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利茨卡娅小说中的堕落女性形象研究

2019-04-15 01:52:34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1期

张蕾

关键词: 乌利茨卡娅;女性形象;堕落女性;负面女性群像

摘 要: 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在《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您忠实的舒里克》以及《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等小說代表作中塑造了众多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乌氏并未忽视社会群体中一些负面的堕落女性。她在这些作品中同样塑造出“放纵女性”“大胆女性”和“自私女性”等一系列不光彩却异常饱满动人的堕落女性形象,彰显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堕落女性形象的魅力并不逊色于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及当代俄罗斯作家笔下那些唯美动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负面女性群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14806

Abstract: Ulitskaya is one of the leading writer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women literature. She created lots of beautiful women images in some of her novel masterpieces, such as Medea and Her Children, Your Faithful Shurik  and  The Kukotsky Enigma,  ect. At the same time, Ulitskaya didn't ignore negative women images in social group. In these works, she also conveyed a series of "indulged women", "bold women" and "selfish women" images, which are not glorious but full of energy, highlighting the vigor and vitality of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d aesthetic, the charm of writer's fallen women is not inferior to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es created by the Russian classic writers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y are important part of negative women images group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呈现出纷繁多元之势,各文学流派纷至沓来、异彩纷呈、竞相争辉。女性文学的崛起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女作家们纷纷走上文学舞台,打破了一贯以男性为主导的俄语文学。正如著名作家叶罗费耶夫所言,“大家都想写女性,女性也想写自己,俄罗斯文学的女性时代开始到来”。[1]231在当代众多的女作家中,乌利茨卡娅成为佼佼者,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塔娅一起被誉为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三套马车”。乌利茨卡娅在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美好的理想女性形象,透过这些女性,我们看到了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久违的传统女性形象。乌利茨卡娅本人对俄罗斯女性也给出很高评价,曾说道,“……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老一辈女性、好友,她们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坚强、独立、仁慈、忍耐,甚至在最严酷的时代也有极强的道德观。可以说,我被这一代人深深吸引,她们给予我的太多太多”[2]17。因此乌氏笔下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如此之多不足为奇。在文学评论界,关于乌氏笔下优美动人的正面女性形象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我们应当看到,乌氏在塑造正面女性形象的同时并未忽视现实生活中负面女性这一群体。有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指出,“在她的小说中能够发现经典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特征的反映,同时还能找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生活的现实,这些都在作家笔下相互矛盾的女性形象中有所体现”。[3]7因此,乌利茨卡娅在小说作品中不仅塑造了优美动人的理想女性形象,同时也勾勒出一些负面的堕落女性形象,后者所彰显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样令人回味无穷。

一、堕落女性概念内涵

在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对堕落女性的描写并不鲜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就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堕落女性在人类古老的神话及《圣经》中都有所提及,比如潘多拉和夏娃。在父权制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女性美的诱惑使人难以抵挡、陷入堕落,因而女人天生有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道德对人类的肉体欲望的约束形成了,它将追求快乐的肉体的驱动视为堕落,以克制肉体欲望而获得精神快乐视为高尚。”[4]227因此,形成当代文明社会的观念:女性未经许可便失去贞操,追求肉体上的享乐,便是堕落的体现。陈方指出,“评价女性‘堕落与否,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女性的贞操,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和道德观”。[5]10堕落女性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了社会道德风尚(长期的父权制社会所形成的某些准则,本文暂不讨论其正确与否),在性方面表现大胆、无所顾忌。在本文中,堕落女性就是指那些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无视父权制社会贞操观的女性。而在塑造堕落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中描写情欲和性爱难以避免,乌利茨卡娅的创作就勇敢涉足了这一领域。

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指出,“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6]200今天的女作家们正在废除男性作品中所构建的女性神话,开始肯定女性这一群体的独立和自由。没人能比女性更了解她们自己的那些体验,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的本能与欲望被真实而充分展现出来。当代俄罗斯女作家对堕落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描绘,标志着她们更加全面、真实地认识女性、了解女性的内在真实需求,体现了女作家们文学创作的开创精神,乌利茨卡娅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就是其中的典型。根据本文所界定的堕落女性的内涵,可将乌利茨卡娅作品中的堕落女性分为“放纵女性”“大胆女性”和“自私女性”三种不同类型。

二、沉迷肉欲享乐的放纵女性

性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弗洛伊德指出,人的性冲动源于生物本能,属于“本我”,它以快乐至上为原则,促使人不顾一切地寻求身体上的满足和快感。乌利茨卡娅笔下的放纵女性就是一群极看重“本我”的人。《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的山德拉、尼卡以及《您忠实的舒里克》中的玛蒂里达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在《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中,乌利茨卡娅着重塑造了道德崇高的圣洁女性美狄亚,令人印象深刻。美狄亚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在丈夫去世后,始终坚守着“一生中一直是一人之妻,现在仍是一人之孀”[7]106的原则。与美狄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妹妹山德拉和侄女尼卡,这对母女完全将爱情当成游戏,一生游走在不同男性之间,犹如变换职业般变换身边的男性。她们放纵自我,纯粹追求肉体感官上的享受。山德拉天生不安分,一辈子都在变换不同的男人,她“什么欢乐都不会嫌弃,在任何水里都能给自己捞到珍珠,要采遍所有的鲜花酿蜜”[7]138,甚至还与姐姐美狄亚的丈夫有染,违背伦理道德。尼卡是山德拉的女儿,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母亲不安分的天性,她所喜爱的事就是诱惑男人,将他们玩弄于股掌。尼卡完全丧失了爱与性的界线,她“害怕扯进没完没了的浪漫史,什么责任呀,什么结婚呀,滚他娘的蛋吧”[7]247!尼卡只想在肉体和感官的享受中活着,近乎行尸走肉,对爱情早已失去信仰。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满足一时的激情与快感。

同样,在《您忠实的舒里克》中,作家所塑造的少妇玛蒂里达也属于完全沉迷于“本我”的女性,她在与男主人公舒里克萍水相逢后迅速坠入情欲之网,开启了舒里克对性的无限渴求。但玛蒂里达对这段感情从未抱有幻想,也从不自怨自艾,对于舒里克的疏远更是毫不在乎,她很清楚与舒里克的关系,“她(玛蒂里达——引者注)好像平生第一次感到,他俩彼此对对方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纯粹是肉体的交欢。”[8]142在玛蒂里达看来,与男性保持肉体上的交往便是最纯洁的关系,双方都是自由的,没有任何自私的需求,只要求获得身体上的快感,这样即便分开,也不会有过多的留恋或伤感。正如小说中提到的,“玛蒂里达害怕缠绵,害怕报应。干什么都要付出代价,对此她已经习惯了”。[8]73和尼卡一样,玛蒂里达也害怕责任和负担,只想用身体为自己带来巨大的快感,将爱情与责任完全撇到一边。

正如陈方指出的,“对于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来说,激情与欲望是生命的根本,是最为原始、最为真实的生命体验,没有它们,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动力”。[5]18因而这类完全沉迷于肉欲、放飞自我的堕落女性形象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具有典型性。她们并非像《复活》中生活在19世纪的妓女玛斯洛娃一样,完全成为男性欲望的牺牲品,处于从属男性的次要地位,“为了不失掉她(玛斯洛娃——引者注)在生活里的重要性,她就本能地去依附那班对生活抱有同样看法的人”。[9]205这类女性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与男性进行游戏的手段,只希望从中满足自己的快感而别无他求。她们彻底丧失了爱与性的界线,在她们看来,爱情难以令人信服,因其多变而复杂,尤其对女人来说,还意味着结婚生子等一系列沉重负担。因此,这类女性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苏联时期妇女解放的先行者科伦泰的观点,主张女性应学会独立自强,“如果说在旧社会,选择权和主动权属于男性,女性在性方面是被动的(即只有被选择和被买卖的权利),那么,在新社会,这种权利应当归于女性了”。[10]因此,这类女性的选择也是其内心独立的外在体现。

作为女作家,乌利茨卡娅在塑造这类女性形象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褒贬态度,作家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描绘出她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几乎未加入个人的评判。在19世纪男性作家的经典作品中,这类纯粹追求肉体愉悦的女性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所有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女性都在极端痛苦中挣扎着,作家把她们推向了审美和伦理的制高点。”[11]313在男性作家的视野下,女性的堕落一般都是由社会和生活所迫,她们内心深处仍希望男性给予其幸福,始终未能摆脱父权制社会的压制。在屠格涅夫的《初恋》中,女主人公季娜依达看似轻浮,凭着自己的美貌吸引了周围不少男性的目光,捉弄着他们。但当她遇到主人公的父亲并真正沉迷于爱情后,立刻变得患得患失,成为被掌控者,让人心生怜悯,其内心深处仍希望得到男性的爱,这是对她作为女人的肯定。同样,在《贵族之家》中,生性风流的瓦尔瓦拉沉迷于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与拉夫列茨基结婚后仍与多个男人保持着情人关系,是尘世的堕落者,也是造成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爱情悲剧的导火索之一。但即便她纵情享受着巴黎夜夜笙歌的生活,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俄国并请求丈夫的宽恕和原谅,这说明她仍未能摆脱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的重要影响。父权制社会中的伦理和道德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

由此可见,乌氏笔下这类完全沉迷于肉欲的女性形象乃是当代社会所独有的,也是男性作家难以体验与捕捉的。由于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她们拥有了书写自己人生体验的大好时机,因而大胆展现了女性的真实体验與感受,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些作品才不断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类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后获得了摆脱男性束缚的重要力量。乌利茨卡娅在作品中描绘了女性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新发展,她们已逐渐摆脱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主观定义,要求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并从依附男性的状态中逐步解脱出来,独立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对性的选择也更加独立、自由与开放。

三、追求灵肉结合的大胆女性

爱情包括情爱和性爱两部分,由“灵”与“肉”共同组成,两者缺一不可,唯有这种灵与肉的完满结合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变成永恒的存在,这也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在乌利茨卡娅的笔下,就有这类独特的女性,她们无所畏惧,大胆地追求灵与肉的结合,完全以自己的内心感受作为标准。《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中的玛莎和《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的塔尼娅就是其典型。玛莎是美狄亚的孙女,聪明而有教养,“在这一群人中他最先看别尔佳耶夫和弗洛斯基的书,喜欢对圣经、对但丁、对莎士比亚的评论超过了阅读原著本身”。[7]195她的文学素养深厚,不断进行着诗歌创作,有着极为丰富的情感需求与表达。玛莎同丈夫阿利克的结合是与众不同的,“玛莎和阿利克的结合是在交谈之中形成的”[7]234,两人极为看重精神层面的沟通与交流,他们甚至没要求对方在婚姻中必须恪守忠贞,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自由的束缚,这令始终坚守传统美德的美狄亚感到疑惑不解。玛莎天生具有诗人的敏感,艺术家的气质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她总是将自己的感受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寻找能给予她创作灵感的源泉。当玛莎遇上运动师布托诺夫后,陷入了情欲的深渊,这种强大的性爱能量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激情与灵感,玛莎一时沉浸其中难以自拔。然而玛莎并不像第一类女性,将爱与性完全分开,渐渐地她爱上了布托诺夫,甚至置丈夫、孩子于不顾,飞蛾扑火般无所顾忌地用心灵与身体同时追求和感受着这种爱,同时还希望布托诺夫也能产生共鸣,对她的爱给予回应。但可悲的是,布托诺夫和尼卡一样,是纯粹的肉欲享乐主义者,所信仰的是“一切都可以用厘米、分钟、荷尔蒙的含量来测定”。[7]255因此,两人之间的交流只能停留在鱼水之欢的层面,难以达到心灵上的契合,悲剧也就此产生,在“灵”的层面始终未能找到答案的玛莎最终选择死亡结束这一切。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的塔尼娅是主人公库科茨基的妻子伊琳娜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从小被库科茨基视为亲生、呵护备至。塔尼娅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在库科茨基的指引下,本应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实验工作者。但塔尼娅在看透科学世界的虚伪和无情后,毅然决然地放弃这一切,离开循规蹈矩的生活,“塔尼亚像香槟酒的瓶塞一样飞出了研究所,远远地离开了科学的圣殿,那里只有下流、肮脏、破败”。[12]306塔尼亚成了一个叛逆的堕落女性,她将自己的童贞轻易地献给路上遇到的一个陌生男孩,之后还与不同的男人同居,甚至同时与戈尔德伯家的两个兄弟同居而不知怀的是谁的孩子,糊里糊涂地结了婚。婚后的塔尼娅仍充分享受着自由,一直在努力寻找真爱,却始终未能感受到真正的灵与肉的结合。直到遇见萨克斯手谢尔盖后,她才真正感受到灵与肉完美结合所带来的无限美好。她奋不顾身地爱着谢尔盖,后者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给予回应。这种爱的力量极其伟大,“她质朴地对谢尔盖坦白道,在这个夏天之前,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非人类的愉悦,那是任何一种生物,从雨后的蚯蚓到河马,都能感受到的激越。”[12]402与谢尔盖灵与肉的结合给塔尼亚带来的是彻底自由和无限欢乐,整个人宛如获得新生。从传统角度来看,玛莎和塔尼亚背叛丈夫的行为违背社会道德风尚,是浪荡的。但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看,她们藐视传统僵化的道德观念,冲破社会的藩篱,无疑是大胆追求自由的象征。她们找到了自由的国度,让灵魂在其中翩翩起舞。因此,这类女性对灵与肉和谐统一的大胆追求构成了小说中最优美动人的篇章。

乌利茨卡娅不惜笔墨在两部作品中塑造了这样两个大胆追求灵与肉结合的女性形象,对她们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她在《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已经借虚构的列夫·托尔斯泰说出了对性的态度,“是可以允许人类拥有肉体之爱的……这样的身体与另外一个身体的结合是无罪的,高尚的,幸福的”![12]287这说明乌氏并不排斥性爱,但是对于男女两性能否在灵与肉达到和谐统一方面,她所持的是悲观态度,可以看到,玛莎和塔尼亚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这说明要达到灵与肉的完全统一异常艰难,很多人为此努力追求却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勇敢追求的精神仍令人钦佩。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也属于这一类型,小说中一再强调安娜有着“一股压抑着的生气”“过剩的生命力”,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强调安娜在性生活方面的不满足。确实,安娜与卡列宁的结合并不是因为爱情,呆板、压抑、自私、冷酷的卡列宁难以激活安娜身上那“过剩的生命力”,两人不仅在肉体上,同时在精神上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段婚姻中,安娜尽其全力也未能看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呐喊,使读者为之动容。安娜出轨的背后,实际上是她勇敢追求灵与肉和谐统一的表现,她渴望伏隆斯基把她当成朋友和知己,而非情妇。安娜对伏隆斯基的爱已不再是纯粹的情欲需求,而是希望能为自己找到精神的栖息地,这与单纯的追求情欲不可等同。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和困惑的,呈现出爱恨交织的倾向。一方面,这种公开背叛丈夫的行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违背道德、难以容忍的,尤其对于上流社会来说;但另一方面,作家又将很多美好的品质安放在安娜的身上,她的聪慧、善良、质朴、高贵让读者为之动容。

四、寻求现实利益的自私女性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详细阐释了男女两性从小的性别差异形成过程,她认为女性从小就被灌输是处在低于男性的次要地位,因此,“女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所渴求的回报,虽然她们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而最常见的却是,除了外貌,不需求她们有别的特长”。[13]336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女性要求性别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这种观点在当今社会未必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身体和外貌确实是她们能加以利用的重要资本,尤其对于年轻漂亮的女性来说。有一些女性就主动将性感和身体作为与男性进行交换的筹码,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您忠实的舒里克》中的阿丽雅以及《索尼奇卡》中的亚霞就属于这种类型。阿丽雅是被流放的俄罗斯女人与哈斯克斯坦鳏夫所生的女儿,出身卑微的她一直幻想着能改变不堪的命运,一心想着,“有朝一日她也要穿上高跟鞋,手里提上皮箱,离开这里去某个地方,去一个她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过另一种她十分想过的生活”。[8]63阿丽雅是目标明确的人,她靠努力来到莫斯科求学,结识了主人公舒里克。阿丽雅以为舒里克能帮她实现自己的目标,便不惜以身体作为赌注,将其献出去,她也許确实爱舒里克,“但是所有这些浪漫的激情,根本不可与帮助她解答一大堆人生难题所需要的那种高度紧张同日而语:因为她要获得教育,同时还要得到舒里克以及舒里克有权居住的首都”。[8]103对于阿丽雅来说,生活就是残酷的斗争,要想立足,必须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甚至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但可悲的是,舒里克并非真心爱她,他出于怜悯才与其发生关系。

亚霞的经历与阿丽雅尤为相似,从小在孤儿院中长大的她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一直幻想着能成为电影明星。从小的生活经历使她很早就懂得如何利用自己仅有的优势——身体从男人那里获取巨大的利益,“她很早就掌握了报答他们的廉价办法”。[7]33当亚霞在索涅奇卡家中获得优待后,出于感恩的本能,误以为自己的身体是最好的馈赠,当然亚霞也有想要依靠一位艺术家的想法,便向索尼奇卡的丈夫——画家罗伯特献上了美好的身体,最终不仅破坏了别人幸福美满的家庭,也成为罗伯特死亡的直接原因,其所作所为极其自私。可以看到,用身体与男性进行利益方面的交换在这类女性看来似乎天经地义。两性关系在她们的眼中已经被彻底物化,她们将自己的性别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资本。这类女性已经彻底背离了身体的原义所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尽管这类以身体换取利益的女性有其局限性,但应当看到,她们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她们的不幸是那个时代造成的,阿丽雅的外公因受到著名的基洛夫被刺案件的牵连而进监狱,母亲也从小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在孤儿院中长大,后被一个哈萨克斯坦的鳏夫——阿丽雅的父亲娶回家。亚霞的父母都曾是波兰共产党员,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母亲带着她逃离到俄罗斯,在她小时候便含冤离世,亚霞在孤儿院中长大。可以看出,阿丽雅和亚霞都是受尽苦难的卑微者的后代,“她们是在不正常的社会制度下无辜被迫害的人的第二代,她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带有父辈的原罪。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她们失去了童年,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父母的关爱”。[14]132这类命运多舛的女性已被那个社会剥夺到别无长物,在生活中极其缺乏安全感,她们不得不为更好的生活而绞尽脑汁,而身体自然是最有用的工具。

乌利茨卡娅对这类堕落女性的态度矛盾重重。《您忠实的舒里克》的结局有两个版本,在最初的版本中,阿丽雅死于车祸,以悲剧结尾。但在修改后的版本中,阿丽雅与前来处理车祸的警察结婚生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永远留在莫斯科的目标,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在《索尼奇卡》中,上年纪的罗伯特没能克制自己的性欲,为亚霞的美貌和姿色所倾倒而不知疲倦,最终死去。对于罗伯特的死,亚霞自然难辞其咎,同时它也意味着亚霞作为女人的失败,不仅未能用自己的身体获取利益,还导致了悲剧的上演。然而,亚霞的结局仍是美好的,她在索尼奇卡的帮助下重回波兰,在那里遇到一个年轻富有的法国人,并嫁给他,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两部小说的不同版本或悲喜交加的结局一方面反映出作家认为女性用身体换取利益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家对这类女性充满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关怀,这反映了作家灵魂中的矛盾性,一面是鞭挞,一面是怜悯。

在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虽然也有一些甘愿用身体换取利益的女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罪与罚》中的索尼娅这一妓女形象,但她的堕落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迫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更重要的是,索尼娅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层面的导师,帮助其走出困境,实现了精神上的救赎。这类女性是被男性所神化了的,其实也是由男性掌控,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理想所塑造的永恒女性形象。《战争与和平》中的海伦这一绝色美女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肉体,海伦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时,托尔斯泰便用“毫不吝惜地让每一位来宾欣赏她优美的身段、丰满的肩膀、时髦的酥胸和光滑的脊背”[15]13等一系列穿着暴露的细节对其进行描绘,表现出她的放荡不羁。之后,海伦因觊觎皮埃尔的财产,勾引他并与其结婚,婚后在众多男性之间周旋自如,可以说,海伦是邪恶与淫荡的象征。但深究起来,海伦作为肉体的化身与其父亲密切相关——由于父亲的贪婪,不惜让女儿牺牲色相为他换取利益和财产。从某种程度上看,海伦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最终她卧床死去,以悲剧收尾。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寻求现实利益的女性与传统文学中的这类传统女性有着质的区别,她们往往只在肉体上与男性有联系,在精神上则是独立的,而且她们自始至终都处在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并未被其掌控。但她们又与第一类放纵女性有所不同,这类女性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时的感官享受。男人通常是通往她们所设定目标的垫脚石,是能助其一臂之力的人,其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但这也正是因她们对美好的生活十分向往,想摆脱自己的不利处境,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所致。

五、结语

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在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光彩动人的美好女性形象,令人称赞不已,这些唯美女性成为传统的“俄罗斯女性文学形象画廊”在当代文学中的延续。与此同时,乌氏所塑造的一些堕落女性形象——“放纵女性”“大胆女性”和“自私女性”也不可忽视。这些堕落女性形象彰显出当代俄罗斯女性身上所独具的另类魅力,她们或独立自由,或勇敢大胆,或活出自我,同样熠熠生辉、光彩动人。这些堕落女性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纳斯塔西娅、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肖洛霍夫笔下的阿克西尼娅等堕落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展,并与其他一些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笔下的堕落女性一起构成俄罗斯文学中另类的负面女性群像。

参考文献:

[1] Черняк.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ОРУМ,2010.

[2] 侯玮红.文学不能服务于实用性思想——乌利茨卡娅访谈[J].外国文学研究,2004(6):17-19.

[3] АбдуллинаА. Ш., ЛатыповаЕ. Э.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в прозе Л. Улицкой [J].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7,3 (399):7-11.

[4]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5] 陈方.俄罗斯女性文学的“第二性”[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6]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C]∥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 乌利茨卡娅.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M].李英男,尹城,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8] 乌利茨卡娅.您忠实的舒里克[M].任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0] БудневФ. Пол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J]. на посту, 1924(1):243-249.

[11] 金亞娜. 期盼索菲亚: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与文化探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2] 乌利茨卡娅.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M].陈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13]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4] 穆重怀.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中性别形象类型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29-135.

[15]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M].张云绯,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荣梅


(function(){ var bp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var curProtocol = window.location.protocol.split(':')[0]; if (curProtocol === 'https') { bp.src = 'https://zz.bdstatic.com/linksubmit/push.js'; } else { bp.src = 'http://push.zhanzhang.baidu.com/push.js'; }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0]; s.parentNode.insertBefore(bp,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