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途与新路: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范式转向

2019-04-15 01:52:34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1期

丁修真

关键词: 科举地理;科举专经;人才分布;研究范式

摘 要:

在科举人才地理学术命题的发展脉络中,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无疑具有开创意义。该文的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問题,也为此后大多数相关研究所承袭。正因为如此,近三十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招致了部分学者“千篇一律,难出新意”的批评。时下科举人才地理的出路,需注意在实践原有范式的旧途之中,寻找新的方向,克服过于依赖归纳法所带来的缺陷。近年来兴起的专经研究则是走向新途的一条可能路径。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8308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y academic pro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Ding Wenjiang's articl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Geography  is undoubtedly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is paper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re also inherited by most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es. Because of thi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geography research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and it has also attracted criticisms from some scholars that they are "one size fits all, and new ideas are difficult to come up with". Nowadays, the way out for the geograph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requires attention to fi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old way of practicing the original paradigm and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relying too much on inductive methods.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scriptures that has arisen in recent years is a possible path to a new path.

科举人才地理,是指科举群体所呈现的地理分布及地区差异的历史现象。学界一般将1923年丁文江发表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以下简称《历史》)视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不过,由于时代所限,且过于依赖归纳法的取向,丁文江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受其影响,近30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论著迭出,一面显示出该命题丰富的学术内涵,一面也遭到学者“原创性的学术见解并不多见,一半左右属于可写可不写之列”的批评。[1-2]所以,对于这一亘久亘新的学术命题而言,总结成就,发现问题,探索解决之可能,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近30年来的相关研究为例,在梳理基本面貌的基础上,分析丁文江范式的表现及问题,进一步讨论其范式转向的可能性,从而为该领域的继续开拓提供一些思路。

一、近30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基本面貌

近30年来的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在其影响下,历史上的人才地理问题得到学界的重新发掘。尤其以1992年浙江大学“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是科举人才地理的迅速发展时期,研究范式逐渐成熟,问题意识也不断加强。近10年为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研究进一步分化的时期,体现为部分讨论开始趋同,问题意识弱化,而有一些讨论,则已开始尝试突破旧有的范式。以下分而述之。

1992年,由浙江大学等高校牵头,于杭州、湖州地区举办了“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提交大会的60余篇论文中,涉及历史时期科举人才地理讨论的有10余篇。所收论文中,除部分学者,如何炳棣、葛剑雄、周振鹤等,提出了较严肃的学术观点外,大部分的讨论,是希望通过地方历史人才的研究,为当前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基本反映了此时期人才研究的主要学术取向。也正因为如此,部分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明显。例如史料的甄别不够细致,主要是以地方志为主,缺乏基本的考订。统计的标准也有问题,往往用当代的政区概念作为分析单位,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而一些基本方法,如以人才数除以各单位土地面积来考察分布密集程度以分高下,也在随后的研究中逐渐为学者所摈弃。在分析影响人才产生的原因时,受丁文江等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即地方经济(农业、商业发达地区)、政治(省会)、交通(水路驿道)、教育文化(书院、学校、进学生童等)皆被视为影响地方人才产出的重要因素。[3-4]

从20世纪90代末至本世纪初,是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期。不仅论文数量逐年增多,相关讨论也在进一步深化。1997年,范金民就明清江南科举人才发表了系列论文。较此前的研究,其讨论的史学意味得以加强,体现为:在史料上,充分利用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基础作用;在方法上,一是从明清长时段对江南地区进士群体在全国的比重进行了讨论,二是按照历史地理辖区,分别从府与县的层面进行了科举人数的统计。[5-6]这样一种思路,遂成为后续不少研究的参照模式。如在重新考察江西地区进士分布这一问题上,谢宏维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地方志,基本套用范文的模式,对江西省进士在明清时期的比重变化、各府、县分布做了讨论,并对江西省明清进士变化做了相关分析。而在谢文之前,郑建明也有关于江西地区进士群体分布的讨论(《试论江西进士的地域分布》,先发表在《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后又以《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实为同一文),但二人在方法与史料的运用上已不尽相同。洪璞则在范文既得结论的基础上,利用乡镇志,对吴江一县宋明清三代的进士分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微观变动纳入到进士人数的发展影响中来,颇具新意。李琳琦同样采取范文的模式,对明清徽州地区进士分布进行考察,并将社会经济对于科举人才的影响进一步落实至徽商与商业家族的襄助。以上见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方变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洪璞:《江南进士地域分布趋势的社会与经济考察》,《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近10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大幅度增长,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的地域空间在不断拓展,从全国性的讨论至省、府、县乃至跨区域的研究竞相呈现,丰富了科举地理研究的面貌,考察空间的层级下移,有利于讨论的进一步细化。二是借鉴社会科学统计与计量方法,对原有的一些结论重新加以审视。例如王红春在对明代浙江举人产生的讨论中,运用spss频数工具来进行相关数据的分析。[7]后新宇利用OSL模型讨论清代进士产生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8]武强则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法对清代河南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9]三是史料问题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体现在新的史料的不断开拓。从主要依靠地方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核心史料,逐渐扩展至乡试录、登科录,尤其是明代乡试录汇编《南国贤书》《闽省全书》的利用,为科举地理研究拓宽了新的视野。[10]清代研究,因客观原因,之前对乡试录、会试录利用不够,近年来,也逐渐得到重视。[11]四是对产生科举人才要素的思考更加多元,视野也更加开阔,受近年科举专经研究的启发,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向。这一点,下文会有详论。

那么,在這样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学界“千篇一律,难出新意”的批评又是从何而来呢?

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相关史料统计地区科举人才数量,勾勒地区科举地理的时空样貌,二是联结历史要素分析样貌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就前者而言,经过数十年的讨论,一些已基本成为定论的内容确实在反复出现。

一是科举地理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这主要体现为平原地区科举人数明显多于山地;沿海地区,滨海多于内陆;水、陆交通干线,如运河、驿道等地,是地区科举人才的集中地;各个地区的省府所在地、县治所在地一般是人才集中的地区。二是时间上的不均衡性,例如山东进士地理分布中,“个别地区某些县在明初曾出现过为数不菲的进士,然而在以后的科目中却迅速沉寂甚至销匿。相反,另外一些州县在明初的进士中数甚寡,但之后却不断增加,最终在全省的进士数上也跻入了较前的位次”。[12]明代浙江“处州府的举人分布在嘉靖以后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减现象。严州府在成化至万历期间的举人分布也有较大程度的衰减”[7]。福建“泉州府和漳州府在明代前期的科举成绩并不很突出,但自隆庆至崇祯年间,中举名额超过福州府和兴化府而跃居前两位”。而从长时段来看,一些明代科举较为兴盛的地区,入清后则陷入了停滞。[13]上述空间分布的一般特征,于地理条件较为相近的地区基本适用,故在选题重复率较高的地区,难免造成结论千篇一律的印象。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得到的154篇科举地理相关论文的地域分析,其中安徽地区有12篇,福建与甘肃有10篇,河南、江苏有9篇。值得注意的是,关注最多的区域,并非当下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地区。这样一种现象,与研究者的背景、师承、所在地域有密切联系。

不过,相似的人文地理现象,其促成的原因仍可能多样,所以,对于那些批评意见而言,当前科举地理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现象的揭示,仍在解释与结论上的“失效”。

上文已经提及,在早期科举地理研究中,诸如文化、经济、政治等,皆视为可以关联的历史要素。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一些看似深度关联,正在失去解释上的效力。例如在解释地区科举人才差异时,一度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进士籍贯分布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人才属性与地方经济发达与否有密切关系。进士人才多的地方,几乎全是经济发达地区”。[14]新近研究则认为,“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地理因素以及人口等单独某一因素通常不足以解释区域间进士分布不均衡的现象”。[12]吴宣德将各地学校、书院数量与科举人数进行比较后,发现之前重视的文化因素与人才产出之间并非完全成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将结论修正为,生员越多的地方,脱颖而出的士子科举竞争力更高。[15]季平、许静等人对福建、湖南等地科举人才的统计后发现,各府(州)的户数比例数与进士比例数之间是不匹配的,并且差异十分明显。[13][16]

在某些选题相近的讨论中,甚至存在互相抵牾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明代江西各府举人分布与其人口、书院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17]但也有观点认为:“就吉安府看来,书院未盛行的中前期的科举成就比书院盛行的中后期成就高,阳明学在吉安的传播及书院讲学之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吉安士子的科举竞争力。”[18]又如有观点认为清代海禁的开放,带动山东沿海地区海上贸易的恢复及新的城镇崛起,成为进士人才分布转移的主要原因。[19]但也有考察指出,清代中后期松江科举竞争力日渐衰落,与上海地区发达的航运经济和口岸贸易密切相关,日益发达的商业环境使士人纷纷 “弃儒服贾 ”,流向商人阶层,导致进士人数的减少。[20]在南宋温州科举兴起的考察中,学者指出固然有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繁荣的支撑作用,但不能视为温籍士人崛起的主要因素,因为无论在全国还是浙江而言,同时期经济繁荣程度、生活水平比温州高的地方比比皆是,但在科举繁盛程度上却远不如温州。[21]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当下研究,通过对历史时期科举地理样貌的描摹,提供了区域各级人才数量与时空变化的详细数据,极大地丰富了对各地区科举人才情况的认识。但在历史人才产生的的解释上,则存在着识见不一,甚至互为抵牾的情况。一些已为学者所质疑的观点,在部分研究中仍不加反思,大行其道,所得结论难有解释的效力。而这样的问题,其实自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诞生之时,便已存在。

二、科举人才地理研究中的丁文江范式

一般认为,科举人才地理这一学术命题发端于丁文江《历史》一文。当前的相关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问题意识,均深受其影响。该文虽频见引于相关学术史回顾之中,却甚少有对其存在问题的反思。概言之,过于依赖归纳法,是《历史》一文最主要的问题。要理解当前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考镜源流,回溯至立论之初,对该文的研究范式进行检讨,无疑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历史》一文的诞生并非丁文江天才独见,而是时代的产物。以人物籍贯为讨论对象,以求得历史共相的做法早见于1912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中。王氏对元代曲作家的里居地进行了统计,只不过此次统计已先存结论,并未多做阐释。[22]144-145而用归纳统计方法来探讨中国历史上人地关系最积极的鼓吹者,当属梁启超。梁氏自1902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至1924年《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发表的20多年间,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讨论地理与文化、人物、历史关联的论著。[23]丁文江的写作,正是直接受梁氏的影响。他自述:“是篇之作,动机在三年前。去岁移居天津,得借用梁任公先生藏书,始着手统计……讨论切磋,得益于任公及胡君适之甚多。”[24]113

梁启超对于历史与地理关系的兴趣,主要受西方地理决定论的影响。[25]但丁文江的研究旨趣却不尽相同。傅斯年注意到,该文的写作动机,与丁文江本人对西方哲嗣学的兴趣最为关切。在丁文江看来,哲嗣学——即优生学——是要研究人力所能做得到的方法,哪一样是能使将来的人种的体格聪明德行好一点,哪一样是能教他坏一点,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种演化的学问。中国历史上的混乱,尤其是中国文明进步的缓慢。丁文江認为可以通过哲嗣学的方法加以改造,其方法便是“使优秀的分子多传种,恶劣的分子少传种”以起到移风易俗、社会改造的作用。[24]68、86《历史》一文的写作,正是这种观点的产物,即通过对历史人物籍贯的分类与分析,“看看一个时代之中,哪一个地方的人,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最有势力、最有实力”。[24]101而在上述学理背景下,优生学的视角与统计法,被运用到历史人物的研究当中。具体方法表现为,根据二十四史中历史人物的籍贯,统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的人物最多,进而分析其中的原因。

《历史》一文发表后,傅斯年评价该文“将来仔细设施起来,定收很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指出:“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430页。下文中涉及傅斯年评论丁文江的文字,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此文。

这里的结果,指的是丁文江依据籍贯统计法得出的结论,即“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得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可见,傅斯年并不反对丁文江人种学的观念,更是欢迎统计学方法的引入,其所不能同意的是统计方法对史料与史事关联的处理。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而统计则是要“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如何”[26]1-2,以致于其结果是整齐的,但表里面的事实确是不太整齐的。[27]428换言之,《历史》一文的许多结论在历史学者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

傅氏之所以赞颂丁文,是因为“很刺激我们这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所以,《历史》一文的将来,在于顺应了所谓“科学”整理国故的新史学浪潮,但其具体的实施,却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例如,以各省作为籍贯落脚的单位,“拿现在的省为单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不能说没有毛病”。又如,针对籍贯统计所得出的结果并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分析,傅氏认为“丁君从他所创造的表中推比了许多事实和现象,但这些事实和现象和这个表中的数目字,严格说起,多毫无有直接的关系”,“看起来像很科学的,而实在是‘预期之件,颇有危险”。傅氏敏锐地觉察到:“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因为“历史现象,我们不能使它再回来,去量一下子,又是极复元的物事”,“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然而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可见傅斯年对统计法应用的慎重。

尚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态度的转变。其于1922年东南大学史地会的讲演中,曾提到自己的一个研究计划,将二十四史里头的人物分为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军人等,然后按照其籍贯来研究某个时代、某个地方多产怎样的人物,只是这个计划,后来为丁文江先行实施了。[28]4045-4046故其后出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很可以视为上述计划的延续。但是在这篇文章的实践中,梁氏更多的只是罗列人地分布之事实,“案而不断”,于人地关系表现的原因,未作过多的阐释。[28]4258-4275这也反映出梁启超对于统计归纳的态度已变得相当谨慎。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的“案而不断”,只罗列现象而不分析原因的做法,很可能与此时梁启超本人对统计法的重新认识有关。具体参考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史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2页。

对《历史》一文做出直接回应的,尚有张耀翔于《心理》杂志1926年第4卷第1号发表的《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其认为《历史》一文存在的问题,在于选取人物的标准,无法达到研究之目的。首先是历史人物的籍贯,并不能反映其与地理间的关系;其次便是人物之所以成为人才,在丁文江的分析框架中,只能达成与经济、避乱、殖民等偶然因素的关系,题目也只能改为历史人物与经济避乱及其他关系,而无关地理。所以,张氏选择了范围更小的科举人物来代替历史人物,因为参加科举考试之人物固定,成绩客观,可视为全国范围内人才智力竞争的考验。其具体做法,则是通过进士题名碑录,统计科举人物的籍贯分布,并以各省下辖的县数为基准,衡量各地区之间的科举竞争力。在结论中,张氏完全抛弃了经济、文化要素方面的考察,而是归因于纯粹的土壤气候影响于人种智力的解释。这样一种研究,依然没有脱离哲嗣学的窠臼,但其对进士题名碑录的利用,确是影响到了后来的研究。

若考虑到此时期相似的研究尚有潘光旦的《近代苏州的人才》[29]《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30]等。那么有理由相信,早期中国历史人才地理研究范式的确立,实际得益于一批优生学背景的非历史学学者。也正因为如此,在早期科举地理的讨论中,尤其是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上,或多或少存在不足,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尽非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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