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背反

2019-04-15 08:25:48 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1期

龚玲芬

摘要:《山本》在其貌似无序的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向读者传达着其伦理指向。本文通过长幼伦理、情感伦理、连襟伦理三个维度,织就家庭叙事伦理之网,从而指出《山本》中折射出来的传统家庭伦理传承的困境和背反的无奈,并呼唤着传统家庭伦理的回归。

关键词:传承 背反 《山本》

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伦理意识始终在他的创作图谱中占据着一席之地。无论是《高老庄》《秦腔》,还是《极花》,伦理意义总是贯穿始终。他的最新力作《山本》也不例外,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他的伦理书写使命。《山本》的叙事看似无章无节,琐碎游离,但在其貌似无序的叙事中,构建出了一种人心秩序,文本在有意无意间向读者传达着其伦理指向。该小说通过长幼伦理、情感伦理、连襟伦理三个维度,织就了家庭叙事伦理之网。同时,对涡镇生活情状的叙事在网中纵横交错,显现出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传承与背反及两者之间的对抗和纠结,从而使读者切身感受到作者所创造出的一个世界、一种生活。

一、长幼伦理

在传统伦理体系中,父亲是权威的象征,与规矩、秩序息息相关,承担着家庭秩序维护者的角色。…父亲是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它代表法律与家庭秩序。”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中,子女必须以父为纲,此为孝也。在《山本》中,长幼伦理叙事通过父与女、父与子、公与媳等关系的书写来展现。

纸坊沟的陆菊人八岁时,娘被葫芦豹蜂蜇死。因家境贫寒,父亲只能到涡镇的杨记寿材铺赊棺葬母。然而四年过去了,赊的棺材钱仍未还清,父亲只得同意了杨掌柜提出的要求——让陆菊人当童养媳,把女儿的婚姻当作葬母的筹码。陆菊人虽心有不甘,但谨记父命不可违,嫁到杨家也是为死去的母亲尽孝。她牢记做儿女的本分,安静地等着去杨家的日子。这一天终于到来,父亲流着泪给陆菊人煮了一盆鸡蛋。陆菊人临走也不忘其作为女儿应尽的孝道,给父亲剥了一颗鸡蛋,还帮父亲把眼泪擦干,把心里的那份酸楚深深地掩埋。到杨家后,陆菊人“在家里忙家务,也到寿材铺帮公公料理生意”。收获了陪嫁地里的麻后,她就“把麻秆沤在河边再剥了麻丝拧成绳子给一家人纳鞋底”。她全身心地投入杨家,受到邻里的夸奖。杨钟死后,陆菊人仍然坚守着她的媳妇身份,把公公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句“我就伺候你,把剩剩拉扯大”,使公公听得泪水涟涟。

更难能可贵的是,陆菊人在传承传统长幼伦理的基础上又有所升华。井宗秀父亲死后,葬在了陆菊人陪嫁来的三分胭脂地里。陆菊人对这个已过世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的关照是其亲生儿子井宗秀也无法比拟的。在鬼节时,她吩咐蚯蚓到井宗秀父亲的坟上烧麻衣。为防保安队的人报复井宗秀而去挖其父亲的坟,陆菊人悄悄交代弟弟陆林暂时填平井宗秀父亲的坟,并要求其牢牢监视坟周边的一切動静,从而使老人的安宁不被打扰。

如果说文本对陆菊人的叙事是对传统长幼伦理的传承的话,那么对杨钟和井宗丞的家庭叙事就是对传统长幼伦理的背反。杨钟对待父亲和家庭的态度与陆菊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陆菊人每时每刻都心系家庭,杨钟却不仅经常与父亲吵嘴,而且成天在外面浪荡,时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在这个家中,儿子不像儿子,父亲不像父亲,长幼伦理恍如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物,“孝”念早就离他而去。井宗丞的父亲井掌柜开了间水烟店,并负责保管互济会的集资,手上有些白花花的大洋。井宗丞为了筹措部队的活动经费,竟然出主意让人绑架他爹,硬是抢走了五百大洋和两个银项圈。井宗丞这种为了自身发展而背反传统长幼伦理的行为,完全驶出了传统文化的轨道。“镇上的人先都不肯相信”的态度,恰恰折射出作者对于井宗丞这种背反传统长幼伦理行为的极度不满和批判。

小说中,杨钟对传统长幼伦理的背反毋庸置疑,而井宗丞绑父的情节更是赤裸裸地对传统长幼伦理的恶意破坏,威严的父亲形象从圣坛上轰然倒塌,传统长幼伦理中应有的温馨场面在杨钟和井宗丞处荡然无存。作者在此通过儿子孝道意识的缺失,表现出家庭关系中长幼伦理关系的嬗变:亲子关系日渐疏远,孝亲观念日渐淡化,代际关系出现危机。然而,井宗丞对长幼伦理的背反却是出于对人民伦理的维护,作者在批判其背反传统伦理的同时,对其坚守人民伦理表达了认可的态度。“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哺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可见,井宗丞在背离传统长幼伦理的同时,却坚守住了对人民伦理的传承。是对是错,难以评说,作者给读者留下了评判和思索的空间。

对于陆菊人的叙事表现了作者对儒家传统长幼伦理中“孝”和“敬”等美德的传承,但细读之下,就会发现该传承随着时代的变迁,已打破了儒家的传统模式。在传统的二十四孝故事中,主人公均为男性,而小说中的陆菊人却是一个孝女、孝媳的形象,从而与传统模式中以男子为中心的“孝”相背反。且杨钟死后,陆菊人完全可以和杨掌柜撇清关系,但她仍然尽着她的孝道。井宗秀的父亲与她没有任何血缘或亲情关系,她也把他当家里的长辈看待。可见,陆菊人对公公的“孝”和对井宗秀父亲的“敬”均显示出与儒家传统相背反的现代意识。作为男子的杨钟和井宗丞对自己的关心远胜于对长辈的爱心,在对于“孝”和“敬”的履行上,与作为女子的陆菊人相差甚远,这又是对传统文化的有力反驳。

二、情感伦理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情感伦理关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情感伦理可体现在夫妻关系和男女关系中。传统情感伦理所推崇的“夫为妻纲”要求女性顺从并依附于男性,无形中构建了以夫或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常规。那么,在《山本》中,对于情感伦理的叙事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传承和背反呢?在小说中,其情感叙事所表现出来的伦理主要通过陆菊人夫妻、井宗秀的两次婚姻、陆菊人和井宗秀的微妙情愫,以及乱世中士兵的性欲渴求等方面加以阐释。

陆菊人的婚姻可谓无爱之婚姻。然而,在这个无爱的婚姻中,她仍然坚守着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中应遵循的三从四德、贤德淑良等优良传统。她性格温顺,哪怕是杨钟整天游手好闲、离家不顾,哪怕在她坐月子时杨钟用鸡蛋砸她,“即便吵吵闹闹了这么多年”,她也对他不离不弃。她坚忍执着,杨钟死后,公公劝她改嫁,她毫不动摇;对于他人的流言蜚语,她置若罔闻,对杨家坚守到底,从一而终。杨钟对于她,又是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呢?从表面来看,杨钟在情感方面是大男子主义,对陆菊人大喊大叫、出门要走在前面、把赌赢的钱甩在她面前……但他又能为她放下大男人架子:为了她,他可以和别人打架;为了她,他会到粪池里摸戒指;为了她,他会在大冬天去河里凿冰捞鱼……这份隋感,谁能不为之感动?生活的本真尽显其中。陆菊人夫妻的婚姻并非以情感为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段婚姻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婚姻——以一口棺材交换而来。其生活方式传承了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通过陆杨两人的情感叙事,作者将读者带入了现实的人间生活,充满了生活气息。虽无爱情,但作为丈夫和妻子的责任与义务已牢牢地缚于他们心头。

如果说对于陆菊人夫妻的情感叙事表现了他们在磕磕碰碰中携手同行的话,那么井宗秀的两段情感叙事就值得读者深思了。井宗秀的第一段婚姻因太太失足掉进井里而告终结,但“孟家庄的岳丈并没有怀疑过井宗秀”这句话却不得不让人对这段情感及其太太的死因产生怀疑。为什么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要强调岳丈没有怀疑过?为什么要怀疑?作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其实,在文本的其他叙事中,作者也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井宗秀第一段婚姻的信息。五雷要送给井宗秀太太一双玉镯,太太甚是喜欢,可井宗秀却说:“东西是好东西,但什么样的马配什么样的鞍。”在夫妻性生活中,采取主动的是太太,而不是井宗秀。可见,太太在井宗秀心目中无关紧要,她不能激起他的任何欲望。他们的婚姻生活貌似和睦,但这种“在宁静状态中呈现出的悲剧性远比激情中的冒险和戏剧冲突要深刻得多”。井宗秀的第二段婚姻是陆菊人撮合的。陆菊人按照传统女性的标准帮井宗秀调教着花生:她帮着花生调整走路姿势,避免外八字;她要求花生抬头、挺胸,培养气质;她要求花生无论穷富都要把自己收拾得体;无论在外在家,坐下就要并拢双腿,不摇膝盖;不要遇事就一惊一乍,不要大笑,也不要无声地笑;早晚用盐水漱口,身上随时带着香包;不要见人就诉苦,少说话,不要抢着说,不要哕唆;不要小心眼,不使小性子,不疑神疑鬼……这么一个可人儿,对井宗秀又一心一意,理应被井宗秀捧在手里,放在心里。可是,井宗秀又是如何对待花生的呢?井宗秀身为预备旅旅长,婚礼理应体面,但他不仅把建议预备旅放假一天、请戏班子庆贺的得力助手周一山训了一顿,还要求一切从简。这种对婚礼轻描淡写的态度与当时对身份认同相当重视的背景相背反。最关键的是,他在战争中受伤,失去了性功能,但他对此事只字不提,可见他对这份情感的不负责任,这对于满怀希望嫁给他的花生又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婚后,他还是继续如婚前那样在巡街时挂马鞭,接到马鞭的人家即会派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媳妇或姑娘去他那里,从而遮掩了他性无能的真相。可以说,他在两段婚姻中情感义务均处于缺席状态,无声无息地毁了两个女人。

根据小说对井宗秀的情感叙事,他犹如一个无情无感的男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他对于陆菊人的态度就证明了并非如此。他把刻有“昭日月光明”五字的铜镜送给她,觉得只有她才配得上这面铜镜,可见陆菊人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把她做衣服剩下的一绺布做成围巾,悉心保管,只要见她,不管冷热,均要围在脖子上。她的话他基本上言听计从,所以,镇上人有难,就会去找陆菊人跟井宗秀说情。他不管再忙,也会时不时地去杨家探望,帮她解决各种难题。为了减轻她作为茶总领的工作负担,避免她来回跑动,他差人在她后院搭一高台,涡镇的一切尽收她的眼底。而陆菊人呢?通过小说中的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她心里也是时刻记挂着井宗秀的。她会惦记他的安全,她会为他爹的坟考虑,她会为他不辞辛劳做好茶总领的工作,她会为他精心挑选和调教媳妇。有传闻说井宗秀的哥哥井宗丞死了,她不顾一切,为他查证。井宗秀答应过来吃饺子,饭点已过去多时,她也不顾儿子剩剩嚷嚷着饿,坚持等他来了再吃。一个是郎有情,一个是妾有意,为什么就走不到一起呢?为了遵循情感伦理中的道德观,陆菊人从一而终,不肯再嫁。井宗秀为了帮其坚守那份传承,违心娶了花生。这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而只能出于责任。”正是这份责任,不仅造成了他们的情感悲哀,更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哀。从古至今,“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可见,陆菊人是传统情感伦理的传承者。杨钟在貌似背反中坚守着内心的那份情感自留地。井宗秀为了陆菊人的坚守而使自己的情感伦理与传统背反,在对一段情感背反的同时又坚守住了另一份情感。除此之外,小说还暴露了人们因为贪欲、性欲等原欲的诱惑而导致的情感伦理的背反。岳掌柜被绑架后,他的两个老婆为了保有手中的财产,置岳掌柜生命于不顾,致使岳掌柜被绑匪用石头砸死。只要是有媳妇的士兵战死了,别的士兵不是去祭拜,而是争着去抢死去士兵的媳妇,这种为了原欲的发泄而违背情感伦理的无爱之性在文中比比皆是。精神被悬空,情感背反成常態,无从约束。不论是岳掌柜的两个老婆,还是去抢兄弟媳妇的士兵,都表现出了利波维茨基提出的对主体自立的一种渴盼:“无论伦理关怀的态势如何,奉献文化是消亡了,我们不再承认‘活着为别人对自己的约束,我们活着是为了我们自己。”作者在此将当代极端的个体存在抛向了极致,用其超常的思想力让读者感觉背反之后的理性。

三、连襟伦理

连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可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也可指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即同辈份关系的一种泛称。小说中的连襟关系叙事主要围绕一个“权”字展开,并从权力之下连襟的情怀、对抗及堕落几方面人手,展示连襟伦理传承的困境及其背反的原因。

井宗丞和井宗秀两兄弟打小就是家里的骄傲:一个黑,一个白;一个能说会道,一个办事干脆;一个言语不多,一个心思细密;一个会读书,一个会手艺。他们就像涡镇的黑河、白河,成了涡镇的象征。后来,两兄弟各为其主,一个成了红十五军团的团长,一个成了六军预备旅的旅长。井宗丞带领队伍要走虎山崖往秦岭东南去时,差侦察员给井宗秀传了一张纸条,告知此事。本来根据虎山崖的地势,如果预备旅拦截的话,一只狗也别想过去,更别说一支队伍了,但是,井宗秀亲自带队在虎山崖佯装开了些空枪,并放了些鞭炮,利用权力直接放哥哥带领的队伍过了崖。可见,哪怕在战争年代,手握重权,身负重任,井宗秀兄弟的连襟伦理还是占了上风,“兄弟连襟”最终战胜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为谱写连襟伦理的传承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阮天保与井家两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可谓感情深厚。他和井宗丞同在县城读中学,涡镇的娃在县城里读中学的也就他们两个。然而,当他们手中握有不同势力的兵权后,阮天保与井家两兄弟再无一丝连襟情谊,争战不断,并将井家两兄弟先后暗杀。他先是在崇村设计诱抓井宗丞,并冠以“右倾主义”的帽子,授命亲信邢瞎子将其枪击身亡,还诬陷说井宗丞脱逃未遂,故遭枪击。随后,他潜入号称固若金汤的涡镇,在井宗秀家窗外的一棵梨树上将其刺杀。是什么导致从小一起长大的三兄弟成为仇家,是权力之争吗?权力固然起了作用,让他们之间不断对抗,但人与生俱来的原恶和原欲却在推波助澜,将他们推人堕落的深渊。人在拥有权力时,欲望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觉得人身的欠缺越来越多。在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人身的欠缺随着想象的增加而增加,个体幸福的偶在性的增长,必然导致个体的在世负担的加重”。为了寻求发泄口,他们大肆杀戮,方式越来越暴力,手段越来越残忍:杀人割头挂街示众,俘虏作为献祭被活活塞人城墙缝中,死后刀剜生殖器,剥人皮蒙鼓,剐人肉直至变成骨架……他们相互撕扯着,将人性的残酷基因血淋淋地暴露于世人面前,从而陷入了永远无法逃离的罪恶旋涡。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士兵都可以被称为兄弟。但兄弟间如此施暴,又是为何?“人们求助于暴力,是因为他们无力,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施暴对象没有任何力量。……力量是对他者的改变、照耀和复活。暴力、残害、杀人则是软弱。”作者通过这些兄弟之间连襟伦理背反的书写挖掘出了其内心软弱、恐惧的一面。他们用暴力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却无法掩饰其内心深处的虚弱和无助。

井家兄弟是传统连襟伦理的得以传承的代表,但其坚守的这份美好是建立在对各自代表的集体伦理的背反基础上的,是善是恶,无法言说。如同尼采所言:“永恒的善与恶是不存在的。”阮天保与井家兄弟的对抗并非简单的对传统连襟伦理的背反,他们在与人的本性进行对抗,在与个体私欲和权欲进行对抗。他们之间的对抗,恰是正视自身恶的现实性的表现,他们的“恶是人性和这个世界自身的根本欠缺”。他们“只要做出一个伦理选择,就会出现恶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伦理与恶(欠缺)分不开,自由伦理之艰难让人的身体伤痕累累”。作者通过战争中连襟伦理的书写,把“人类的优点与弱点,人类的智能与愚昧,人类的理性与疯狂,人类的正义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味与低级欲望……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终极性的暴露”。

四、结语

贾平凹在《山本》中用洞察世事的悲悯笔触书写了世俗男女的家庭日常生活,通过最生活化的人事写出了人性的本真和生存的处境,道出了传统家庭伦理传承的困境和背反的无奈。作者试图留住传统家庭伦理的根,但在他的心里,根基早已不稳,犹如涡镇里的老皂角树被移位后,被新的生存环境毁灭。传统家庭伦理随着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而不断迁徙,在其迁徙过程中,随着生存境况的变化,无意识中慢慢变形甚至异化,原有的传统根基被啃噬、被蛀空。然而,作者不愿相信传统伦理的本真会消失殆尽,他让所有的背反在炮弹中被毁灭,留下了一方希望的净土。当涡镇的一切被毀后,陆菊人到达安仁堂,吃惊地发现“安仁堂的几间平房却安然无恙,陈先生和剩剩,还有一个徒弟,就站在大门外的娑罗树下看着她”。在整个涡镇,安仁堂是唯一一个济世救人、与世无争的场所。陈先生师徒站在象征着守信而圆满的娑罗树下,不正是传统伦理中的美好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最好意象吗?陆菊人能在炮弹横飞的涡镇行走自如,不伤一丝一毫,不也正是作者渴望传统伦理能够被保留下来的最好证明吗?作者在小说结尾呼唤着传统伦理的回归,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然而,《山本》虽然能够使人们不断反思当下的家庭伦理道德观,为现代浮躁的社会带来一份净化灵魂的净土,有相当的时代意义;但同时,其文本中的家庭伦理书写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首先表现在作者的部分伦理书写太过完美,如陆菊人的伦理塑造可谓神化,不接地气。其次,在情感伦理的书写中,作者仍未摆脱以往情感伦理的一贯书写模式,完美幸福的婚姻仍然缺场,女性在情感方面仍处于压抑或被动状态,话语权缺失,从而使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伦理不够多元化。再次,该文本展现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希冀及其对传统伦理的呼唤,却忽略了对传统伦理消极一面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