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爵滋与许乃济在禁烟措施上的不同取向

2019-04-15 01:04:34 理论观察 2019年2期

刘斌

摘 要:清末禁烟是中国近代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往人们认为面对烟患清政府存在两种不同态度,即严禁与弛禁,黄爵滋与许乃济也相对应的被当作是两种态度的代表。近年来,严禁与弛禁之说得到学者们的更正,但对黄、许二人在禁烟措施上取向的不同分析不足,没有看到不同取向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近代之际中所存在的传统士大夫“道统”思想与经世致用下“实干”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道统;实干;禁烟;黄爵滋;许乃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2 — 0091 — 03

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不仅仅是道光朝的内政问题,更是一件涉及中外各方的重大事件。面对道光朝的“烟患”问题,当时的清廷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态度:一是以黄爵滋为代表的“严禁派”、一是以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两派围绕如何禁烟产生了巨大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已经打破了“严禁”与“弛禁”这样片面的一元论调,但对黄爵滋与许乃济二的禁烟措施的比较研究及二人禁烟措施分歧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尚有不足,本文将围绕着“道统与实干”的观点,对黄爵滋与许乃济禁烟措施的不同取向进行分析。

一、鸦片流入与“烟患”横行

中国步入近代的第一个挑战便是鸦片战争,这是两种不同国家制度碰撞下所必然发生的结果,但如果追溯这两种不同制度碰撞的原因则会发现晚晴鸦片的流入与“烟患”的盛行才是鸦片战争的最早发端。

(一)鸦片的流入

鸦片是从罂粟中提取的具有麻醉性、成瘾性的毒品。“唐代虽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纯粹的鸦片已传入中国,但是,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已经在中国开始种植是肯定无疑的。”〔1〕(46)在当时,罂粟只是作为一种观赏性植物而存在。真正将罂粟汁液提炼出来制成鸦片进行吸食,是在明末的沿海地区,由葡萄牙人、荷兰人等将鸦片吸食传入台湾再进一步传入大陆的沿海地区,蓝鼎元对这一时期鸦片吸食有所记载“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并写到“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2〕(56),到18世纪末,鸦片输入量逐渐激增,这是因为1773年英国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制定了对华鸦片政策,1834年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垄断权的取消极大刺激了鸦片贩子对中国疯狂鸦片。

根据严中平在《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对鸦片进口量的统计,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鸦片的输入虽逐年增长但总计每年尚不足一万箱,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后,鸦片的输入量开始大幅激增,每年输入的鸦片单是相较于上一年增加的便超过了一万箱,到1838年每年输入鸦片已经超过了七十万箱。正是由于在18世纪末,鸦片流入数量较之于以往大大增加,到了道光一朝,“烟患”横行使得当时的人不得不思考如何解决“烟患”问题。

(二)道光朝“烟患”

鸦片输入量的激增所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白银外流。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的地位,而鸦片成瘾性强且价格较高,所以当鸦片流入激增之后,中英贸易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由出超变成入超。龚缨晏认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为了购买鸦片这一毒品,支付了约2亿两的白银。”〔3〕大量白银外流不仅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运转,其间接导致的银贵钱贱更是直接威胁到了农民与小商人的生存,对近代农业与城乡小工商业造成严重打击。鸦片输入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使当时的清朝人身体疲敝,精神萎靡。当时上至满清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均沉迷于吸食鸦片不能自拔,林则徐在奏稿中写道“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4〕(600)长期以往所带来的民疲兵弱对于清王朝的统治将是根本性的威胁。正是由于白银外流、兵民疲敝对清王朝的危害,禁烟成为关乎朝运之事,而如何禁烟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争论。

二、黄爵滋与许乃济:禁烟措施上的分歧

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便颁布了禁烟令,此后乾隆、嘉庆朝均沿袭禁烟政策,之所以道光朝的禁烟会引起争论,是由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一本禁烟折。

(一)禁烟一事争论过程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鸦片烟例愈禁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在这篇奏折中,许乃济提出了与以往严禁鸦片有所不同的观点,认为“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5〕(202)许乃济在该折后又附上《请驰内地民人载种罂粟之禁片》。许乃济的奏折被批阅之后,道光帝很快便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就许乃济奏请驰鸦片一事进行会议,邓廷桢上《两广總督邓廷桢等奏付应准许乃济所奏驰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对许乃济的禁烟论提出支持。

许乃济的反对声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有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上《鸦片弛禁将有防国本生计折》。等到了道光十八年(1868年)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后,严禁之议汹涌而来,道光帝令各省进行议论,各省督抚大多对黄爵滋表示了支持。从道光十六年(1836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禁烟争论,长期以来被人们理解为清朝内部“驰禁”与“严禁”间的斗争,许乃济与黄爵滋便是这场斗争的两个代表。诚然许乃济在其奏议上也直接表明要驰鸦片之禁,但却不可因此而将许乃济及其奏议视为毫不可取,将许、李二人的两篇奏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人在禁烟措施上各有侧重。

(二)许乃济的禁烟措施

许乃济所上《鸦片烟例禁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试图在禁烟一事上寻找一条与以往严禁鸦片所不同的方式,即通过对旧有禁烟方法的变通来解决道光朝严重白银外流的问题。之所以要“变通办理”,是因为“鸦片烟例禁流弊愈大”这一事实。严禁鸦片自雍正朝开始,历经乾隆、嘉庆两朝再至道光朝,禁烟的法令越来越严,但由于清政府地方政治腐败,走私盛行,反而鸦片的输入却越来越多。清朝自雍正朝开始禁烟,鸦片每年输入尚不多,等到了乾隆、嘉庆两朝,禁烟措施逐渐加强,除以往针对“贩”“售”鸦片之外,对吸食鸦片的人也采取了强硬治罪的措施,但鸦片输入量却不降反升。等到了道光一朝,禁烟措施上采取了全面严禁的举措,并在道光三年(1823年)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道光十年(1830年)又颁布“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等法规,但鸦片输入量却在道光朝大幅激增。正是由于面临愈禁流弊愈大的局面,许乃济提出了他的禁烟措施,其大致有三点:

1.“计惟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5〕(202)对鸦片课税,相较于严禁下的走私,也更能管控好鸦片贸易,打击走私行为。以物易物,也能更好的解决“银荒”问题。

2.“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5〕(202)而“民间吸食贩卖,一概勿论。”该条旨在清政府官员内部禁烟。之所以禁官不禁民,是因为禁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之事,当时清朝民间吸食鸦片颇为严重,根本无法做到全民戒烟,先整肃官员内部,保证国家运行,官员禁烟,也可以引导那些想要步入仕途之人戒烟。

3.“驰内地民人栽种罂粟”〔5〕(202)。许乃济认为,允许内地栽种罂粟,一方面可以与西方鸦片相争利,防止白银外流;另一方面,内地所栽种烟性较为平淡,吸食的危害也相对较少。

面对许乃济的禁烟论首先要明确“弛禁”并非“不禁”。许乃济的弛禁,是建立在他对清朝禁烟历程认识所提出的。面对清朝当时禁烟不力、走私盛行的局面,首先要做的便是将鸦片贸易控制在官府控制之下,之后通过征税、禁止官方人员吸食、内地种植药性平淡的鸦片进行商品替换,从而达到解决银荒、逐步禁止吸食的目的。

(三)黄爵滋的禁烟措施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后,严禁鸦片之说再次汹涌而来。在该折中,黄爵滋首先分析了以往禁烟的四种论调(即,严查海关、禁止通商、关闭烟馆、种植罂粟)之不可行,认为以往禁烟“非不能禁,实未知所以禁也。”〔5〕(256)并提出了他的禁烟措施。

黄爵滋的禁烟措施只有一条,那就是“必先重治吸食”〔5〕(256),要以一年为限禁止吸食,如若还有吸食者,治以重刑。黄爵滋之所以重治吸食,是因为他认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5〕(256)但这样的禁烟方法在操作层面上存在颇多缺陷。首先,吸食者本身便是烟患之下的受害者,烟患的真正源头是非法贩卖,重治吸食未免本末倒置。其次,烟瘾不同于其它犯罪行为,成瘾性深浅不同禁烟时间与方法也就不同,一年为限恐怕难以禁绝。最后,即便一年为限施以重典,但吸食者唯有烟瘾发作之时才能分辨是否真正戒烟,平常时间难以分辨一人到底是否禁烟。正是由于这些缺陷,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人前往禁烟之时,并未按照黄爵滋奏折中提出的“重治吸食”,反而对鸦片走私进行了坚决打击。

三、道统与实干:分歧背后的不同取向

首先,在晚清禁煙措施上,许乃济与黄爵滋虽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样的分歧却无关是非,也无关爱国与否。如何评价近代的人物一直以来便有颇多分歧。如同林则徐与琦善一般,黄爵滋与许乃济也因其所主张的严禁与弛禁得到了不同的对待。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黄爵滋上疏之后不久,许乃济便因主张弛禁而被革职,次年辞世。此后,凡是主张严禁的便是公忠体国,凡是主张弛禁的便是贻害国事,更有甚者给严禁与弛禁贴上了爱国与卖国的标签。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文,首章便谈琦善,认为以往琦善卖国说误矣,近代人物评价不应片面。琦善尚且被人们重新认识,许乃济又何以堪之呢?因此以往爱国卖国、是非对错的一元评价可以休矣。

其次,对于禁烟这一问题,双方只有措施上的分歧。以往人们认为许乃济的弛禁会因为“禁官不禁民”使更多的百姓受到鸦片的伤害,对许乃济进行指责,但是许乃济所提出的禁烟措施确实最具操作性的,即便是在传统伦理道德上可能有所缺失。另外,许乃济的禁烟措施都是在其主张“亟请变通办理”之下进行的,在当时既要解决日益严重的银荒问题,又要重新寻求一条禁烟之路的局面下,其措施即便没能十分完善,但也终究无可厚非。反观反对弛禁主张严禁者的论调,无论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袁玉麟上疏反对弛禁还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的上疏,他们都是在对旧有严禁论进行修补,没有新措施的阐发。严禁论自雍正朝起开始实施,其严禁本身并没有错,但历经乾嘉,流及道光,清王朝已然处在王朝的中衰期,与雍正朝政治环境相比,道光朝地方官吏疏于政务,贪污腐败,查办不严,这才使得严禁之下走私不止,反而是愈禁流弊愈大。严禁派固守旧说,许乃济另辟新径,但究其根本双方确是一致,都主张禁烟,双方的分歧只在“如何禁烟”。即便是严禁派,其着眼点也并非是要拯救万民于烟患,而是要通过禁烟来解决白银外流之局面以重振道光政局。所以,严禁派与弛禁派可谓是“同旨异趣”,并无是非对错之分。

最后,黄爵滋与许乃济在禁烟问题上的不同取向所反应的是中国士人背后对于道统与实干的不同主张。中国的士人自产生起其取向便有二:一为坚持道统,一为崇尚实干。自明末清初顾炎武首谈“经世致用”,经世实干思想在清朝一直是不绝如缕。纵观道光朝严禁弛禁之争,本文认为其分歧便是由于当时士大夫在道统与实干之间的不同取向。无论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袁玉麟反对弛禁的奏疏还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的奏议,先是其治内不治外没能冲破旧有思想理路,即华夷之辨。在华夷之辨之下,严禁派认为没有必要去管束西方蛮夷,只需天朝上国自我修德,处理好内务外患自可消弭于无形。再是,严禁派所谓严查之下便可禁烟,是传统观念下君主发威德,下臣行如流的观念。最后,对吸食烟民施以重典,更是一种“治乱世必用重典”的再现。反观弛禁思想因许乃济而首现朝堂,其发微却并非许乃济。早在许乃济之前便有广东人吴兰修、何太清的倡导弛禁思想。吴兰修,是“嘉应知名士,号多闻,留心世务者,”〔6〕(8)其所著《弭害篇》被许乃济稍加润色便成为《鸦片烟例禁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如果将主张弛禁的人物,即何太青、吴兰修、时任两广总督吴坤、邓廷桢等相比较,则会发现主张弛禁的这批士人都处于当时烟患最严重的两广地区。一方面,清朝经世思想在沿海地区最为兴盛,另一方面,长期地方从政实践也使得他们的主张更具操作性,更有实干色彩。

综上,黄爵滋与许乃济以及他们的纵横议论早就消散在了历史的云烟之中,即便他们的禁烟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爱国情怀终究是全然一致的。后人面对前人进行品评时,切不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是要因其时、因其事,否则岂不是辜负了前人的思索与劳顿。严禁与弛禁,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禁”字,恐怕难以说清谁更高明一些,但是许乃济等弛禁派却为当时的清政府禁烟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与方法,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难得的。

〔参 考 文 献〕

〔1〕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2〕蓝鼎元.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A〕.丁日健.治台必告录〔C〕.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

〔3〕龚缨晏.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J〕.浙江大学学报,1999,(04).

〔4〕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梁廷楠.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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