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与“新发现”——斯诺《西行漫记》对东方学与传统风景理论的超越

2019-04-15 08:25:48 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1期

李轶男

摘要:本文以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关于“风景”的描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在所谓的“非虚构写作”中,“风景”扮演了何种角色。同时,斯诺笔下的“风景”更带有诸多传统风景理论所无法涵盖的新形态,它显示出作为发现风景的主体与作为对象的景象自身某种独特之处,而这一独特之处的关键正在于风景理论往往不予考虑的历史性。最后,通过斯诺在风景中展现的疑惑,文章还将简单探讨“新”与“变”,以及“日常生活”的问题。因此,从风景入手,“新旧”问题得以从另一个视角被重新讨论,而这一问题正是延安问题的核心,也是延安的意义和“光晕”所在。

关键词:《西行漫记》 风景 历史 新世界 日常生活

无论怎么说,一般意义上的“风景”都着实算不上《西行漫记》一书的“主角”。尽管中文版的译名让这位美国记者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看上去像是一位游客的“游记”,但在这部“西游记”中,他所遇到的人和他们自述的人生故事占据了绝大篇幅,留给“风景”的笔墨,往往只有看似无心的几处。而它的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则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宏大历史判断,在汹涌的世界浪潮中,一隅的“风景”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围绕本书的无数争议中,似乎鲜有人提及关于“风景”的话题,更清楚地说,“风景”,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景观的描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客观”且“真实”的存在,从未放在各方推敲琢磨的显微镜下加以严谨考察——即使斯诺是要成心编造某种假象,他又何必费大力气去想象一些花花草草、庭宇楼阁呢?“风景”似乎只是一部“报道性著作”中添加文采的边角点缀,而绝不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然而换个角度看,类似于“风景”的不经意处反而是一种缝隙:正是从对最一般意义的景观、风景、景色的描写中,我们更容易清晰地看到《西行漫记》一书与其他游记、历史著作以及延安书写的区别。通过下文的摘录与分析我们将看到,斯诺关于红色中国的景色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暗含着他一以贯之的某些感受与信念。而正是这些感性的触动,激活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判断契机。《西行漫记》为人称道的历史纵深,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对当下这一空间牢靠的锚定,而这一锚定,往往是由对具体“风景”的感知完成的——尽管在对风景的描写中,风景已经无法全然保持“客观”。

另一方面,斯诺对所谓“纯自然景观”描写的极度压缩还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问:究竟什么是“风景”?除去一般意义上的景色、景观,“人”是否也可以——而且是在非物化的意义上——被视为一种“风景”?更进一步而言,延安,乃至整个红色中国,对于斯诺而言是否也是一种“风景”?而在这个意义上,“风景”的内涵又在何种意义上得到了拓展和深化?事实上,下文将试图说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延安”以及红色中国视为“风景”,而这种“风景”的出现本身,也将对已有的关于风景与现代性的种种理论发起挑战。

一、红色中国“风景化”与作为风景的“人”

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一部“报道性著作”,新闻记者的身份也使这一文本事先预设了某种“写实”的品格。柄谷行人在讨论“风景的发现”问题时有过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断言:“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换言之,“风景的发现”与“写实性”从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催生的关系:“风景的发现”意味着对某一客体与对象的框定,与此同时主体也在对照中得以建构确立,而一旦主客体关系确定下来,“写实”便成为某种主体施于客体的实践,以再度确证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力。

柄谷行人的理论当然无法全然套用在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上。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柄谷行人描述的是某一共同體及其成员处于某个历史剧变节点的共同变化,而斯诺则是一个彻底的“外来者”。他的“主客之分”从踏上旅途的一刻开始就是如此明晰,甚至就是他行动的原因本身;而对风景的描写固然增加了“写实”的可信度,但“写实”的合法性并不完全来自于对象,同样来自于他的身份——既包括职业身份,也包括政治身份。但随着日后斯诺身份开始被追究、怀疑和猜测,对风景的描写——或者说,对整个红色中国“风景化”的描绘——最终成为人们对文本写实性信任的根本理由之一。

所谓“风景化”的描绘,正如柄谷行人引用国木田独步的《难忘的人们》中主人公大津所言:“当时油然浮上心头的就是这些人,啊,不对,是站在我看到这些人时的周围光景中的人们。”如果遍查《西行漫记》中对风景的描写,我们会发现这些描写都不太“纯粹”,换言之,斯诺很少像一个真正的观光客一样描写其自然风光,甚至我们说“人”是斯诺笔下最重要的“风景”也不为过。

在进入红区后,斯诺很少单纯描写景色,这一方面固然可能是由于西北地区确实荒凉贫瘠,可描写的景观有限;但另一方面,显然对于斯诺来说,这里的人在做什么,是更加吸引他注意,也是被判定为更值得描写,更值得“发现”的“风景”,类似于下面这段描写的段落在书中比比皆是:

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的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这是很明显的风景素描笔法,从一个定点透视开去,细致地描绘视野中所见的“一切”风景——而这所谓的“一切”当然是有选择的:每一个被挑选成为画面有机部分的人和事物,其意义都既在画面之中,又在画面之外,而整个画面,既在复现风景,也在映照风景的发现者自身。

在以风景的方式描述一个“画面”之外,斯诺还会索性以发现风景的方式进行肖像素描,“人”这一核心更加直接地摆在了故事的前景中。如果我们评述《西行漫记》的结构,我们会发现它在红色中国的叙事里建立了一个坐标系,横向记叙的是他踏入红色中国的“所见”,纵向则是他在其中“所闻”的诸位核心人物的个人成长史。显然,后来人充分发掘了这一纵向的价值,它几乎为中共党史打出了一个完美的草稿,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基本框架。然而往往被人忽视的是,这一纵向的叙述是以横向为始终的,换句话说,斯诺对历史的记叙有一个明确的叙事时间点,而不是无边无际地投入历史长河,更不是置身事外以看似客观的方式讲述历史的来龙去脉。他每次必从具体的谈话场景切入,最后再回到他所身处的红色中国,即使已经牺牲的烈士也不例外。例如,当他讲述完关于刘志丹的革命故事,视线最终又落回到他在保安见到的刘的遗妻,尤其是刘的孩子(在这里,中英两版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区别:中文版说是一位“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英文版则是一个小女孩[a beautiful little girlof six,Pelican Books,1972:245],这其中有何缘故尚未考证):“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斯诺以摄影镜头的方式捕捉、发现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也成为某个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在这里,风景化的人成为一个原点,架构起整个文本的纵深。

二、一种震惊:风景的发现与历史的发现

《西行漫记》中,“历史”除了借助“人”这一扭结点与风景建立联系外,其自身也是斯诺笔下风景描写的重要特质。斯诺似乎非常善于且乐于将红色中国的历史纳入某种长时段的历史宿命中,书中反复强调,他所踏过的这些红色中国的土地,与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有着怎样的交叠,或是“风景”自身是如何的亘古不变,反照出历史的滔滔洪流。斯诺进入“红区”前的这段文字基本上奠定了此后的风景基调:

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

这种“奇怪冲击”来自于哪里呢?主体与客体之分并不是主要问题,东方学式的对历史的赞叹似乎也不足以阐释这种强度。柄谷行人在1991年为英文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所写的第一章补记里,倒是非常粗略地提及这样一种可能,他认为,“风景的发现”除了内面颠倒,还存在着另一种意义的“发现”,即以明治政府开拓北海道为代表的,对现实世界全新风景的发现。而这种“风景的发现”,在康德的意义上已经是一种“崇高”而非“美”的发现。斯诺对红色中国的“发现”,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于“崇高”,正如斯诺在乍见西北山丘时所描绘的那样:“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康德在论及崇高时指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不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出来,并召唤到内心中。”从事延安研究的学者往往诧异于延安书写中众口一词的赞美与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激情,或许风景的崇高可以提供一个角度的解释。在“崇高”的意义下,对风景的发现已经不可能是纯然主客两分的,崇高的风景会立即转化为一种主观感性,进而在文本中表现为某种情感充沛的表达。而更进一步,斯诺的这种震惊与崇高因风景而起,却又不仅仅因为风景的视觉效果本身。透过“不变”的风景所看到的漫长而缓慢的历史,以及与此刻剧变相对照所产生的惊人的差异,才是真正震动斯诺之所在。

而这种崇高式风景的发现过程,也正是“世界意识”的建立过程。通过对“新大陆”的不断发现与开拓,不仅更广阔的地理版图得以生成,“他我”关系、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等现代概念都在“风景的发现”中一一塑形。更重要的是,“新大陆”与“旧大陆”的空间差异同时还带来了历时上的差异——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时间上的现代线性历史与空间上的现代世界地理观念在风景的持续发现中共同展开。而斯诺的“世界意识”或许更为复杂。作为长期在远东考察的美国记者,他一方面拥有身处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西方主体所固有的“先进”,又因为身处20世纪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左翼革命思潮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对远东及其无限可能性充满希冀。在1968年英文版再版序言中,斯诺开篇便回顾了这次20世纪30年代“西行”的国际历史环境——这并不是洋洋洒洒的闲笔,事实上,这影响着自己乃至整个西方对考察延安明确的、“私心的”(self-interest)关注动机:西方诸力量在希冀一个“中国的奇迹”,期待延安能够使民族主义获得新生,从而拖住日本,使其永远无法将目标转向西方。当然,斯诺最终的写作超越了这一实用主义的动机,展现出了更广阔的世界历史意义,但毫无疑问,这一特定时空仍然是我们考察斯诺行动选择与思考坐标的基础性前提。

同时,在这一特定时空中,借助斯诺之手,另一个“主体”也得以借助风景的力量,完成了某种“主体的发现”,这便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正是以风景和空间位置为媒,与文明史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关联——这种关联并未见得逻辑严谨,但关键在于“关联”这一行动本身。通过一个个节点断片的勾连,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自身的历时建构。最终,最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的发现与主体的发现,在中国以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完成:通过一个异域探访者对风景的崇高式发现,使风景成为历史叙事的原点,在“党史”与大历史的结合中,叙述党史和党史所叙述的一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浮出地表——这与其说是“新人”的发现,毋宁说是“新人”的发明。

三、东方的“西行”:“东方学”的失效与新世界的可能

在1979年版中译本《西行漫记》的扉页上,有一幅延安塔的速写:延安塔矗立在宝塔山上,几个线条勾勒出开阔的远景,又或者是延河水的湍流——延安,乃至红色中国,就被定格为这样一幅“风景”。而它出现在中译本的扉页上则更加带有某种意味:最终,在风景中发现自身的或许并不是发现风景的斯诺,而是经过斯诺重新发现延安、发现中国的中国人。

这让我们不得不提及斯诺的“西方人”身份,而一旦谈论到“西方”和“风景”,东方主义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思考选项之中。斯诺关于风景的描绘有很多看似和东方学有类似之处:对古老历史的慨叹和联想,像是对夏多布里昂在东方获得私人幻想的模仿;对所见之事详尽的描写和掺杂其中的评价,又像是福楼拜在对东方事件的报道中所展现出的某种因怪异性产生的快乐。然而斯诺与他们的差异毕竟更为明显,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有赖于我们对斯诺身份的进一步挖掘:比“西方人”更重要的,是“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西方人”。

“发现”是一种起点的活动,当我们说“风景的发现”,往往已经默认了这个活动具有某种开创性质。而从斯诺的角度来讲,作为第一个实地探访红色中国的西方人,他对延安的发现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基于自身的主体性。吴晓东在讨论郁达夫时提及一种“拟像的风景”,即人们经历风景通常是先看图片和影视作品,然后才有可能在旅游的时候看到真实的景观。所以往往是想象在先,實景在后。“拟像的风景早已先在地对我们的风景意识进行了渗透甚至重塑。”而斯诺此前获得的关于红色中国的传说与讹言,很难称之为一种“风景”,因此他个人在最大限度上摒弃了“拟像的风景”的影响,《西行漫记》也成为延安风景的“原本”。

而从被发现的“风景”角度来看,斯诺对延安的发现,正如日本现代文学对北海道的发现一样,在“开创性”的问题上具有格局上的优势,这一优势就在于红色中国自身,本就是一个历史的全新产物。时间与空间在这里展示出复杂的张力关系,正如萨义德所分析的,东方学的全部根基在于一种“共时本质论”,即一种静态的、全景式的观照,但这里“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压力。压力的来源是叙事,因为只要一显示东方细节的运动或发展,历时性(diachrony)就被引入这一系统之中”。对一个地域的全景描绘本来可能会成为历时性的宿敌,但斯诺对红色中国的风景图绘,却昭示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在这里,展开的似乎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时。甚至我们要说,正是由于斯诺对这一空间事无巨细地进行描绘,这个人类历史的新生儿才如此鲜明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斯诺和延安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框架似乎就显得并不那么有效。斯诺真正重要的身份或许不是“西方人”,而是“现代公民”,或者说“资产阶级现代公民”。一旦对身份的界定发生更改,讨论延安意义的角度也就从空间转向了时间,而这一转向和斯诺在《西行漫记》文本中所展现的兴趣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人物的成长史在《西行漫记》中占据了相当分量的篇幅,不仅有毛泽东、彭德怀、朱德等“英雄人物”,还有许多群像的速写。而在群像的选择中,斯诺对“红小鬼”和“年轻人”抱有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小战士、小哨兵还是小游击队员,几乎每碰到一个,斯诺都要饶有兴致地采访、描述一番。不仅如此,他在书中反复强调整个红军队伍令人诧异的年轻,在对个人的采访里,也常常强调他们对自身过往历史毫不留情地舍弃与遗忘——这一切叙述的倾向都展现出“新”这一特质对斯诺产生的难以言喻的冲击。这种“新”,不是一种猎奇式的新鲜感,而是对另一种呼之欲出的新的历史主体的好奇。更进一步说,这种“新”甚至不是时间先后顺序意义上的——如果意识到今天我们在阅读斯诺时所产生的几乎和斯诺同样的好奇和冲击感,我们就不难发现,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我们和斯诺是更为类似的历史主体,而延安所展现的,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新”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末的关闭,尽管它在时间序列上发生于几十年前,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依然是一种“新”的存在。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行漫记》在对风景的发现中不仅打开了通往历史的途径,更打开了某种未来的面向。这个未来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仅因为其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新”,更因为它与历史、与“旧”的持续斗争,使其较之于乌托邦获得了更为牢固的历史真实性。斯诺在进入红区前在“旧中国”的生活历程奠定了他对红色中国理解的可能,他在《复始之旅》中说:“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而是刚刚由我的祖国来到中国而访问红区,则我的感受也许会打折扣,不但如此,反倒可能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原则的敌对者。”而在即将启程从北平去往西北的旅途时,斯诺这样写道:“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無人知晓斯诺是否早有预感,从紫禁城到“红色中国”这时间上的“千百年”,将不仅仅是从过去到现在,而是从过去贯穿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