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中仰望星辰

彭应翃

摘要：绘本《赶牛车的人》的经典性魅力来源于其叙事中的强大诗意。这种诗意的产生不仅仅在于其文字的诗歌形式和图画的隽永风格的结合，更来源于其叙事方式及特点。循环性的叙事模式和“物”“欲”分离的叙事内容令这个看似简单、质朴的故事呈现出丰富的韵味，从而成就其经典性魅力。

关键词：《赶牛车的人》 叙事 诗意

绘本《赶牛车的人》（Ox-CartMan，1979）由美国桂冠诗人唐纳德·霍尔（DonaldHall）和著名插画家芭芭拉·库尼（Barbara Cooney）于1979年合作出版。该书于出版次年获得凯迪克奖（The Caldecott Medal）金奖。《纽约时报书评》（TheNewYorkTimesBookReview）认为这部“可以令人一读再读的绘本”，“对儿童与成人具有相同的感染力”。此書自问世至今虽已近四十年，但书中对“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家庭伴随着季节变迁的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仍具有动人的魅力。那么，这种可以跨越年龄、时代、地域、文化的经典性魅力从何而来呢？

阅读《赶牛车的人》，读者很容易便能感受到其中的浓郁诗意。诗意首先来自于此书的文字部分，唐纳德·霍尔用诗歌的形式完成了对过往年代农家生活的怀想。其次，诗意还蕴含在图像中。芭芭拉·库尼在每一个跨页里，都以干净而安静的笔触绘制了典型的田园风光——山坡、树林、晴朗无风的天气、静立的农舍、悠闲活动的家禽、安然劳作的农人。一切静态的物象与诗歌本身的舒缓节奏、反复吟咏相互作用，共同完成了文本表层的诗情画意。不过，这种表象上安宁静谧的美感还不足以说明《赶牛车的人》真正的感染力。此书的主要魅力还是来自于其内在的诗意叙事。

一、时空的循环与绵延

《赶牛车的人》叙事极其简单：每年10月，全家人把“一年来家里做的、地里种的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装满牛车，由父亲赶往朴次茅斯大市场售卖。他同时买回几样家庭必需品，一家人又开始有计划地劳作，从冬天一直到第二年5月。整个故事没有起伏的情节和激荡人心的情感，字里行间只有对日常生活的平和描述。在全书的倒数第二个跨页里，一家人面向读者站立，背景是青翠的草场、茂盛的果林、整洁的农舍、远山上的小牛，这似乎是画面中的人物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向读者道别。故事至此虽戛然而止，但读者必然明白，此后的年年岁岁，农场里的生活仍会行进在前文已描述过的轨道上，循环不止，生生不息。

这种理解的生成主要来自绘本对具有循环性质的日常生活进行的叙述。循环性首先体现在故事的空间与时间层面。牛车装满后，赶牛车的人从家乡出发。

他在牛车前头走，一直走了十天，/翻过山坡，越过山谷，沿着小溪边走，/穿过农场和村子，/终于到了朴次茅斯。

而买卖完成后，他：

步行朝家走。/穿过农场和村子，/翻过山坡，越过山谷，沿着小溪边，/终于回到了家。

跋山涉水，穿乡过镇，再原路返回，在起点之处迎来行程的终点，回文性质的诗句形成了一个叙述上的环形结构，与之相对应，主人公也完成了“家一市场一家”这一具有圆环性质的空间转换。不过，这种空间上的环形结构并非孤立的闭合系统，而是具有无限延展性。延展性生成于时间因素的加持。书中不论文字还是图画都极其强调季节的变换：秋天售出货物，冬天制作各种物品，春天种植作物，以备秋天出售。由于四季的变换具有循环不止的特性，因而可以想象，主人公在市场与农场之间的往返也并非一次性完成，他定然循着“生产一出售一购买一生产”的行为轨迹周而复始地穿梭于乡村与城镇之间，年复一年地演绎永不变更的人生。

其次，循环性还体现在意象层面。《赶牛车的人》中意象的重要特点是其复现性。绘本中，主人公在市场售卖的商品除了剩余的农作物，还包括自制的物品，更包含装载这些物品的容器、车辆、牲畜。回家之后，一家人又开始种植相同的作物、制作相同的物品，男主人开始做新车，小牛渐渐长大，等待来年拉着相同的货物前往市场。所以，羊毛、亚麻布、蜡烛、扫把、枫糖、土豆、苹果、圆白菜、萝卜、蜂蜜、鹅毛，每种意象既是上一年出售的商品，也是下一年生产待售的产品，可以想见，这种复现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规律地延续下去。反复出现的意象实际上暗示着农场上的生活和生产也会像四季的更迭一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所以，《赶牛车的人》并未将生命书写成变幻不定、摇曳多姿的惊奇旅程，它只是极其简洁地描绘了在寒来暑往的时光里，生命那年年岁岁的相似容颜。这近乎单调的循环不止，超越了一切繁华喧嚣，以它的质朴、充实，显示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安宁而坚毅的品质，从而赋予作品内在的诗性。

二、“物”与“欲”的分离

在《赶牛车的人》中，诗意不仅体现在场景与意象的循环往复里，绘本对物质世界的描摹，也不动声色地隐含着动人的力量。

读者很容易就会发现，《赶牛车的人》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物”的世界。故事一开篇，叙述者便将一年来家里做的、地里种的各种“物”堆积到了读者的面前。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不仅每一样“物”都有其市场价值，甚至装载运输这些“物”的木箱、木桶、袋子、牛车、牛轭、缰绳，以及拉车的牛也是可售的商品。书的后半部，我们得知，主人公回家后继续和家人生产来年将售卖的物品。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这个充满了物质、商品、买卖行为的世界里，本应具有浓郁“铜臭气”的繁华市镇，似乎并不与远离尘嚣的乡村田园发生矛盾。以商品为典型符号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极度不和谐，是工业革命以来许多作品（包括儿童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然而，在《赶牛车的人》里，主人公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乡村与城市。他能自在地处理农场上的生产事务，也能自如地在市场经营买卖事宜。市场中的买卖与乡村中的劳作具有相似的温馨情调，非常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物质”的现世性世界不但并不妨碍田园世界的诗意表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表达效果。为何会如此呢？原因便在于叙事中“物”与“欲”的分离。

“物”与“欲”的分离主要表现为生产与买卖行为中“欲望”的缺席。就一般的意义而言，物质的充盈往往联系着待满足的欲望，生产和销售商品的目的多在于赚取利益进而充分满足个体的消费欲。当赶牛车的人的出售客体循着“货物一装货物的器具一牛车一牛轭和缰绳一牛”不断向前推进，便意味着他累积的财富越来越多，于是读者会极其合理地对其之后的购买活动怀有期待。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与琳琅满目的售出相比，他买人的物品乏善可陈——“带着满口袋的钱（full of coins），他逛遍了（walked through）朴次茅斯大市场”，却只买了一只铁壶、一根绣花针、一把小折刀和两磅冬青薄荷糖，而这四样物品也并不全是一年来辛勤劳作的犒赏。铁壶是用来烧晚饭的生活必需品，分别送给女儿和儿子的绣花针与小折刀都属于生产工具，只有冬青薄荷糖联系着真正的物欲享受，却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饭后一人一块”。而且，当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获得丰厚回报之后，一家人完全没有尽情“享受”的意愿，他们更强烈的意愿是展开新一轮劳作。所以，赶牛车的人回家当晚，就开始缝制新的缰绳，女儿和儿子也开始用新的工具制作待来年出售的产品。于是，在《赶牛车的人》里，我们看见了全家人合理分工、各司其职的强大生产力，却没有看见与之相匹配的消费欲望。正是生产力与消费欲之间的巨大反差使故事中被生产与消费的商品成为被剥离了欲望的“物”。

由于“欲望”的缺席，故事中的所有“物”便被还原为单纯的劳动的结果。它们的最终归宿虽然是市场，但是与之紧密相连的却不是市场的必然衍生物——难以餍足的私欲，而是其制造过程中一幅幅安宁静谧的田园生活场景。温暖的炉火旁，孩子们做着简单的工作等待晚饭烧好;阳光穿过窗棂，母女俩相对而坐，安静地织布绣花;夕阳映照着白雪，一家人各司其职采集树液、熬制枫糖浆;小树长出新芽，草地上开着星星点点的小花，剪下的羊毛落在地上像柔软的白云。因为被剥离了欲望属性，进入市场的“物”也就隐去了世俗气息，成为田园生活的诗意象征，从而调和了城镇与乡村的固有矛盾，在故事中建立起一以贯之的、属于田园生活的，从容而坚定、淡雅且醇厚、朴素又充实的基调。于是，叙述中诗意的力量便应运而生了。

綜上所述，《赶牛车的人》内在的诗意既来自循环性的叙事方式，又来自“物”“欲”分离的叙事内容。二者结合，令这个看似简单、质朴的故事呈现出丰富的韵味，从而产生持久的跨越年龄、时代、文化的强大感染力。如今，在愈益繁忙冷漠的都市中，面对快餐文化的泛滥，现代人不可避免地会被消费主义狂潮所裹挟，但是，只要心里仍然怀有对朴素、宁静、充实生活的向往，生命便不会失去其固有的温度和诗意。《赶牛车的人》正是用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温暖的诗意，让我们虽身处喧嚣，仍能安静地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