲時，亦有暖心處，感謝我們這樣的團隊一路走來大家的團結、拼搏，所以在各種質疑與憂慮中，我們成功挺過來了，也就有了黃俊華這塊得來不易的亞運會金牌。

系統培養，體育價值的推廣

從運動員到教練，從五歲幼童到而立之年，在回歸的這20年中，我經歷著澳門體育界的發展變遷，也因為身處其中更是感受到體育運動員在澳門成長的艱辛，體育事業在澳門發展的不易。

環視全球各地區，體育的發展離不開資源的投放與配套的扶持、引導，在土地小，人口少的澳門，存在一些體育難以擴大發展的客觀因素，但這不是主要影響因子，體育產業結構的不成熟，使得本澳體育事業與運動員在長遠發展中受到很多掣肘。特區政府投入了不少資源進入體育行業，但目前我們看到投放資源的渠道單一，整體社會的配套措施不足，使得很多家長、少年體育運動員對於轉為職業運動員產生猶豫，因為沒有好的體育產業代言，運動員的持續收入與社會效益無法提升，也讓很多人望而卻步。在內地，優秀運動員一旦取得名次、獎牌，緊接著的廣告商演、非體育元素的一些活動就會主動接洽，保證了運動員自身的生活發展需要，也為日後運動員退役後的職場規劃帶去多元選擇。相較之下，澳門雖然運動員數量少，但並不代表無高水平的運動員。以亞運會為例，澳門50萬人口出了一面金牌，而鄰埠香港700多萬人口出了8面金牌，如果要以人口比例來計算澳門的高水平運動員比例的話，其實並不差，加之澳門有非常多的國際性博企，一旦商業推廣與本地優秀運動員合作的話，亦可以為運動員帶來不錯的社會效益，但事實上，澳門在體育明星上仍然是引進來多，自身的運動員很難走出去，這也陷入一個循環怪圈，商演、廣告等不找本地員，而本地運動員即使取得金牌或者優異成績後，也無法將運動價值輻射出來，競技體育的價值也無法在澳門進一步擴展開來。在戰爭時代，只有一國佔領另一國才能升起國旗，而如今在競技的賽場，參賽選手要力壓各國與東道國選手，才能走上三甲的舞台上，升級自己國家、地區的旗幟，所以運動員為國爭光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用血汗不斷打拼出來的，這一份光榮感理應得到社會重視，也應該上升到人文與民族自豪感的層面，因為這不是一種娛樂精神。猶如中國女排，帶給中國人的不僅僅是比賽的結果，更是幾十年來中國女排拼搏、不認輸、勇敢奪冠的精神象征，郎平教練也被評為對中國有深遠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女排精神對於創業家、學生、工程師等各行業人士都有著激勵作用。當內地有女排時，澳門有武術，代表著正義、正道的武術又何嘗不是一個社會長遠發展的正能量的精神代表，我們期待澳門的體育精神在澳門社會發展的下一個20年，能夠有更深層次的發掘，也有更廣領域的推廣。

而談及運動員與體育事業的長遠發展，不得不提到“人才”的議題，澳門雖小，運動員總量雖少，但我們在競技場上的競爭狀態並不比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差，但在競爭力的比較上我們還與成熟國家、地區的運動員有一些距離。這就要回到澳門運動員的人才培養模式來看，大部分的運動員培養模式都是依靠金字塔梯隊來選拔、培養，國內、澳門都是從學校中選拔體育種子學生，加以系統訓練，但內地在師資的投入和體育生的課程分配上，明顯與澳門不同，內地強調文化課與專項的體育訓練課程至少各佔一半，大部分時候體育訓練大於文化課學習，而在澳門則是文化課佔80%，體育專項課程佔20%，雙方在基層培養上的差異直接證明了，有多少時間、專業訓練成本的投入，就有怎麼樣的效果表現，這樣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等一層層的訓練過後，運動員競爭力的結構就發生了大的變化，彼此間的距離也就拉開了，因此未來澳門社會、政府、體育界要思考，如何從小培養本澳少年選手的競爭力，為他們打好基礎，建立一個完整的培訓體系，包含時間課程的分配、學校資源的安排等。加上如果前述提及的社會效應持續正向擴大，讓家長和運動員們看到付出後的潛在回報，自然就更利於推動優秀的種子選手能夠投入職業運動員行列。因此澳門並不缺乏優秀運動員，但是缺乏高端、高水平的競技運動員，“如何培養”就成為下一個階段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一環。

政府其實也在不斷完善著對於體育事業尤其是運動員的系統配套扶持，比如“體育精英計劃”的推出，為連續參加該計劃四年以上的獲得成績的運動員在其退役後鼓勵讀書深造，不僅讀書免費，每月亦有相關補助，這在客觀上幫助一部分想轉行的退役運動員進行及時的“充電”與轉型，但是不少退役運動員在27歲左右的時間退役，在此時讀四年大學的課程等，也會考慮到時間成本、自我的收益比較，因此這項計劃是否需要根據現實進行調整完善，還有待後續的觀察與跟進。

而灣區時代的來臨，對於澳門與澳門體育界而言是一個利好的政策，大灣區可以有效地提升澳門與運動員們的競爭力。首先，灣區帶來的是更大範圍的交流，隨著相關政策的配套，包含土地供給、投資金額增加、潛在市場的擴大，這都為澳門運動員“走出去”提供便利，也在走出去交流的過程中認知到自己的不足，即使進行轉變，在感受到的“危機”中努力提升自己，讓自己的實力更加堅實，正如少林寺中僧人下山需要過“十八銅人陣”一般，未來澳門的青年與運動員如果在大灣區的激流中克服重重難關，最後佔據高地，自然其在兩岸四地乃至亞洲等區域的競爭力就不會遜色，因此大時代裡帶來的是大機遇，更是大挑戰，此時運動員的拼搏精神不僅僅適用於體育發展，對於澳門整體社會發展都是異常需要的，我們期待體育價值能夠真正輻射到澳門各行各業，推動著這座城市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