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影响

2019-04-15 01:51邵磊
理论观察 2019年2期

邵磊

摘 要:《春秋公羊传》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重要的儒家文献,其学说在西汉时获得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推崇,它的“大一统”思想、改制意识以及强烈的复仇主义,对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对于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旧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春秋公羊传;大一统;复仇意识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2 — 0083 — 03

《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简称《公羊传》,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儒家解释《春秋》的一部重要著作,其研究学说被称为春秋公羊学。《公羊传》在汉武帝时被定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教科书,在宋代以后被列入“十三经”,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

《公羊传》专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尊周王、亲中国、斥夷狄、治一统,为后王立法;所谓“大义”就是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倡德义、诛乱臣贼子。《公羊传》强调诛乱贼、大一统、拨乱反正、尊王攘夷,这一思想到了汉武帝时被得到迅速的应用。〔1〕《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其价值完全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为政治服务,这就为帝王的统治直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世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公羊传》得以流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

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物质文化遭到空前的浩劫,为了恢复社会秩序,汉初的统治者采用了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汉武帝时,“黄老思想”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外部,北方的匈奴集团不断对汉朝发动进攻,南方的百越等地还未能正式列入大汉版图,经过“文景之治”的发展,西汉积贫积弱的现象已全面改观,全国上下要求对外雪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汉朝内部,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国对中央政府地威胁还未真正消除,地方王国问题殛待解决。国内外矛盾交织的结果,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出现,以代替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这种新思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具有强烈地复仇意识,以便激发国内的民族情绪,迅速的打跨国外的敌人;二是要具有“大一统”的思想,使中央政府在舆论和道义上也占据主导地位,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王国问题,使全国上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实现富国、安境、保民的目的。而《公羊传》就是在此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的。

(一)《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提出了“大一统”思想,目的是“尊王攘夷”,维护周王朝的统一。《公羊传·隐公元年》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土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这段话以“大一统”为核心,要求地方诸侯王要統一于中央天子,为统治者提供了指导思想,从汉武帝开始,《公羊传》中的这一政治思想开始长期占据正统的地位。

促使“大一统”思想走向成熟的,是西汉著名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在对策中,董仲舒宣扬“改制”,主张只尊奉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把其它诸子百家的学说全部禁绝。他认为只有在思想方面达到全国统一,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他的宣传下,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根据《公羊传》中“大一统”思想而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全国的治理。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对我国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二)《公羊传》的复仇意识

《公羊传》中除了“大一统”思想外,还有很强烈的复仇倾向,如《公羊传·隐公十一年》云:“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4〕认为替君讨贼、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去报仇反而很难在世上立足。在《公羊传》的思想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因此,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地位,要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哪怕过了一百代,也一定要去复仇。这一观念,到了汉武帝时期,被迅速发扬光大。我们知道汉武帝一生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大一统,二是对外大复仇。〔5〕

对外大复仇,主要是针对匈奴而言的。从战国、秦朝,一直到汉武帝之前,匈奴一直是北方的最大威胁。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军队把汉高祖刘邦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脱险。这对于汉朝统治者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经过60余年的和亲与休养生息,到了高汉武帝时,国力恢复,因此发动对匈奴的复仇之战,已势在必行。而《公羊传》中强烈的复仇主义,正好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为汉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

二、《公羊传》对西汉政治文化的影响

随着《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公羊传》中强烈复仇意识的传播,汉武帝及其后续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一)对内方面

一方面继续严厉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先后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法规,把王国分割成更小的侯国,严厉打击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把王国的官吏任免、铸币、收税等权利收归中央。同时,汉武帝还任用酷吏,限制和打击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势力。通过以上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初步实现了《公羊传》中设想的政治上的“大一统”。

另一方面,在思想上采用外儒内法的政策,把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孟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学校,专门教授五经,各级官吏也都从儒生中选出,这就在社会上基本实现了《公羊传》中所提出的思想上的“大一统”。

(二)对外方面

到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国家的经济势力已经非常雄厚,内忧已除,那么解决边境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北方,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军与匈奴军队连续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取得了反击匈奴的巨大胜利,遏制了匈奴的残暴掠夺,使北部边境地区安定了下来,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在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西南方,汉武帝派军队先后招服夜郎、攻破南越、降服滇王,加强了西南各族与汉族人民的联系。在东南方,汉武帝派兵攻灭了闽越和南越,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地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边疆地区问题的解决,是《公羊传》中的复仇意识在汉武帝时期的最好体现,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

三、《公羊传》对西汉以后政治文化的影響

《公羊传》在西汉经过董仲舒的解说,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学说。但西汉以后,公羊学逐渐衰退,在唐宋元明时期,公羊学几乎被人遗忘。

(一)公羊学衰落的原因

导致《公羊传》大起之后又迅速大落的主要原因是古文经学的崛起。汉武帝以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用隶书写成的“今文经”,而用汉以前的小篆等古文字写成的经籍则被称为“古文经”。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榖梁传》属于今文经,而《左传》则属于古文经。今文经学是由董仲舒开创的,董仲舒借助《公羊传》来宣扬“大一统”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他还借助阴阳五行学说来宣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念,这就使得今文经学蒙上了神学的色彩。加上后来的弟子们墨守陈规,致使公羊学逐渐走向了沉寂。到东汉后期,公羊学大师何休为《公羊传》进行作注,东汉章帝还让班固编纂了一部今文经学的大汇集《白虎统义》,但怎奈今文经学已穷途末路,还是未能继续发展。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开始进行托古改制,而古文经学中的复古主张又正好适应了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论需要。于是在刘歆以及东汉的郑玄等人的宣传下,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开始得到长足的发展,公羊学则被迫处于了次要地位。

东汉时,谶纬神学泛滥,凡事都要首先占卜、预言,然后才行,朝政和学术都弥漫着谶纬之气。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异军突起,在政治上主张无为、文化上讲究清谈,其所提倡的虚无浮夸和放荡生活作风,在社会上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隋唐时,为适应科举考试而编篡的官定《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等儒学书,却不包括唐后期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至此,公羊学已属于纯学术的范围了。宋元理学和明朝心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最终哲学化。就这样,经过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宋明心学一步步的洗礼,春秋公羊学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二)公羊学在清代的复兴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公羊学在清朝后期却得到了复兴,并且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学问。在历经千年的沉寂后突然爆发,这才是《公羊传》及公羊学的魅力所在。公羊学在清朝的复兴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1.学术发展的结果

清朝前期,文字狱大兴,学者们都不愿接触政治,纷纷转向学术,于是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考证古书的热潮。他们重视读书,反对空谈,主张脱离社会现实,专注考据,逐渐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到了清朝中期,“常州学派”掀起了恢复今文经学的运动,“他们一反学术界重视古文经的传统,重新提倡研究今文经,恢复西汉今文经学重视阐发微言大义的治学方法。”〔6〕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经学家庄存与,在众多经书中,他最精通《公羊传》,其著作《春秋正辞》,对《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作了进一步阐述。他的门人弟子孔广森的《公羊通义》、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等,都为春秋公羊学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社会形式发展的必然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国内农民起义,内忧与外患交织在一起,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不能再在古书里寻字摘句了,时事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来唤醒民众的觉悟。这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

龚自珍、魏源是清朝道光年间宣扬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又是倡导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启蒙思想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先驱〔7〕。他们引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主张做学问要经世致用,认为只有变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对洋务派和改良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不大。

真正在社会上掀起政治波澜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他利用东汉公羊学家何休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和“小康”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反对吃人的礼教,向民众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在《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中,利用公羊学的“改制”学说,借孔子之口宣扬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为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提供经学理论依据。他在《新学伪经考》中还说“六经”是孔子的托古改制之作,先秦诸子百家书都是诸子的改制托古之作。此说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正统思想,推动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内压抑已久的民族积怨终于爆发了。《公羊传》的“改制”观念和“大一统”思想在“百日维新”运动中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的理论武器。虽然维新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它唤醒了沉睡的民族精神,使许多有志之士认识到,单纯的依靠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中国要独立富强,只有发动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复仇口号,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纲领,目的也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民主共和国。之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帝制。到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屈辱,在中国大陆终于实现了大一统。

四、结语

对《春秋公羊传》的研究,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每当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非常时期时,春秋公羊学就会显示出它独特政治魅力。公羊学中的“改制”“大一统”“复仇意识”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学说,它促进了中国领土完整和民族自立的理论学说。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公羊学说在中华民族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依然能领略到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强不惜的精神风貌。这些,都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参 考 文 献〕

〔1〕倪金荣.《春秋》及其三传〔J〕.历史教学,1993,(05).

〔2〕(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注疏》〔M〕.1959.

〔3〕(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4〕(汉)公羊寿 传,(汉)何休 解诂,(唐)徐彦 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5.

〔5〕浦伟忠.《春秋公羊传》的复仇论〔J〕.管子学刊,1991,(02).

〔6〕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30.

〔7〕王凤才,时海燕.春秋公羊学及历史演变〔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l).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