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19-04-15 01:52:34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1期

佘君

关键词: 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传播

摘 要: 中苏论战对中共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整理发表了对苏共和其他党的批判文章以及相关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在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中苏论战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

中图分类号: D829/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1607

Abstract: The Sino-Soviet Debate played an obje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spread of Marxism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bat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 multitude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and Lenin. It also edited and published the fourth volume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collated and published criticism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other parties as well as the remarks and works of relevant revisionists. Marxism-Leninism was propagandized, and the Sino-Soviet Debate and the policy view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re introduced among the party cadr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逐渐升级到公开论战,最后导致两党关系决裂,两国边境兵戎相见。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又伴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由此成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史研究的热点。19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和美国相关文件资料的解密,有关中苏关系、中苏论战方面出版了不少论著,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①

。虽然中苏论战“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291,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持续十年的大论战客观上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中苏论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

苏共中央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而此时中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文献和回忆录有: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199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阎明复《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三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等对中苏关系演变特别是论战的过程进行研究。蒲国良的《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孔寒冰《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陈立中《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叶政《中苏关系演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高正礼《中苏论战与中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探讨了中苏论战的起因、影响、教训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也正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部署。如何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苏共提出的新政策及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促使中共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审视和回应。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除少数苏共中央领导外,大多数与会代表都没有思想准备。会后,苏联各地方党组织向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宣读报告内容。“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2]222美国《纽约时报》于3月10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吴冷西认为是10日(《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杨奎松认为是16日(《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也做了广播。英、法、意等国报刊乘机对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报刊也发表了大量揭露个人迷信的文章,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普遍的思想混乱。

同样的混乱也出现在中国。3月17、19、23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讨论“秘密报告”,认为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有错误。中苏分歧由此产生。鉴于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反共风浪,会议决定要发表文章,一方面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一方面坚持全面分析斯大林,既要指出他的错误,更要强调他的功绩。以此弥补报告的片面性,补救赫鲁晓夫的错误。[3]550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公开评价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表独立的见解。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中央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干部,高、中级党校党员,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的学习,以克服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6年波匈事件爆发后,西方世界对苏共中央的处理方式进行攻击,以铁托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公开谴责苏共,苏联国内出现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匈牙利,世界范围内自苏共二十大以来酝酿的反苏反共风浪达到高潮,“甚至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4]41。自11月24日至12月27日,毛泽东25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以及相关人员开会,讨论东欧形势以及铁托的普拉演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一是面向国际,在匈牙利问题上声援苏联,批驳铁托“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言论;二是面向国内,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教育和指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苏共和斯大林,消除人们的疑问和揣测,并强调共产主义运动要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此后,随着苏共中央内外政策的逐步发展和系统化,中国共产党也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和建设实践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针对性地批驳苏方,部署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活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之后,苏共中央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又作了许多新阐述,包括: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防止;国际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全面缓和时期,结束冷战、和平共处开始从可能变为现实;应该利用一切可能,避免紧张和战争,等等。苏联报刊上普遍宣传没有战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三无”世界。在毛泽东看来,此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在中国”,赫鲁晓夫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总有一天要走向它的反面,改好,或者自己改好,或者由旁人改好”。[5]247因此,1960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公开阐明对“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的看法,帮助赫鲁晓夫和苏共,在批判中实现团结。[5]310

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契机,中国掀起了宣传列宁,出版和学习列宁著作的热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列宁选集》四卷本,于1960年4月10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包括了列宁在各个斗争时期所写的重要著作,涉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根本问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列宁的思想。选集发行了精装本一万册,分别由各地图书馆购藏,普及本由新华书店分发各地书店零售。[6]189至1963年2月,《列宁全集》39卷也已经出齐。《斯大林全集》13卷从1953年9月出版第一卷到1958年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1956年出版第1卷到1985年出版全部50卷。

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围绕中苏两党的主要分歧编选列宁论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革命、反对修正主义、不断革命、群众运动,以及论党等八个专题的言论集,每集约三四万字,由《人民日报》自四月中旬起全部刊载,再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作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书籍出版。[6]190

4月16日、22日,《红旗》《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题为《列宁主义万岁》和《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作《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上述文章和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中共中央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一些观点主张。这三篇文章和讲话也印成了小册子,以《列宁主义万岁》为标题,用中文、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等多种语言公开发行。[4]170-171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作为回应,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復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7月14日,苏共又在两党会谈期间公开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点名批判中共和《建议》,会谈破裂。此后,中苏两党分别在各级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辩论。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重头文章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和平共处政策、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问题上对苏共观点逐条批驳,阐述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张。由此,两党争论进入到激烈的公开大论战阶段。

为适应国内外斗争形势的需要,196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中央宣传部明确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即“30本书”,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8本、《自然辩证法》导言等恩格斯著作3本、列宁的《怎么办?》等11本、斯大林的《论反对派》等5本、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3本。这些书还排印了16开、3号仿宋字的大字本,《共产党宣言》等书出版了线装本。1964年2月,毛泽东指示将这30本书出版大字(四号字)线装本,分册印装。自1956年到196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出版21卷,重要著作大体上都出版了单行本,还出版了一大批书信集、专题文集、文稿和言论汇编等等。[7]228

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专题论著,针锋相对的论战色彩明显。据吴冷西回忆,收集和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论述,“搞清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什么人讲的”,“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这样在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比较熟悉,辩论起来有根有据”。[4]196

196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中央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再次要求党员干部普遍进行马列著作的学习,以达到防修反修的目的。“中央认为目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好时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这种在战斗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最好办法,只要我们认真运用这个方法学习,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增强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6]189中苏论战的“战斗”环境更有利于推动干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

随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特别是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1960年代以后大量编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领导和组织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不仅为与苏共论战准备了理论武器,也为党的队伍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掀起毛泽东著作学习活动热潮

《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早在1949年就已成立,当时已拟定计划选编出版四卷本,第四卷的内容拟定范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三卷先后出版 [8]。时隔七年,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终出版,只收录了毛泽东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的70篇著作。而其出版背景:一是克服国内“大跃进”运动造成工农业建设的挫折,“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加强全党团结,发扬埋头苦干、勤俭建国的精神,加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内部发行),第364页。 ;另一个原因就是应中苏论战的需要,正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道路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以反驳苏共关于国际形势、“和平过渡”等系列观点。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座谈会。会议认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记录,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好的教科书”;“对于加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三册)》(内部发行),第364页。 会议还建议各地要注意从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反动派的本性和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反动派,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等理论专题进行学习和宣传。这就使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和宣传明显地具有了同苏共“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政策主张相论战的意味。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同时,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配发多篇文章进行阐发和解读。9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对第四卷相关文章创作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也从前述几个专题进行阐释,凸显其“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主要精神[9]。10月,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点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目的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搞毛泽东的崇拜,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需要。” [10]592-593

为方便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1964年3月,中央还决定编印两本选读本,一本供工农群众学习用,另一本供一般干部学习用。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11]356全国全军掀起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高潮。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从酝酿至出版,间隔七年之久,中苏论战是推动其最终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完成,不仅全面系统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任务,即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防止和反对以“和平过渡”取代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并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借鉴。

四、编译、出版“灰皮书”,为反修斗争提供“反面教材”

中苏论战中,多数中共党员甚至干部,关于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反华言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言论,尤其是对作为反面人物修正主义者的言论知之不多。毛泽东认为“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阅读反面言论可以进行比较和研究,起到“种牛痘”的效果。因此,他指示相关部门收集、查找这些资料,为反修提供资料。[12]1

《人民日报》在论战期间不仅宣传中共中央的理论观点,同时也发表了苏共、意共、法共、美共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转载苏共《真理报》等報刊上的反华文章。自1960年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编辑《赫鲁晓夫言论》,收集赫鲁晓夫自1932至1964年公开发表的讲话、书信等,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词典”,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64年又编译出版了《苏联报刊反华言论》五集。

1960年底,中央编译局成立国际共运史资料室为中央反修斗争服务,主要任务就是搜集、翻译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1961年后,资料室陆续与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供内部参考使用,1963年和1964年是出版高峰期,至1966年中断。期间出版了:《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考茨基、伯恩斯坦、鲍威尔、托洛茨基等“新老修正主义者”的论著。[12]7这些书统一用灰色做封面,内部发行,俗称“灰皮书”。

周扬在1960年初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出版修正主义者著作的意见时提出:文化出版界要配合反修斗争,成立文艺反修小组,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62年至1964年,中宣部组织出版了一批西方社会科学和苏联文学艺术著作,也称“灰皮书”“黄皮书”。包括德热拉斯和哈耶克的代表作,以《解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为代表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小说和文艺理论作品。[13]5-9

这些著作也成为高校政治理论课上建议学生阅读的书目。1961年4月,教育部关于《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提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是教育学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和处理工作,不断地同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反动思想的影响进行斗争”。[14]41-44文件建议学生需要阅读的书目,除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之外,还包括“资产阶级哲学论文选”“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选”“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文选”“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等。

这些“反面教材”编辑和出版的初衷是为开展反修斗争提供批判材料,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现代修正主义”的来龙去脉,增强论战的针对性。从长远来看,也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更对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五、宣传论战双方文章、观点,开展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曾说:“出现了二十大、二十二大,这也并不坏。它能帮助我们,使我们想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加强工作,加强团结,促使我们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党单是用马列主义对人民进行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有的人就是不听,也不看书。好,修正主义来了,就得想想问题,看点书,看修正主义怎样骂我们,我们的话更有人信了”。[11]267刘少奇也认为,修正主义暴露出来是好事,“修正主义出现是列宁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我们可以大大发展马列主义,可以组织马列主义的队伍”。[4]220因此,关于中苏论战的基本情况和各方观点,中共中央指示不仅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还有组织地向广大党员干部传达,以期形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和契机。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不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国家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也开始在中国流传。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据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戴煌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华社召开一次会议,专门传达“秘密报告”。吴冷西在会上宣布,“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15]1-3顾准也描述了中央党校传达秘密报告的情况:传达人“只是照本念这份报告,念完就散会。念报告不加按语,念完后对学员不提任何讨论或批判这个报告的要求,听完就算完事”。[16]230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除以中共中央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外,文化部还组织在各大城市放映有关列宁生平的影片、演出相关戏剧、话剧。[6]189京津沪等市举办介绍列宁生平事迹的展览会、报告会、座谈会和讨论会。活动的主旨在于让群众了解列宁在革命中的坚定信念和与修正主义顽强斗争的经历,呼吁群众“学习列宁革命战斗精神”。[17]

公开论战期间关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以及其他兄弟党对中共的支持或反对文章,《人民日报》多数予以刊载,中央广播电台也进行播报。中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召开会议,组织党员和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辩论活动。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扩大传达范围,过去只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现在要一直传达到基层支部书记,并“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作报告”。[11]278

鉴于苏共在报刊大量刊登反华文章,196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试办内部刊物的通知》,提出要扩大批判修正主义的范围,不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而且逐步在中央一级其他报刊和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同时,要组织更多的党内外的理论学术工作者和有关的干部,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文件提出,“要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纲,带动党内外干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带动理论学术研究工作,带动理论干部的培养工作”。这样将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有利于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理论学术队伍,在斗争中教育群众、锻炼队伍,使一些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高的人得到提高。[6]335

国际反修斗争推动了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全面开展。196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运动, [18]1184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组成理论宣讲团,向群众传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此时,农村和城市正在开展的“四清”和“五反”运动,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对苏修斗争相呼应,形成了面向全國民众的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六、余论

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发表了苏联报刊及其他兄弟党的批判文章和领导人讲话,以及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向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论战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献资料的出版,特别是通过学校、报刊、广播等途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客观的推进作用。随着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传达和讨论,几至家喻户晓。普通群众也频繁地关心国内国际大事,论战中使用的诸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三和”“两全”等概念开始进入群众的视野。

从长远来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亲历者们多年后重新反思论战双方的观点,总结历史教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19]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关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等提供了历史启示。[20]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主张,如: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把反对霸权、争取和平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起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原则,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的关系等理论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争论的重新回答。

当然,论战中,中共中央发表的文章也存在明显缺陷。如:“九评”不仅在内容上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准备[21],在形式上对“文革”时期动辄戴“帽子”、打“棍子”评论文章风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论战文章无论是对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评价,还是关于西方国家或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现状,都缺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阎明复回忆《建议》起草过程中曾去《红旗》杂志社,看到会议室里堆满了马列主义的著作,起草人员正在忙着摘抄经典著作。“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在讨论会上也说“这样的八股文章,没有任何战斗力,老祖宗讲什么,赫鲁晓夫说什么,相比对照,不一致或有差异,就是修正主义,完全没有联系现实”。[22]何方也对此提出批评:“我们的论断不是出于调查研究的结果,而是先有诊断,然后再去找材料编理由来加以证明。”[23]

没有调查的理论和观点难免会脱离实际。时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提到:1958年初,南共为准备七大提出了南共纲领(草案)。大使馆将南共纲领及国内情况与《莫斯科宣言》提出的九条社会主义社会共同规律作了比较,认为南共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民族平等和保卫社会主义等六个方面。所以,伍修权在报告中提出南共纲领草案许多部分观点正确,“与我党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此时由于苏南关系恶化,中国国内已认定南共纲领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因此,伍修权被召回国,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检讨。[24]

是用马恩列斯的理论观点去界定和规范变化了的社会实践,还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论战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航道,把苏共和一些东欧国家共产党对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点的反思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陷入绝对化和教条化的误区,在实践上也中断了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探索而走向极“左”。这尤其应为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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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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