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克托罗小说《纽约兄弟》的叙事解读

蔡玉侠

摘要：E.L.多克托罗的小说《纽约兄弟》采用了不可靠的叙事策略，存在着两个平行的叙事进程：以纽约兄弟的一生为线索串起的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为表层情节，以霍默从天真到失天真、从“正常”到“疯癫”及成长历程为隐性叙事进程。隐性叙事、不可靠叙述等叙事策略的运用颠覆了表层情节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揭穿了美国国家的正义、进步神话，深化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内涵。

关键词：E.L.多克托罗 《纽约兄弟》 隐性叙事 不可靠叙述

《纽约兄弟》（Homer and Langley）是已故的美国当代作家E.L.多克托罗（E.L.Doctomw，1931-2015）200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该小说以纽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科利尔兄弟（Collyer brothers）为原型。两兄弟住在纽约第五大道上流社会的豪宅里，却过着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生活。兄弟俩去世后，警察花了几周的时间从他们的住处清理出了上百吨的垃圾，包括成捆的旧报纸、各种品牌和型号的打字机、留声机及钢琴等，甚至从厨房里清理出了一辆T型福特轿车。这件事轰动一时，引来无数人围观，科利尔兄弟也成了“怪人”“囤积者”的代名词（Kakutani，1）。多克托罗这部以科利尔兄弟为原型的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小说的主题意义和纽约兄弟的人物形象，学者们观点不一，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一些学者认为，小说以纽约兄弟的一生为线索，意在展现美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纽约兄弟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两个“怪胎”，是作者既同情又讽刺的对象。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主人公给出了肯定评价，认为小说并非意在展示两兄弟的怪癖，而是以此来揭露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那么，这部小说的主题意义究竟何在？又该如何评价多克托罗笔下的纽约兄弟呢？本文将从小说的多种叙事策略人手，来探讨小说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

一、不可靠敘述

《纽约兄弟》的叙述人是科利尔兄弟中眼盲的弟弟霍默（Homer）。小说开篇第一句：“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多克托罗，1）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霍默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他和哥哥兰利（Langley）从少年时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经历。小说的受述人叫杰奎琳洛克斯，是霍默晚年结识的一位法国女记者，整部小说就是霍默写给杰奎琳的关于他和兰利一生的回忆录。

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霍默的叙述是否充分和可靠呢？霍默的道德品质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他心地善良，体贴包容，热爱音乐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尊重和欣赏不同种族、肤色、年龄、性别的人身上的一切美德。因此，按照詹姆斯费伦（JamesPhelan）划分的不可靠叙述的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和知识，感知轴上的三大类型（费伦、玛汀，42），霍默的第一人称叙述在伦理，评价轴上是可靠的。在事实报道方面，霍默敏感而自律，常常像正常人一样苛求自己。虽然眼盲令他的报道存在视觉叙事的缺失，但他既有的报道都具有极大的可靠性。总的说来，霍默的叙述在事实，事件轴上也是可靠的，他的主要问题出在知识，感知轴上。霍默青年时即失明，此后便足不出户，这让他失去了很多探索和认清世界本来面目的机会。除了哥哥兰利和家里的仆人之外，霍默接触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哥哥每天读给他听的报纸。媒体宣传长期的洗脑让他丧失了独立思辨的能力，官方宣传的“主流”思想逐渐构成了他对世界的认知。于是，当20世纪大大小小的事件和形形色色的人不断闯入霍默的生活时，他对世界的认知不断受到来自哥哥兰利和现实的双重冲击，其叙述的不可靠性逐渐暴露出来。

例如，在“一战”停战日游行那天，纽约全城一片沸腾，霍默的内心也充满了兴奋和喜悦。按照他和多数美国人的理解，停战和胜利就是战争的全部。因此，霍默用一句“但我们打赢了，我说。现在停战了”就轻松地完成了对“一战”的叙述。然而，从“一战”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兰利却用他“近乎无声般的叙述”，向霍默描述了战争的另一种真实：冰冷的战场，成群的老鼠啃啮着士兵的尸体，刺刀战，肉搏战，还有造成兰利肺部烧伤的毒气战……与兰利血淋淋的战争叙事相比，霍默关于“胜利”和“停战”的叙事显得无比天真和讽刺。

“一战”胜利游行是霍默与真实世界的第一次正面遭遇。随着他与社会的深入接触，他见证了越来越多的荒诞与疯狂，他对世界的认知也日益受到冲击。在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中，读者越发看到霍默与兰利两种叙事之间的对比。例如，在对待“二战”的问题上，霍默和多数美国人一样秉持爱国的思想。他毫不怀疑战争的正义性，满心希望美国及其盟国能尽快取胜，希望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为国效力。与霍默相反，兰利却嘲笑美国参战的正义性，认为美国参战不过是某些野蛮、贪婪的美国政客为了达到自身邪恶的目的。霍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兰利的反战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从霍默的叙述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兰利和我对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他没有用同样的爱国角度去看它，他的观点是超脱世俗的，他除了看不上谁对谁错的争论，还嘲笑战争这个概念本身。这是不是芥子毒气的后遗症？战争在他脑子里只是最清楚地揭示了人类的致命缺陷。但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其特殊之处，邪恶在这场战争中被理所当然地使用，我认为他的这种反主流的态度是被误导了。

在霍默看来，兰利的反战思想是“被误导”所致。被误导的究竟是霍默还是兰利？美国参加的这场战争真的是以正义为目的吗？读者将看到，随着“二战”的推进，德国纳粹疯狂迫害犹太人，美国政府对纳粹的暴行却一味放任纵容。于是，愤怒的兰利对霍默的正义战争论发出了诘问：“纳粹当然是骇人的暴徒。但如果我们任由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又是什么？然后接下来，霍默，你所认为的好人对坏人的战争故事到底怎么了？”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对日宣战，成千上万无辜的日裔美国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中，梦想成为音乐家的黑人天才青年哈罗德战死沙场，和成千上万怀揣爱国理想的美国人一样，成了操纵战争的某些利益集团的牺牲品。在真实的战争叙事面前，美国政府所宣传的“正义战争论”受到了无情的讽刺，霍默的天真叙事也再一次受到了动摇。

霍默因为自身知识和经验的局限，天真地相信美国官方的“正义战争”和“人类进步”宣传。可以说，霍默身上投射的是每一个正直、善良，但思想单纯、易受操纵的普通人的影子。此外，在霍默的早期叙事中，他也总是自觉地站在“主流文化”一边，自认为代表了“正确”的声音。读者在他的影响下，几乎不加分辨地就把他的叙述接受为“可靠”叙述。与霍默相反，兰利嘲笑和抨击美国政府关于“正义战争”和“人类进步”的欺骗性宣传，还设想创办一份永远适用的“永恒的当下”报纸，来记录这个世界的扭曲和疯狂。兰利的言行举止处处透着怪异，总是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读者受霍默的影响，往往认为兰利思想疯癫，其叙述也不足为信。然而，随着二人的叙述越来越多地与事实并置，霍默的“可靠”叙述在现实面前逐渐失去了可靠性，显得天真可笑;兰利的叙述虽然听起来荒诞不经，却更加贴近历史真实。读者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符合隐含作者规范的不是一直以“正常”和“主流”自居的霍默，而是被霍默和多数正常人视为“疯癫”的兰利。至此，“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互换，人物形象也在“疯癫”与“正常”之间发生了讽刺性的逆转。

二、可靠叙述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霍默因为缺乏知识和经验，对世界充满了单纯、美好的幻想，他的叙述则因为其有限的认知水平而呈现出不可靠的特点。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霍默经历了现实的多次打击后，逐渐看清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真相，最终改变了天真的想法。在此过程中，他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从不可靠慢慢变得可靠，这一点从他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明显反映出来。

“一战”结束之际，霍默曾单纯地为了战争的结束和美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到了“二战”胜利的时候，想到战争中无数的苦难和牺牲，他开始意识到战争不仅仅意味着胜利，也绝不是好人战胜坏人那么简单。他虽然“和所有人一样为战争的结束而松了一口气，但在所有这些欢乐的表面下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忍的悲伤之中”。“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美苏就开始了冷战，美国转身又投入了朝鲜战争当中。此时，霍默对战争的态度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他虽然在感情上仍然排斥兰利的思想，但在理性上已经开始动摇。“他（笔者注：兰利）会告诉我一些我知道是真的事，但这些事不管是什么都是我不想听到的，它们只会增加我的绝望。”到了越南战争的时候，霍默对战争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诅咒战争，并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绝望：“当然又一場该死的战争打响，这已经足够赶走我残留的自我约束之心。难道这个国家到底还是无可例外？我从未像此刻这样认同兰利精神中那哲学层面的绝望。”从这一刻起，霍默开始抛弃那个天真自我，转而认同兰利的荒诞哲学。

霍默彻底的改变发生在中美洲地方武装冲突惨案之后。纽约兄弟一直爱慕的玛丽和另外三名美国修女被中美洲地方武装份子强奸后杀害，这令兄弟俩非常愤怒。按照霍默的理解，玛丽等人遇害是因为她们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当地人的野蛮无知。因此，他这样叙述此事：“修女的宗教信仰让她们身处危险。她们知道那里在打内战，荷枪实弹的野蛮人在那里横行。”但是，兰利的一番话却给了霍默一记当头棒喝：“你觉得是谁让他们荷枪实弹的！他们是我们制造的野蛮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操纵中美洲的地方武装力量，导致各方武装力量互相残杀，并殃及无辜。也就是说，地方武装冲突是大国意志操纵的结果，野蛮人背后是更为野蛮的大国政治和野心。至此，霍默对美国这个国家残存的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他“最终理解了兰利那份永恒的报纸的预言”。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和兰利退居到房子里，落下门闩，关上百叶窗，彻底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从此，“我们的百叶窗再也没有打开过”。

从对这个国家的完全认可和信任，到怀疑、绝望和放弃，霍默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幻灭和蜕变成长过程。他曾坚信美国代表了“正义”和“进步”，但事实证明官方宣传的“正义”和“进步”观念都是虚伪的、欺骗的，原来被他嗤为“疯狂”的思想却恰恰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反映。他从最初那个天真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勘破社会真相、誓不同流合污的隐士，他的叙述也最终实现了从不可靠向可靠的转化。

三、隐性叙事

从小说表面来看，这部小说是有关“疯癫”的纽约兄弟和“进步”的美国历史。它讲述了两兄弟从纽约上流社会的体面人物逐渐沦为收集成癖、与世隔绝的怪人，最后惨死家中的故事。在这个叙事进程中，纽约兄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美苏争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中美洲地方武装冲突;遇见了精明务实的匈牙利移民女佣，讲究秩序、安静懂礼的日本裔夫妇，极具音乐天赋的爵士乐黑人青年，亡命的意大利裔黑帮，吸毒群居的反文化运动人士等等背景不同、来历不同的人;见证了交通工具从四轮马车到摩托车，再到汽车的升级换代，科技发展从无声电影到收音机、电视机，再到电脑的一次次飞跃。纽约兄弟的一生见证了美国七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如多克托罗在访谈中所说：“这本小说就像一本旅行小说。只不过纽约兄弟不动，路从他们的生活当中穿过。”

然而，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看到，在美国社会和历史发展这个显性情节下面，还隐藏着霍默痛苦的幻灭和成长故事。申丹教授把这种“与情节平行的一股叙事暗流”称为“隐性叙事”（申丹，48）。隐性叙事进程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常常隐藏在一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节”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方文本成分的暗暗交互作用”（申丹，52）。因此，联系、整合文本中彼此呼应的成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定隐性叙事的存在。在《纽约兄弟》的开始，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却又精心设计的细节就构成了对隐性叙事的有力支撑：十四岁的霍默第一次看了成人黄色电影，从此“性”取代了他头脑中浪漫的位置，他感到“被这个成人世界所欺骗”。从整个情节来看，这只是霍默人生中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与他后来的命运及国家的命运都毫不相关;但若与小说的隐性叙事联系起来，这件事就成了霍默的人生隐喻，因为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发现自己“被这个成人世界所欺骗”、从天真到“失天真”的过程。被纳入隐性叙事进程以后，这个原本琐碎的文本细节立刻获得了意义;反过来，有了这些细节的支撑，叙事的隐性进程则变得更加明朗，小说幻灭的主题意义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隐性叙事与显性情节在主题意义上常常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申丹，51）。在《纽约兄弟》中，隐性叙事与显性情节在主题意义上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关系。小说的显性情节是在“正义”和“进步”的旗帜下滚滚向前的美国社会发展史，纽约兄弟悖逆时代潮流，是被社会抛弃的两个“疯子”“怪胎”;小说的隐性叙事则完全颠覆了美国的“正义”和“进步”神话，揭露了美国政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纽约兄弟不再是当年纽约市民眼中的“疯子”“怪胎”，而变成了看破社会真相、隐匿于市的先知、预言家。小说也不再像有些人批判的那样“缺乏深层内涵和阐释空间”（schneider，46），而变成了一部隐喻性的社会批判之作：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才会让一个纯真善良的青年理想幻灭，并绝望到抛弃整个“正常人”的世界，选择加入“疯子”的行列？这是隐性叙事进程引发读者对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反思。

结语

《纽约兄弟》这本小说不仅仅是用纽约兄弟的一生做线索，将美国近一个世纪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以一种漫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个青年从天真到失天真的心路历程，把美国官方宣传的“正义”“进步”等神话拉下神坛，一一加以揭露和批判，使得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兼具了卡夫卡小说的黑色寓言性、加缪小说的荒诞性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似的社会批判性。在建构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形象上，不可靠叙述和隐性叙事等叙事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