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代转型

2019-04-15 01:52:18 党政研究2019年2期

曹峰

〔摘要〕理性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又是一个很少被提及和研究的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已清晰描绘,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必须实现向现代转型和过渡。为此,新时代要求我们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考虑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素,使两者深度结合,铸就适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理性政治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其自然就是中国实现现代政治轉型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本文试从理性政治的概念分析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初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并从学理上探讨当代中国应建构的“理性政治学”,为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未来政治发展方向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固性等问题提供理论视角和思路借鉴。

〔关键词〕新时代;理性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转型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2-0075-11

一、理性政治的内涵、本质及外延

从常识意义上讲,理性政治既是一个现代①概念,又是一个西方语境概念。所谓现代概念,也就是说,真正的理性政治发端或者理性全面进入政治领域,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事。因为相对于传统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均以专制政治或贵族政治为主,真正由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构成核心要素的理性政治在古代均无法构成主流。而所谓西方语境概念,则是说,理性政治更多地是属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具体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在理性主义的绝对引领下,全面走上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发展道路,告别古典君主专制、寡头制、贵族制和中世纪教权统治制。当然,这仅是理性政治的一种常识性理解,从各国现实政治的发展状况来看,理性政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基本形式又包含十分复杂的内容和表现形态,这些情况我们不应该忽视、也不可能忽视。特别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理性政治的概念更应该在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去加以建构和发展,以真正适应于中国的现实政治,而不应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理性政治概念和形式。

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理性政治概念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至少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即正义性的逻辑前提、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法治性的运行机制。首先,所谓正义性的逻辑前提,主要是指理性政治的基本逻辑是普遍的公平正义,在此,公平正义作为政治的一种普遍逻辑形式而使其具有合法性。其次,所谓批判性的自觉意识,是指理性政治本身具有自我革命、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自觉意识,在此,自觉意识作为一种自我省察的建设性功能出现,它既是对人类理性的适当运用又防止理性运用的极端化或歧误①。再次,所谓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是指理性政治应超越传统的阶级性斗争思维,趋向于对社会各阶层公民利益的普遍关切,防止由施政“制造敌人”的情况出现。最后,所谓法治性的运行机制,则主要指理性政治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则、要求来运行实施,执政者全面依法治国理政,防止“以党代法”“人高于法”等施政模式出现。鉴于理性政治概念的复杂性缘故,本文将结合西方相关理论及中国实际情况两个方面,试从几组比较性的概念中进一步从外延的角度深入梳理“中国形态”理性政治概念的本质②和界限。

第一,理性政治是相对于“浪漫政治”③而言的概念。浪漫主义本身首先是近代欧洲的一个文学流派,后来在西方慢慢被借用到政治学领域,形成了所谓政治浪漫主义流派。当然,其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甚至含混的概念,但从西方思想史的实际发展历程来说,浪漫主义主要是针对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主宰而生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浪漫主义构成了政治理性主义的对立面。从目前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来看,政治浪漫主义主要具有以下这些特点:对政治改革目标抱有乌托邦式的狂热崇高理想;对政治现实改革路径则表现出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态度,缺乏对当下社会现实、政治生态等问题的深度的理性分析、实证考察、比较论证等过程;对政治改革的现实后果并不关心也不屑于测评,同时对政治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特性也并不十分了解,而仅把政治主要当做一种个体或阶级“诗意审美”的体验过程。本文所指的“浪漫政治”,主要也是具有以上所述政治浪漫主义的一般特点。与此相对,理性政治则相信一个基本原理:通过理性进行细致的分析、考证,从而做出全面、科学的“稳妥”决策和行为,才是政治应有的功能和政治改革应持有的基本立场。或者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社会发展是自发的:它们需要被理性地重构”〔1〕,理性政治深信这一点。也就是说,理性政治的要义主要在于,社会的向前发展、社会的进步,来源于人类理性的设计,而不是浪漫式的激进政治改革以及不顾后果的狂热政治运动。当然,从本质上讲,理性政治的理性,最终的落脚点只能是政治主体的个体理性选择,但是这里又暗含了此一个体理性与彼一个体理性的重合或至少是可通约性这个前提。其中的原因,正如英国学者基思·道丁所言“理性选择理论,是个体主义的,因为它假定是行动者在作出行为;但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又是被结构特征、他们的社会角色所指引的”〔2〕。也就是说,由于各个政治主体(个体)被社会的现实、结构以及自身的角色所“包围”,只要他们认真观察和分析,他们之间的理性抉择就很大程度上是重合或具有通约性的,理性政治的“共同抉择”也主要基于这一前提而成为可能。

第二,理性政治是相对于“人治政治”而言的概念。所谓“人治政治”,主要就是指执政者或领导人完全不按照基本的逻辑、法律法规来行使权力,而是肆意妄为、以个体主观意志作为行政、用权的基本依据。人治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目无法纪、权力滥用、专断独裁。相对于理性政治的强烈“界限意识”和“界限约束”,人治政治则缺乏基本的“界限”,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对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政治方面,非理性化倾向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治,是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伦理、组织和制度之上:决策权高度集于一人之手,没有任何制约;人治导致人们普遍寻求权力的庇护、政治依附直至人身依附;人治政治有强烈的随意性、偶然性和神秘性,权力运行黑箱化。”〔3〕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约束和界限的“人治政治”必然地就会走向专制和独裁。显然,这也是人性本身带有的一种弱点,这就是常言道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之人性根基。对此,近代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而相对于“人治政治”的权力泛滥、人大于法、专制独裁等本性,理性政治则强调权力使用的合法性、合程序性以及执政主体行政的民主性、平等性、依法性等。也就是说,理性政治的主体虽然是人,但人受制于外在的程序、法规,人只能在程序、法规之下,而不能凌驾于其之上,更不可能以个人意志来代替程序和法规。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人治政治”的主观性、偶然性等,理性政治带有“自省性”、普遍性的特征。所谓自省性,就是其洞穿了人性可能的弱点,对其架起了不可跨越的“防火墙”(法律法规);所谓普遍性,就是其是众理性主体民主协调、商议的共识性结果,拒绝单个人主观意志的臆断。尤其是前者,它是理性政治中执政主体应该具备的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基本人性洞见,缺乏这种人性洞见,理性政治就失去了其自我革新、自我净化的发展基础。

第三,理性政治是相对于“江湖政治”而言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江湖政治”,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真实写照相匹配。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江湖”说法,在“江湖”中,门派林立、各自为政,其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这些社会、文化传统就与此相关。具体地说,本文提出的“江湖政治”,除了不接受当权领导、不接受法律约束这些常见的理解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的“抱团派”,在政治上形成帮派和团伙,以小团体的利益为中心,越过制度、法律等以谋取小团体的最大利益为链接纽带和根本目的,对利益集团外的其他人利益、权利置之不理,甚至不择手段打击不同利益或政见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不排除“江湖政治”利益团体中的某些人具有真性情的“侠义”气概和情怀,但即便这样,从根本上讲,他们也是小范围内的“侠义”,而不可能具有对社会大多数人的“侠义”胸怀和精神。因此,“江湖政治”就必然会造成对社会、对团体外其他多数人的漠视甚至无视,而这恰恰又是健康政治生态的死敌。对此,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曾作出过严厉批判:“最应当反对的是漠不关心,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或专制,因为漠不关心可以几乎分毫不差地创造无政府状态和专制。”〔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江湖政治”的小团体利益中心主义内含的漠不关心本性构成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独裁的重要源头,这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中也得到了明证。相对于“江湖政治”,理性政治则强调社会整体或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理性政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同时,这也是理性政治在现代社会得到多数人认同、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这其中的道理,正如丹尼尔·贝尔借用M.S.李普塞特对制度合法性所做的论述一样,“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的相吻合”。〔6〕显然,和“江湖政治”的团派利益相比,只有理性政治的多数人利益之价值取向能够照顾社会各阶层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因此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保障基础。

第四,理性政治是相对于“群氓政治”而言的概念。所谓的“群氓政治”,主要是指基于一种“群氓”心理状态的政治行为。所谓“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这个群体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分析,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建议或信念,只简单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一般来说,“群氓”缺乏独立自主的思考、缺乏主见、随波逐流,在生活中又极易为某些感性的情感、情绪所左右。在政治行为中,往往表现为“集体无意识”的亢奋甚至癫狂状态。也就是说,“群氓政治”往往拒绝思考、拒斥教导,在“集体无意识”的共同心理状态下进行极端的政治行为或运动。显然,在“群氓政治”里,人们极易为各类流言蜚语、政治谣言所误导,做出极端偏执的行为。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他习惯于用理性来思考,具有相当强的批判能力,那么,他也不会轻易接受流言蜚语的”。〔7〕

但是,恰恰在“群氓政治”状态中,人们在强大自负、集体无意识、不负责任的亢奋高昂中完全丧失掉个体本来具备的独立理性。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政治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与一个社会政治开明的程度也密切相关。”〔8〕因此,“群氓政治”的产生,往往也和社会推崇极端的“精英政治”有一定的关联,在这种极端的“精英政治”中,普通民众的意见和诉求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表达,同时,上层由于普遍轻视下层民众也没有将高层的声音及时、全面地往下传播和扩散。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澄清,那就是表面上“群氓政治”和前面提及的“浪漫政治”极度相似和雷同,但它们之间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更多地出现在社会的底层或各类弱势群体之中,主体是普通民众居多;而后者则更多地出现在社会的上层即执政者或执政主体之中,担纲者主要是领袖、政治精英居多。如此一来,“群氓政治”主要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因此,与此相对的理性政治就是普通民众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以平和稳重、独立自主、不偏不执、不卑不亢的心态介入政治,不为某些极端口号、信念、情绪等所左右,更不参与某些“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运动。当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达到既关注政治又不狂热这样一种理性政治状态,其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最好是执政者尽量照顾和满足他们的某些合理利益诉求。因为,这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达尔所言:“当人们认为同可以期望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时,他们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9〕因此,从引导普通民众理性参与政治的角度来看,理性政治同样是执政者合理均衡利益的高层协调行为和状态。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教训

对理性政治的概念做出比较性的梳理之后,本文接下来与此为基本参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来的历史教训试作出一些总结和分析,以便更清楚地呈现本文讨论的理性政治对于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来说所具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核心问题。

首先,“浪漫政治”的历史教训。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浪漫政治”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伤害最大、影响最深远。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均属于“浪漫政治”的典型。它们都是由主要领导者在未对国家现实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理性评估的前提下,以对某个崇高的政治目標狂热信奉、乌托邦式迷恋,而错误发动的大规模、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执政曾出现的这些“浪漫政治”之教训,如果以理性分析、详细考察、科学论证、全面考量作为其前提,则是可能避免的。

其次,“人治政治”的历史教训。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人治政治”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期以封建帝制作为基本的治国立邦政制。客观上讲,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封建帝制的历史惯性长期影响着我国很多执政者、人民大众的思维。很自然,封建帝制传统导致的中国政治民主、法治意识淡薄甚至直接忽略现象,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人之常情”进而变得“理所当然”。对此,邓小平同志有明确认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0〕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某些时期因为特殊原因导致的“人治政治”现象并不少见,同时影响也极其恶劣。像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治政治”就十分严重,领袖的个人崇拜、独断专制等现象由此也大量衍生,更为严重的是,在那个时期的极端“人治政治”中,政治上的“造神运动”(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更是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就变成了美国学者乔·萨托利所言的“任何把权力集于一身的国家,都潜在地是个能够运用绝对权力的国家。”〔11〕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人治政治”并没有带来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由“人治政治”之“绝对权力”带来的政治腐败问题则令人触目惊心,其对国家、民族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恶劣影响已无须赘言,因身处当今时代的广大人民大众无不能够深刻感受和体会。同时,当今“人治政治”的领导独大、专断蛮横、目无法纪给其下属及普通民众带来的各种人身和精神伤害也极大,这些问题也经常见诸报端和媒体。最后,当代中国的“人治政治”还表现在某些领导的“一言堂”、“拍脑袋工程”等主观决策上,其不单伤害了普通干部和民众的情感,还造成了各种国家经济的损失。总之,“人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教训深刻,其流毒至今未完全清除。

再次,“江湖政治”的历史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江湖政治”的伤害和影响也极坏,教训深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党内出现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就是“江湖政治”最大的典型。还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重拳反腐态势下,慢慢浮出水面并受到法律制裁的所谓“石油帮”、“秘书帮”、“西山会”等等,均属于当代中国“江湖政治”的典型代表。“四人帮”为了实现极小圈子(甚至是个别人)的狂妄政治图谋和病态权力欲望,帮派内相互勾结、逆行倒施,企图篡夺人民政权,差点葬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动摇党的领导,给党、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难以估量。相比于“四人帮”主要在政治领域造成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江湖政治”的恶劣影响就更为复杂、涉及面更广。“石油帮”、“秘书帮”、“西山会”等这些政治帮派,一是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作为党和国家、地方政府或重要机构的领导人,以小团体利益为根本目的的这些帮派成员,不顾自己身份角色、无视执政为民初衷,大搞买官卖官、贪赃枉法、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等做派,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干部的形象,由此也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二是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就目前已经公布的情况和数据来看,这些帮派的成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贪污款,并且是成集团、成群性地腐败贪污,几乎人人“重手”,同时还对某些行业进行了垄断经营,私吞非法利润等,这一切对国家经济均构成了严重损害。三是还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生态。我们看到,买官卖官、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等这些帮派行为,既打乱了正常的干部选拔和晋升机制,也阻碍了某些优秀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行为还带坏了一批干部,一些本可挽救但迫于“帮派”压力或诱惑而“被动”入涉的年轻干部。可见,其严重扰乱了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对正常的政治生态构成了严重损害。纵观历史与当下,“江湖政治”的恶劣性影响昭著,对于党的执政来说,教训十分深刻。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湖政治”并非欠缺“理性”,可以说,“江湖政治”的帮派均是“深谋远虑”的阴谋家,“理性十足”,机关算尽。但问题是他们的理性走偏了,并将理性局限在狭隘的个人利益、个人得失这些“计算理性”上面,而忘却了理性的博大、深厚之价值意蕴,后者则考虑大局、他人和国家民族利益,这才是理性用在政治上的正当追求。对此,正如哈耶克所言:“无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禀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可能摧毁理性。”〔12〕显然,“江湖政治”中的狭隘理性爆棚导致自我毁灭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群氓政治”的历史教训。如前面所述,“群氓政治”主要表现在普通的民众、尤其是社会的中下层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群氓政治”的教训也十分惨重。如“文化大革命”中盲目打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2014年在香港发生的非法“占中”事件,等等,均是“群氓政治”的丑陋表演和盲目狂热所致。“红卫兵”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狂热政治口号,疯狂地进行大规模的极端破坏运动、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香港的“占中事件”,则主要是某些国外别有企图的政治组织试图分裂中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极端行为,一些大学生、普通市民同样被某些妖魔化的政治口号所蛊惑,无视正常的基本法律法规、无视普通市民的基本利益等,进行非法集会、闹事。“占中”事件严重影响了香港的良好形象,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了普通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等等,其恶劣影响目前还在发酵和继续。我们看到,“群氓政治”在中国的发生,尤其表现出了参与者(青年学生居多)盲目自负、盲从、缺乏主见和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等“集体无意识”之畸形心理状态。而这些“盲动”的“集体无意识”力量之破坏力又都是规模性、几何级的,每次动乱带来的负面影响均时间久远、波及多个方面。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先后不定期地出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群氓政治”,一定程度上讲还和民众的思维方式、倾向有关,这正如有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思维习惯、坚持民主的倾向不是与生俱来的。民主政治不是靠自身来运转的机器,它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们用意识来维护和完善它。”〔13〕因此,从执政安全、稳定性角度来看,“群氓政治”带来的教训不单是各类损失,还应包括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教育和引导问题。

三、理性政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代转型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政治必然是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大方向和归宿。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于公平、正义、平等、民主、法治等理性政治的诉求日益明显,理性政治因此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选择。也可以说,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引领下,理性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代转型,实现从传统向现代顺利过渡的合理选择。

第一,理性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稳步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知道,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些列辉煌成就,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也随时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这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和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分析的那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显然,一些列重大挑战、风险、阻力、矛盾等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必须迈过的历史峡谷。当前及今后几十年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西方渗透与颠覆危险、新形势下激发社会主义内部活力必须进行的各项改革面临的重重阻力、新时代我国内部与外部面临的各种激烈矛盾,等等,均亟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航人的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势、分析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依靠成熟的政治理性来作为指导,有针对性地制定目标并稳步实施方案。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理性政治的指引下,从长远和現实的双重角度出发,着手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首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目标是理性政治考量的结果。对比历史上“浪漫政治”对理想追求的狂热癫狂、盲目乐观、激进推进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远大战略目标的追求明显是经过审慎考量、详细分析、稳步推进这些理性步骤来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梦”远景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还进行了“两个一百年”和“两个十五年”历史目标的划分,既设定了“第一个百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先期”目标,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第二个百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两个十五年”的详细规划,这更是理性预期的集中体现。其次,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理性政治运行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方案,很显然,这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阶段性总体目标的话,其他三个全面则是基本的保障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是对这些方面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反思和斧正,是理性政治对党和国家事业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自觉意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打造平稳、和谐的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国家和执政党自我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径和措施。这是执政党理性主政、行政的重要表现,这些方略更是理性在政治上阻击“人治政治”“江湖政治”的集中体现,也是践行理性政治的正义性逻辑前提与法治性运行机制的必然之选。这两大方略既是理性分析国内社会、政治现实的决策,更是对执政党自身生命力保持规律的理性决断。从目前国内和国际大气候、大形势来看,我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有条不紊、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向前发展。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也有理由深刻相信,理性政治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来说的极端重要性。这正如著名思想家弗洛姆所言“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内在于理性的存在中,通过理性,人创造了人自己的世界。”〔15〕那样,我国未来的国家、民族的历史、世界创造,同样内在于作为唯一合法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性之中。总之,理性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稳步向前的战略需要,目前这些战略也正在实施和推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正向理性政治的现代转型过渡。

第二,理性政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执政能力的战略诉求。从执政党由革命向执政的转型规律来看,执政党自身要保持执政地位的长久稳固、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其中,跳出执政的“格瓦拉困境”①则是必须经历的考验。而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势来看,理性政治则是一个基本的保证。显然,相对于“打江山”时代的“革命党”角色、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探索党”角色来说,新时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则主要扮演在“守江山”基础上的集“发展党”与“建成党”于一身的角色。当然,“守江山”的任务涉及到方方面面:执政的历史机遇、群众基础、自身建设、执政能力、领导艺术,等等。但是,这其中,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地位最为重要,因为一个执政党如果首先内部腐化、溃败了,那么再好的历史机遇、执政能力、领导艺术也将无济于事,由此,其执政的内部主体基础必然也就坍塌,进而政权受到颠覆、人民群众更受到政局动荡必然带来的大量无辜伤害,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均得到了无数次的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唯一合法执政党的崇高政治地位,这是历史、人民的必然选择。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事业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内部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苗头:某些领导在小范围内大搞“特权政治”、目无党纪法纪,一些干部甚至高层干部贪污腐败、腐朽堕落,一些干部私下组建小利益同盟和集团、蚕食民脂民膏,等等。无疑,这些不良苗头的出现,对于一个执政党尤其作为唯一合法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威胁就是腐败。”〔16〕如果执政党党内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任其发展的话,其执政能力自然下降,将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可怕后果。而这些危及执政党执政基础和地位的种种不良苗头之所以出现,究其原因,正是理性政治的自我批判功能减退、法治运行规则无法彻底贯彻,“人治政治”、“江湖政治”抬头与蔓延等直接导致。所幸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尤其是重要领导人均清醒地看到这些“非理性”政治的危害性,并尽最大的努力坚决与之进行长久的“斗争”。这些斗争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理性政治的利剑——法治来遏制它们的“发展”和泛滥。我们看到,从“文革”结束开始,邓小平同志就亲自领导重建社会主义法治的战略工作,到江泽民时代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再到现在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完善战略体系,无一不闪耀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理性执政、坚持理性政治的智慧光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依法严厉打击党内腐败,实行对官员腐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并且“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执政党“刮骨疗毒”、自我革命、自我净化、高度自省的崇高体现,是理性精神融入执政党骨髓的有力证据。各类“人治政治”的毒瘤分子、“江湖政治”的帮派和团伙,纷纷落入党纪国法的“天网”之中。这是执政党自身进行理性政治建设的重大跨越和转型,更是理性政治在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胜利。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当务之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7〕显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即是本文所述理性政治的重要内涵和题中之义。而这个治理目标的实现,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理性政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执政能力战略诉求,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在着手实施的治国理政尤其是治党方略也正稳步走在理性政治的道路上。

第三,理性政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坚守党性、保持执政优势的基本保障。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性)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其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事实来看,这种党性也是其顺利取得政权并保持执政优势的最根本原因和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各类利益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执政的基本价值原则,更以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很显然,这是践行理性政治之公民性价值坐标与防止“群氓政治”爆发的最重要方略。因为,从客观上讲,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地上的面包”(各种可见的利益等),而非“天上的面包”(各种政治理论、远大理想等),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因此,作为执政者(党),必须要最大程度地获取普通民众的拥护,才可能保持执政优势并稳固执政地位,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辩证法”就很可能在任何一个执政者身上上演。当年国民党从“在朝”走向“在野”就是最好的例证,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其中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民众的拥护,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最大保障和体现,对此,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言:“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8〕其中的道理,也正是如此:要唤起民众对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表现出对民众合理的、普遍的各种利益诉求的关心,并努力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尽量减少当代“群氓政治”动乱、悲剧事件的发生,稳定政局、稳定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生活等。环顾当今国际环境,近年来,一些中小国家屡次发生各种大规模的动乱事件,导致大量悲剧的产生,甚至出现政权的颠覆等等,均与当局不重视甚至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有很大的关联。相比之下,所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偶尔出现小范围的“群氓政治”群体性事件,但均没有扩散成灾且很快得到平息,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和重视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并想方设法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各类合理诉求之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五大以来,我国先后出台的农业税减免、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免费、养老保险并轨改革等“共享”政策,以及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等等,无一不是关注普通民众基本利益诉求的政策和战略。当然,这些政策在实施或满足民众的诉求方面仍存在一些的不足,但这已是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改善和提高。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引,其中“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綠色、共享”两个理念均与改善民生、提高全体民众的生活品质直接关联。这是中国共产党理性决策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将政治理性中的“价值成分”(而非“工具成分”)发挥到最大的结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尽量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外,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到了普通民众参政意识、权利保障意识等明显提高这些特点,在民主、开明政治方面迈出了“新步伐”。近年来,政府信息向社会公开、各类官民论坛的建立、领导邀请网民共商发展大计、各类听证会的召开、信访制度法制化改革,等等,无一不是满足普通民众参政议政、权利保障等诉求的理性政治“新气象”。因此,理性政治尤其是其公民性价值坐标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的党性与保持群众基础的执政优势的一个基本保障,从过去和当前实施的一些列措施来看,中国共产党也正通过强化与践行理性政治的价值坐标来继续坚守党性、保持自身的执政优势。

第四,理性政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合理选择。众所周知,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向世人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论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9〕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到高、由落后到先进的一个“进步性”推进过程,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人类(个体)由“受制于人”到“受制于物”最后到“自由个性”的递进历程。对此,马克思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即伦敦手稿)中曾做过专门的著名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0〕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首先是自然的,后来私有制出现之后,变成了人统治人(人的依赖关系)的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均属于此;此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社会关系及多方面需求的膨胀等,导致了“物的依赖性”,但这也衍生了人对超越物质依赖性的冲动和需求(即向往和追求自主独立性);最后,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走向完全的自主独立性(即“自由个性”),至此,人类社会政治形态也会也迈进了最高阶段。显然,虽然马克思描述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主要针对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对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也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因为,虽然目前我国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按照我国实际的发展状况,我国仍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1〕这里的“不够格”,主要就是指社会生产力水平仍未达到使人民完全“自由个性”的地步。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仍类似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物质虽未极大丰富,但“人的独立性”意识和追求已经萌芽甚至充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权益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平等自由意识等“人的独立性”意识开启愈发强烈,这些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新时代我国社会政治由此也必然进入了“利益和权利协调”的“理性”阶段。任何执政现代执政党如果要稳住人心、获取民心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同时,真正的现代化、现代执政党或政府的权力也只能由此发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任何国家权力无不以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22〕显然,这就是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契约”基本原则和精神,也是现代执政党处理与民众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由此对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涉及现代公民基本权利诉求的民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人权等理念正日益深入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核心,特别是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强调与推广,对于新的发展理念的凝炼、强调与实施,更是对这些现代基本权利理念的直接回应与践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告别传统革命党思维(重斗争),走向现代执政党的重要体现,这也是践行现代理性政治之正义性逻辑、公民性价值、法治性规则等内容的明证。因此理性政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合理选择,目前也在努力践行这种选择。

综上所述,理性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也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理性政治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及今后长远的执政需要和诉求。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的改革、及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情况来看,向理性政治过渡,实现执政的现代转型势在必然。

〔参考文献〕

〔1〕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16.

〔2〕基思·道丁.权力分析中的理性选择路径〔A〕.载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C〕.李雪,吴玉鑫,赵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0.

〔3〕闵春发,汪业周.走向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诉求〔J〕.江海学刊,2008,(3).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94.

〔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232.

〔7〕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146.

〔8〕柳伍氏.当代中国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剖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2.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1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16-217.

〔1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80.

〔13〕Margaret· Stimmann· Branson:The Role of Civic Education〔M〕.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1998.P12.

〔14〕〔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24.

〔15〕弗洛姆.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56.

〔17〕习近平,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1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

〔22〕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62.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