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形塑与救亡:江桥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

2019-04-15 01:04:34 理论观察 2019年2期

杨昕沫

摘 要:“民族主义”作为近代西方出现的政治思想之一,在清末民初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引入我国,经知识精英和报刊媒体的宣传而被国人所知,渐成一种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和谋求民族自由、独立的社会心理。江桥抗战的出现、战争中中国军人的抗战精神,以及国人对江桥抗战的报道、宣传和支持,均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而这种民族主义精神最终以全民族统一抗日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以马占山所领导的江桥抗战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的实质和内涵;江桥抗战前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宣传;抗战精神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是对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与独立的一种追求和理想,带有强烈的反抗外来压迫的色彩。江桥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展现的抗战精神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发展的精神产物。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精神;江桥抗战;马占山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2 — 0014 — 05

江桥抗战系指1931年11月4日至19日①,发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嫩江哈尔葛桥附近,由代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②领导东北军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部署的、正面抗击日本侵华的战争。它是20世纪以来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地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个战役,“以马占山为主帅打响的江桥抗战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中国人民最早的抗日战争精神,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马占山将军及其领导的江桥抗战所彰显的抗战精神也是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复兴和民族主义发展的集中体现,反之,正是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感召下,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等数次民族危机的刺激后,才会出现江桥抗战。本文拟将马占山所领导的江桥抗战作为切入点,试探讨抗战精神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敬请学界指正。

一、启蒙:“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

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族精神”,都离不开其载体“民族”一词。一些学者在分析“民族”一词时,常将其做广义和狭义之分,也都认为能称之为“民族”的某人类群体必是在某些方面(诸如在地域、历史、风俗习惯、文化和语言等)具有“共同特征”的。然而尽管如此,“民族”一词的定义仍无法令人满意,更无法令所有的人信服。因为同其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一样,“民族”并不是一种不变的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而变化的,特别是当与“民族”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日臻浓厚后,一些原来被人们认为是界定民族的主要条件也会随之失去意义。例如,在比较常见的一般民族概念中,有“共同的血緣关系”对于美利坚民族而言、有“共同的地域”对于犹太人而言,前者在这里都等于零。再如语言,在近代以前,语言对于民族来说并不是主要因素,很少有人会将语言作为判定民族的标准。即使是讲不同语言的群体也可以构成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找到一种通用语来弥补彼此沟通上的不足(就如中国的方言与汉话的关系一样)。而讲同一语言的群体有时也不一定就是同一民族,如古时汉文之于中日。近代以降,当“一个民族”意味着“一个国家”这一理念自欧陆产生,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后,人们开始接受并赋予了“民族”这一概念新的内涵,即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内涵,它“不仅具有了内部族群凝聚力,也体现出外部政治整合的作用,其成为人类社会团结的纽带”。①因此,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②一定要从历史的角度、从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而公认的定义。卡尔顿·海恩斯曾将民族主义划分出四种含义,埃勒·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政治类型,乔治·古奇则把民族主义称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③不仅是概念,就连“民族主义”的产生时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其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其兴起于18世纪的英法。之后,“民族”、“民族主义”之类的字眼便渐渐风靡于整个世界,白芝皓(Walter Bagehot)甚至将19世纪的历史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④而“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则是更久之后的事情。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由梁启超引入中国。他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国民族”观念,进而提出“今日欲救中国,均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⑤。在他看来,“凡国未经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⑥,因此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朝廷,而无国家。而民族主义是蕴含着平等主义的,是“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⑦孙中山也曾说:“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邓实更认为:“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扼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⑧在他们看来,以“民族主义”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只有国民,而无臣民,各民族国家之间是平等的。

如果说为了号召国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梁启超引入和解释民族主义,那么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主义得到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中国人看到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个真正统一和独立之中国的可能性。从西方引进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唤醒了中国民众,刺激了国民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此时,虽然孙中山已经围绕三民主义建构了“五权宪法”、“革命程序”等一整套理论和方案,但最能吸引国人的,还是他从此高举的民族主义的旗帜。

除此之外,来自于日本的压力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勃兴的重要因素。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紧迫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人猛然察觉到了进入近世后中日两国的巨大差异。“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民几乎没有受到冲突的影响。”⑨1924年,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时提出,“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而中日之间的差别在于,“一则有民族主义,一则无民族主义。”

众所周知,思想或思潮研究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和历史语境的考察,换言之,即便是对于同样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也应该看到它所根植的历史语境。梁启超将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引入中国时,正值中国屡遭外强蹂躏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之时,“救亡”和“图存”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不可能不将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可能不感受到外来统治对他们个人權利和尊严的损害和侵犯,他们不能不认为摆脱这种压迫性的外来统治是获得自己自由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不将国家的独立自由置于个人和独立自由之前。”而在当代语境中,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浪潮”和“反全球化浪潮”,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极端主义等一些思潮相关联。我们不能用现在对民族主义的复杂理解去看待近百年前的民众思想。笔者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当时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是对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与独立的一种追求和理想,带有强烈的反抗外来压迫的色彩。

当然,笔者所提之民族主义精神并非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简单叠加,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皆以“民族”为强调的重点和立论依据,但二者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产生的基础、价值取向和社会作用均不同。民族精神被视作积聚在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深厚情感,这一情感不受国家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外力制约,是自发形成,自然流露。与民族精神不同,“民族主义的真正根源不在人民的心理机制或情感因素,而在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经济逻辑。这种逻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基本机制却是不变的。”①。民族精神是一种民族情感,根植于对应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中,发展于民族社会的发展中,而民族主义则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情感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②,“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均表现为有明确政治性诉求的民族运动”③。也就是说,民族精神是一种集体情感,民族主义则是与“现代化”有着直接联系,并无“有益的”或是“有害的民族主义”之分。

基于此,本文所指的民族主义精神,更多的是强调“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④强调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国人追求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统一,反抗外来压迫和民族独立的精神,就是民族主义精神。它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之下,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之中。

二、形塑:知识精英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

正如前文所说,民族主义概念进入中国是在晚清时期,梁启超、杨度、章太炎、孙中山等人虽在民族建国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宣传民族主义上不遗余力,而且他们都在引入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概念的同时,关注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族群的存在。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将欧洲国家思想的中世与近世变迁进行对比,将欧洲旧思想、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进行对比,提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⑤1903年,他又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出“大民族主义”,即“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⑥。

1903年,《浙江潮(东京)》的第一、二和五期连续刊载了三篇余一的《民族主义论》,介绍了民族主义的定义和发展史。同年,《游学译编》第10期刊登了高材世雄的《民族主义之教育》,认为“德意志之所以统一,意大利、希腊之所以独立,腓律宾、图兰斯法耳之所以抗战强敌”,都是因为进行了“民族主义教育”⑦。一些报刊还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史可法等人均作为民族主义者进行介绍,希冀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对于这场发生在中国的他国间战争,中国的报纸杂志给予了密切关注,在追踪报道战争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社评文章,直指民族主义问题。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9期的《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一文认为,“溯自道咸以降,凡与各国交涉之往事,其着着让步,而着着失利者,盖诚不可以偻指数。愤时之士,尝举向者之着着让步,着着失利,以责我政府之昏瞆羸弱,而不知向者之所以让步,所以失利,虽政府诸公或亦不无可责之地,而究之前此中国民族主义未见发达,以我孤撑露立之政府,而与彼弸中彪外之澎涨力相对待,实有无可如何者焉”⑧。

此外,“据统计,仅1902年到1905年四年间在国外创办的报刊杂志有30多种,这些报刊杂志介绍西方民族主义,阐述民族主义基本原理,并揭示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揭露清政府民族压迫的事实,着重说明中国急行民族主义、振作民族精神、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⑨。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提倡民族主义的出发点在于“救亡”与“图存”,而他们的根本目的和最终方式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正如笔者所述,在晚清至1911年以前,国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主要集中于观念的引入和民族建国目的,而在1911年后则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开始将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因为国人已逐渐意识到,辛亥革命并未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不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也就无法建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1922年,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文章,提出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报刊杂志也开始加强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

1926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教联会议在长沙举行,全国教联会是教育界法定的机关,其历届议决的案件很是代表一般教育界的舆论,会上广东的提案《今后教育宜注意民族主义案》认为,“为今之计,惟有以民族主义,灌输于一般国民,庶国家可以图发达,而种族可以图生存。其办法不外从教育入手……(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之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之目的。(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之国民。(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爱家爱种族之观念”。①

由上述可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经历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发展阶段后,已经从“主义”或“学说”逐渐演变为一种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一种谋求民族自由和独立的社会心理,而这种思潮和心理最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刺激下走向高潮。在这一演变中,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通过对国民民族主义精神的塑造和宣扬,将松散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主义凝聚在一起,将反抗帝国主义与救国图强整合为全民族的统一意志,使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精神最终以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救亡:江桥抗战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

如果说,自梁启超引入“民族主义”概念至“五四运动”,再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主要是民族主义精神在民族精英中间的体现和由精英向民众的推介,那么抗日戰争则是全民总动员,是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最大发扬。“日本帝国主义半个多世纪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时刻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无疑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它不但刺激、催生与发展了中国民族主义,也促进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三次高潮。”②

与18、19世纪时世界上大多数殖民地的情况不同,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已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但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相对强大并且政府能行使全部权力的国家,它的内部存在着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其它殖民地国家相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产生了强烈刺激的不是西方大国,而是来自它的近邻一是日本,一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以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形式,在东北迅速扩张势力,形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朴茨茅斯条约》划分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其中黑龙江归为俄国。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彻底召唤起了埋藏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感,尽管这是被迫的、是不成熟,但它毕竟已爆发出来,进而显示出了它惊人的力量。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表现为对外抗击侵略,对内统一国家,但在次序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主流是热衷于建立‘中华民族国家,它代表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民族主义,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③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仅用短短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先后占领了吉、辽两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向黑龙江推进,大有要在黑龙江重演闪电占领的一幕。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15日率伪军3000余人进犯齐齐哈尔。此时,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兼第3旅旅长的马占山刚刚临危受命,于10月10日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并由黑河急赴齐齐哈尔。

1931年10月20日,马占山到任齐齐哈尔。22日,马占山发表了《抵抗宣言》:“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而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④,排除了投降派的“和平应付”的主张,并积极部署军队构筑防御工事,建设由江桥到榆树屯和昂昂溪的阻击作战防御阵地,命令骑兵驻扎富拉尔基,黑龙江积极抗日的局面形成。

从11月4日起,中国军队以13000余人的兵力对阵日军的近2万人,⑤以轻武器迎战日军的飞机大炮。除武力进攻外,日本关东军还意图在政治上收买或控制马占山,但都遭到了马占山的回绝。截至16、17日,日军出动步兵、坦克、飞机、大炮,并从朝鲜和日本增调军队,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进攻,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防线被突破,马占山不忍全军覆没,于18日晚下令军队撤出齐齐哈尔。19日,省城齐齐哈尔陷落,战役遂告结束。

江桥抗战虽然以我军失利告终,但日军也伤亡千余人⑥,是其确定全面侵华政策后首次遭到重大杀伤,“江桥抗战打响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爱国军民有组织、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它的意义和影响当时就轰动了国内外,直到今天,江桥抗战仍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因此,不能以毙伤日军数量的多寡来评价它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当时日本侵略军是以日本国家的强大实力为后盾,而江省军却只是孤军一支,仍取得毙伤日军千余人(包括冻伤)的战绩,可以称战绩赫赫。包括全面抗战后国民政府军正面战场的抗战,由于中日两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对比的差距,国民政府军往往以巨大的牺牲才换得一些战绩。江桥抗战与正面战场的某些战斗对比,即使在战绩方面也不逊色”①。江桥抗战是中日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尤其这次战役是黑龙江省军民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基于民族主义情感而进行的,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江桥之战从一开始就十分惨烈,日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精于马占山率领的黑龙江守军,加之日军在极短时间内便先后占领吉、辽两省,士气正旺,在种种不利情况下,中国军队仍能坚持半月之久,“所恃者厥惟士气,忠义激发,万众一心,短兵应战,前仆后继,而卒能杀敌致果,重创寇军,未失尺寸土地。”②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马占山亲临战场指挥作战,鼓舞士气:“若甘为亡国奴者则逃,否则惟有前进杀敌,以保疆土。”③在抗日电文中,他写道:“占山守土有责,和息尚存,决不敢使几丁之地,沦于异族。”④马占山还告诉来访者:“成败不可必,惟某一息尚存,必与死战,即剩一兵一卒,亦必对抗。如无兵可以应敌,则往东荒编练民团,与日再战。”⑤马占山及其军队在江桥抗战上所表现出来的“守土有责”、“不做亡国奴”、“保家卫国”等思想都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中“抵抗外侮”、“民族独立”诉求的集中体现。

除此以外,江桥抗战也激发和鼓舞着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江桥抗战和马占山将军。

在江桥抗战的进行过程中,向马占山将军及其军队表示敬意和支持的信件、电函像雪片一样飞向抗日前线,全国各地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团,民众自发地向黑龙江捐款捐物,哈尔滨、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也纷纷组织“援马抗日团”奔赴黑龙江,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是年,《滨江时报》11月11日刊载《只要军士能用命战场一切用品哈市民尽可供给》:“省战事突起,本埠各界义愤所至,虽不能亲临,与敌周旋,但亦不便坐观成败,为慰劳为国御敌枕戈疆场之聲势,风起云涌,兹将各方之详情志下,东特第二中学,第二女中,共集大洋二千余元……市立第一医院,实行募捐总动员,闻以募千元,省立第六中学全体学生共募大洋二百余元。”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中宣传马占山江桥抗战业绩的同时,还发起募捐活动。从11月14日至17日共募捐44666.44元,通过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电汇给马占山将军。⑦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在校报《音》上专门刊文,称募捐大洋壹千零八十九元。⑧《英华独立周报》11月21日,“全国各地人民对于马占山奋勇保卫黑省抵抗日寇之举,除纷纷致电慰劳外,皆慷慨捐款汇黑以助军饷。上海商会亦发起捐募援马,并先垫一万元,汇寄此爱国之司令”。⑨《国闻周报》12月14日刊文,称“近来各地学生赴黑者甚多,本周内有沪上援马团二百五十人因索车未得十日由真茹徒步出发,在平之江淮义勇军亦于八日出发,其他继起者尚有”。

江桥抗战也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二年初,东北的抗日武装达到了三十多万人。他们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以不同手段、不同的形式,到处打击敌人,使日军在人力、物力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

江桥抗战失败后,国人仍以马占山及江桥抗战去激励和唤醒民族精神。1931年底,上海中国福昌烟公司推出“马占山将军香烟”,并且将“愿人人都学马将”字样印于香烟商标。一些报刊等媒体继续载文号召“今后国民,当知所以自救。人人当为马占山,处处当为黑龙江。敌人有欲我土地者,我更媵之以头颅血肉……勿以败也失也而自馁,而退沮,页灰心失望,其益猛晋猛晋”。

可以说,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桥抗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阻碍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也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最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大爆发,从此,在“救亡图存”、寻求民族解放和建立平等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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