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移民与土地开发

2019-04-15 01:50:52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2期

耿改平

摘 要:金代移民与土地开发关系甚密,但由于双向移民的形式和政治目的的影响,不同时期又表现为不同形式。金前期移民对土地开发主要以恢复地力为主;金中期女真移民对土地利用方式的态度发生转变,移民与土地开发呈现出交互发展的态势;金后期由于受到蒙古的侵袭,土地开发具有整体受损,局部小成的特点。

关键词:金代;移民;土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2-0011-04

女真人早在建国之前便已开始移民活动,生女真完颜部首领函普“居完颜部僕幹水之涯……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1]有关金代移民问题学界成果颇多,如吴松弟《金代东北民族的内迁》[2]对东北民族的迁移过程与移民分布进行全面研究,并深入论述了移民的影响;王岩《金代女真人生态环境保护举措初探》[3]阐明女真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断协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关系,通过颁布有关环境保护的诏令体现女真族政权的生态意识和生存智慧;夏宇旭《金代女真人生存环境述略》[4]阐明女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有明显区域生态环境的特征。纵观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鲜见金代移民与土地开发的专项论述或研究,本文拟以太祖建国、海陵迁都、宣宗南渡为分界点,将金代移民综括为金前期(太祖到熙宗)、金中期(海陵到章宗)、金后期(卫绍王到哀宗)三个阶段,并按此阶段下的移民活动为线索展开阐述。

一、金前期的移民与土地开发

太祖到熙宗时期,辽、北宋相继灭亡,兴起于东北一隅的女真人占领了原辽朝故地以及北宋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对新占领地区实行有效管理,天辅五年(1121年),金太祖“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5]这是金代首次大规模移民,至天辅六年(1122年)“十二月,泰州移住以告一段落”[6]。女真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其地多瘠卤、不利于开发的不足,遂决定移居以更好的对土地进行开发,即屯种。这次移民既加强了对原辽朝管辖地区的有效管理,也满足了女真猛安谋克户对土地的需求。女真原来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农耕多呈现粗旷形式,移民活动促使其向农耕、漁猎并举的生活方式转变。由于辽朝灭亡及金朝军事目标南移的影响,部分猛安谋克户逐渐向金源地区转移,使得渤海灭亡后一度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开垦,如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以耶懒地薄斥卤,迁其部于苏滨水(今绥芬河),仍以术实勒之田益之。”[7]随着女真人对黄河以北地区控制力的进一步增强,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尽起本国之人,棋布星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8]屯田活动随之在华北地区铺散开来,女真移居中原后,按“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9]的标准对土地进行具体分配,他们开始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桑、枣等,太宗曾下令“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10]金代统治阶层对桑枣种植的重视反映了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这一点在宋人记载中亦有迹可循,如宋嘉定四年(1211年),南宋程卓在使金途中所见“内丘有梨,为天下第一,枣林绵亘。”[11]桑、梨、枣等经济作物既可供自需又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与之前多瘠卤、不便于开发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枣林绵亘对生态环境的恢复也极为有利。

除外散式移民外,亦有内聚式的移民。如收国二年(1116年)正月,金太祖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12]太祖在刚刚经过战争挫伤的辽地优待旧籍者,充分保证了移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之上,天辅七年(1122年)正月太祖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13]顺利拉开了农事活动的序幕,上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此外,为了保证劳动力的输入,太祖下诏“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14]先于金朝建国的辽朝本就整合了近燕、习中原的优势资源,辽朝国祚尽数后,女真取而代之,在诸多政策的合力作用下,金朝之地的农业建设和农耕经济有了新的提升。促使金朝统治下的东北地区迎来了农耕经济辉煌发展的则是汉人的迁入。尤其是在攻占宋都开封后,将徽、钦二帝及“内侍伶官、医工妓女、后苑作、文思院修内司将作、监工匠、广固塔材役卒、百工技艺等数千人”[15]掠至上京。韩茂莉认为“此次北迁的中原人中,城市人口占很大比重,工匠数额虽然不多,但他们中间的宫廷技师与京都匠人都是当时最高工艺技术的代表者与拥有者,对促进金朝生产工具的改革与新技术的应用有一定作用。”[16]此外,从金代已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来看,铧、犁碗、蹚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17]这些工具极有可能是汉人带入。他们不仅丰富了上京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18]。太宗、熙宗时,移入东北地区的汉人还带来新的农作物品种,在上京地区开始种植稷(即高粱)和水稻等中原常见的农作物,普遍种植小麦、大麦、小米、荞麦、粟、黍、麻、大豆、稗等农作物[19]。同时,农田灌溉事业亦有所发展,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陕右大饥,流亡四集,(庞)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20]修渠灌田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溉田不仅还原了土地效力的发挥,而且收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的双重效益。太宗、熙宗均曾下诏改猎场和牧地为民田,开垦京地附近的土地,扩大农业耕种面积,例如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诏“罢来流水(拉林河)、混同江(松花江)地与民耕牧,三月,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21]来流水、混同江附近的土地靠近水源、方便灌溉,为农民的耕作事宜提供了便利条件。

金前期奈于统治秩序的维持和政权初建的巩固之需,统治者往往对四方来附之民采取怀柔政策,对其优待有之,受到此番礼遇下的移民对土地的利用停留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上,土地的开发也仅限于战后还地为耕、还耕于民,中原農作物、生产工具的引入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故,金前期移民与土地开发的关系可概括为还耕地力,以持所需。

二、金中期的移民与土地开发

在金前期汉民移居上京的作用下,女真社会随之进步,其社会发展水平已日益与中原地区相近,彼时,已有以“韭、卵、葑、彘肉、小麦仁、瓜、芡、菱、栗、枣、梨荐新”[22]的记载,韭、小麦仁、雏鸡、瓜、栗、枣、梨等为中原作物居多,以此荐新可见其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女真统治者在统一全国、倾慕中原文化以及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斗争等综合因素的诱发与促使下,皇统九年(1149年),完颜亮篡位并于天德五年(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地区),迁都迎来女真移民的再一次浪潮,这次移民主要从东北地区向中原燕京、汴京移动。北京地区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张博泉先生认为猛安谋克南下是用“军事部落移民的办法来实现其在新占领区的统治”[23]。孙冬虎认为“营建中都对北京地区周围的森林资源有所破坏,但对陵墓区的禁猎禁发则有利于动植物的繁衍。”[24]此后,海陵又着手营建汴京继续移民活动,时“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25],运林木花石使得林木伐滥维艰,造成“帑藏之匮乏未补,百姓之疮痍未痊”[26]的后果。这些所谓“近者不下千里,远者达数千里”[27]的工匠们大部分是来自金统治区域内各个地方,远离家乡加之繁重的役事致使这些民夫死伤过半,大大减少了被征地区的劳动力。女真人还将所占的大部分土地用于围猎,“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以至小民无地可耕,徒居山险之地。”[28]原本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女真行猎的践踏下严重受损,因此,占地后的不恰当使用严重影响农民的耕作事宜,同时也造成了土地效力的低下,使得该地的农业生产几近停顿,社会经济也趋于萧条。不仅如此,海陵为实现顺利南侵、完成统一的目标,还“大扩天下骡马”[29],山东、山西等地自然地理条件适中,“往岁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广。”[30]移居此地的大部移民以骡马为农业生产的主要耕畜进行禾稼耕作事宜,受海陵大扩骡马政策的影响,移民们丧失了农业生产的主要耕畜,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不便。这些被征调来的军马受命集中到汴京,因完颜亮不许动用河南诸州县粮草,军马所过之处就牧田中,青苗皆为军马所食,“海陵因视行宫地,自中都至河南,所过麦皆为空。”[31]土地失去既定的农耕之力,破坏了土地机制的原有平衡性,使得沿途的人民生计顿失,饥荒渐至。

相较于金前期的移民,此时迁居中原汉地的移民对土地开发、利用与破坏的程度明显加深。女真人原来生活在地广人稀之地,对土地不讲求精耕细作,屯驻中原后仍以粗放经营为主,导致土地的肥力下降。世宗时期,移民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地区。女真人移居中原后腐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占地取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财富,反而使其本性大失,武斗渐退,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慨叹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骄纵奢侈,不事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32]宋立恒认为女真族贫困化的最根本原因与移居中原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33]。大定十九年(1179年)“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贵族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34]。民桑多为牧畜啮毁的事实表明,此时期对土地的开发与畜牧相关,而畜牧经济的发展多集中在水源所在地,亦利于农耕事宜的开展。金世宗是恢复女真传统习俗的积极倡导者,崇尚武力训练,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世宗言:“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35]他们甚至把农民的耕地变为牧地,如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言,旧牧马地久不分拨,以致军民起讼,比差官各路定之。凡民户有凭验已业,及宅井坟园,已改正给付……两路牧地,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36]围拢行猎对发展程度本就高于女真起源地的中原汉地来说,不仅是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甚至是土地地力的倒退。章宗之后,继续夺占汉族农民的耕地,使得农民叫苦不迭。尽管此时期入主中原的女真人对土地过多破坏,但亦可见得其水利事业的发展,如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引宫左流泉灌田,岁获稻万斛。”[37]章宗时“惟中都潞安肃、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亩,诏命行之……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38]稻是人类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宜在湿热环境下生长,韩茂莉认为“中原地区猛安谋克户与普通民户所种土地,大致处于水热条件相似的地区”[39]章宗时期,耕种与食用水稻表明此时该地气候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综上,此时期是女真移民对土地态度的转变期,即从括地占地、围拢行猎到引水灌田并植桑种梨以及章宗时注重水利事业的开发,对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逐步增强。

三、金后期的移民与土地开发

金后期由于北部蒙古族的兴起,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的金王朝已经无余力抵御蒙古铁蹄的踩踏,金宣宗于贞祐二年(1214年)下令迁都南京(在今河南省),导致移民的又一次南迁高潮,主要流向河南地区,又以汉人的南迁为最,“初南渡时,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及帅府”[40]“招集散亡,得三万余,入中山界屯驻,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荡析百姓,得万余人,皆愿徙河南……贞祐三年(1215年),琢至陕,上书曰:“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以数计,以至“春种不广,收成失望,军民俱困,实系安危。”[41]此次移民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堪称为最。宣宗南迁后国势日益衰退,民生日渐疾苦,“大城满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42]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43]军户的南迁,在增加粮食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与当地人生存的竞争,金宣宗诏“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44]此番政令无疑是对农民的双重剥削,粮食和土地尽为军户所得,农民被夺走世代垦殖的土地,待御史刘元规上书曰:“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45]乡村被毁,无地可耕,无田可种,土地丧失了原有效力,移居的农民无法耕种,农业生产严重受损。有泣妇诉说“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为养,故杂蓬粃以自食耳。”[46]夫死于兵,妇人且杂蓬粃以自食的现实表明此时期的移民与土地生产近乎脱离,以致造成经济凋敝、地粒欠收的悲凉光景,土地开发在此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改变此种现状,政府充分利用河南土地,贾辅“鸠移民,宽赋租”[47]。“河南闲田多,可招河东、河北移民耕种……兴定五年,募民兴南阳水田”[48]等,在政府各项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移民重操旧业、复归田间,闲田被重新开发,水田也进一步引进。此外,为配合政令的有效施行,宣宗“禁军官围猎”[49],使得土地处于暂时的恢复期。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内忧外患的现状还是给金朝统治以致命打击。

四、结语

有金一代的移民与土地开发关系甚密,但由于双向移民的形式和政治目的的影响,不同时期又表现为不同形式。金前期主要是故辽之地、黄河以北、东北地区的双向移民浪潮,统治者对土地极为重视,土地利用更多表现为适应生存发展之需,主要是四方来附移民恢复地力,猛安谋克括地占田。金中期则集中在燕京、汴京大部分地区,此时期亦是女真人对土地利用方式的态度转变期,移民与土地开发呈现出交互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在先进汉文化的影响下,女真统治者垂涎中原富庶之地欲取而代之,海陵迁都、营建汴京致使大量移民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加之女真统治者对围猎的重视,移民中原后不仅没有承袭富庶之光,反而破坏了土地的原有效力和生產规律;另一方面,随着宋金关系的逐步缓和,驻军数量减少,大批复员的士兵充实了各地的劳动力,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海陵时期兴修水田、通渠灌溉在章宗时成为定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土地效力,桑枣等经济作物的耕种对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有着重要作用。金后期突出表现为由河北向河南大批迁徙,并以汉人的南徙为最。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蒙古战争的影响,金政府既要安抚军户和流民,又要维持统治秩序,土地开发具有整体受损,局部小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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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