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人生哲学浅谈

2019-04-15 01:45:04 法制与社会2019年10期

摘 要 张君劢是我国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哲学是他回应时代问题,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对儒家人生观的继承与发展。他以塑造新人作为建构新文化的首要任务。张君劢在对“新人生观”的阐述中强调建立以具备“新人格”的“新公民”为主导的“新国家”,并以此力图为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危机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张君劢 新人格 新公民 科玄论战

作者简介:时进,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6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美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4.112

张君劢先生是我国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科玄论战”为契机,从人生观入手研究新文化,因为他坚信“人生观是文化之核心”,建构新文化要从塑造新人开始。从而将有关人生的问题纳入了中国近代文化视野,并以儒家思想为进路,以推进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张君劢先生他以自己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对待人生历程,践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为贯通内圣与外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一、张君劢人生哲学产生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数次艰难探索之后,中与西的争论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这场争论是清朝末年以来中西学之辩与新旧学之争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物质和社会制度层面,而且也体现在更深刻的文化层面上。所以,民族文化的问题便成为了危机民族存亡的问题。李泽厚先生称近代文化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且时常是“救亡”压倒“启蒙”。由此可见,中国应该从思想文化的启蒙和变革为根本来找寻自救之路。

一战的爆发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使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怀疑。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固然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达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但造成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西方人因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外部生活急剧变迁,内部生活随之动摇。他们认为西方科学技术至上的思想否认了“人本身”的作用,所有物质条件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变迁都应该建立在完善发展“人本身”的基础上。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也揭露了西方世界发达的科技所带来的信仰化的科学万能论。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科学本身没有好坏,但是科学带来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造成了对“人本身”关注的缺失。西方思想家们也认识到了这些弊端,希望可以在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寻找到可以弥补西方物质文明弊端的解决之道。而重视“人本身”恰恰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优越之处,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西方文化之所不足。这样可以挽救“人本身”的丧失,进一步解决人生的问题。

(二)思想文化背景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深刻地反思时,也认识到只是技术革新和政治体制的模仿并不能拯救当下的中国,一定要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才可以让西方的技术和政治体制在中国发挥作用。

现代新儒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多以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有条件地吸纳西方文化为宗旨,而坚持人本的和道德形上学的哲学追求本来就是他们的基本特色之一。他们的思想体系大多是围绕着人生哲学展开的,这也成为他们思考哲学和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张君劢在人生哲学方面也以传统儒家人生哲学为中国人生命精神和人生智慧的源头和集中体现,强调由人本的和道德形上学的哲学共同组成的思想进路,以儒家人生观作为主体,融合、借鉴西方人生观中的积极因素,以此作为中国人生哲学理论现代化的方向,并力图为在中国近代不断地出现的民族文化危机的解决提供方案。

二、张君劢人生哲学的形上学理路

(一)“心先而已”的“心物”二元论

张君劢认为“心”与“物”是并立的,主张“平衡物心两方”。所以他既肯定了世间万物是存在的、现实实在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心”的能动作用。在张君劢看来,“心”虽具有能动作用,但宇宙间的“心”“物”是两种根本的“元素”,两者并立,但不能“互通为一”,而是一种彼此限定,交互存在的状态。

正是“心物”二元并立而存的现实,使得“心”的实际作用得以凸显。张君劢认为,只有当“心”以能动之力作用在“物”上的时候,“心”方为“心”,“物”方为“物”,这就否定了唯物论的“外物先在”。但是,他又认为“心”不能“任意为之”,这就否定了唯心论的“心在物先”。就关系层面而言,在“心物”二元并立而存前提下,张君劢认为“心先而已”。

张君劢人生并不像物质那样并受的因果律的支配,他认为物质受因果律支配,而人类则是受到自身“自由意志”的统帅,并且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自由意志”主导下,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最高的标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间并没有所谓“外力”的约束,而行为就是在处理最高的标准和“外力”的约束中产生的。这些行为总是遵循或产生一些理念,这些指导行为又随着行为发展的理念正是“自由意志”影响现实生活的表现,这种表现就是人的“内力”在起作用。“内力”来源于“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心”的作用,“心”的作用又指导人生,所以,人生的总根源就是“心”。

在张君劢看来,在人生问题上,“心物”二者的先后关系是“心先而已,心为主而已”。“心先,心为主”既否定了单一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又突出了“心”的能动作用。

(二)“理性”的“意志”全出于“心”

在张君劢看来,“心物”的作用主导着整个宇宙,而且“心”的能动作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张君劢的宇宙本体论的最终结论。这种表达从认识宇宙世间万物开始,最终将世间万物的变化归于“心力”的作用。“心力”要靠实践起作用,要靠道德去衡量。

张君劢认为,理论要结合实践,意志要结合理性。张君劢是一个实践哲学家,他认为“理性”和“意志”同样重要。“理性”要靠“意志”驱使,“意志”要靠“理性”行动。也就是说,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考察和思量“意志”,才能实现“意志”的目标。

从个人推广到民族,“民族意志”的形成需要每个成员的“自由意志”的组合作用,受到“理性”监督和考量的“民族意志”才会在行动中产生应有的影响。这样的“民族意志”才是国家富强的保障。

从民族推广到人类,人类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作用的范围触及整个人类世界的时候,就出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人类的创举都来源于此。

张君劢认为,只有人人“各有一我”,并且每个人都在“理性”的监督和考量下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才能拯救当时中国社会。

(三)“新宋学”涵养内心

既然在张君劢的观点中,“心”是最根本的,“意志”和“理性”也是由“心”支配的,那如何保证“心”的道德与心性呢?张君劢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每个人要充实个人的内在修养。要相信“心”的真实存在,并用“反求诸己”的方法自我反省,以涵养自己的“心”。

张君劢强调对礼节与荣辱的知会,把加强人生修养作为人生观的重要任务。于是,他将“宋明理学”的重新整理解释为“新宋学”并以此作为解决“心”之涵养与修行的关键。他说:“只有‘新宋学复活,才能构成拯救民族的有效良药,这也是我们实际所需要的”。虽然中国文化自古重视道德修养,西方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在张君劢看来,道德与知识都应该统摄于“心”而且两者缺一不可。张君劢认为,以德智并重的方法塑造新人格,这才是“新人生观”确立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三、张君劢人生哲学的特征和内容

“人的本质”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规定性,是指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比西方要多的多,中国的哲学史,基本上就是关于“人”的历史。对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自由意志”的人生观

张君劢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意志”,就是人之为人的“自主的决心”,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人生不受任何“因果律”的限制,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都是由于自身的自由意志。张君劢特别强调人生的自主选择。

张君劢认为,“人生观”的基本特征是“主观性”和“单一性”这也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基本特征。由于科学中有公例可寻,所以可以对事物进行归纳,但是人生观都是每个人个人的人生认识,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所以人生观具有“主观性”和“单一性”。这也是“人格之特性”。

人生观是具有单一性但是又是综合的,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对待。人生观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观,所以人生观又具有多样性。每个人的人生观只能自己来树立,不能用公式去生搬硬套强加给别人。所以,人生不受“因果律”的支配,而只受“自由意志”的支配。“自由意志”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无处不在的。以“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人生观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法,进而改变人生轨迹与人生抉择。

(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

张君劢认为人生观是“文化转移之枢纽”,他说“方今国中竟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在这里张君劢说的人生观在“新文化”建立中的作用。他说“各个人发挥其精神之自由,因而形成其政治道德法律艺术在个人为自由之发展,在全体民族文化之成绩。”只要在各个领域中,每个人都在人生观上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意志自由”,那么中国的民族文化就能取得成绩。

文化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尽己所能而展示出来的,是人类的精神产物,而精神的创造又必须是出自“意志自由”的。所以说,“意志自由”既是人生观的核心同时也是文化的本体。张君劢强调人生观的改造直接影响社会的改造,有新的人生观才会形成新的文化,有了新的文化才会有新的政治经济面貌。所以张君劢说,“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

(三)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

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让西方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迅猛发展。西方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中国的仁人志士向往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政治理念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

可是西方世界的“科学”与“民主”并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物质的发达并不一定会带来精神的充实,物质发达而精神匮乏,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物质和精神作为人生的两大方面,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人生的主要课题。对此,张君劢认为,人生应当协调两者的关系,实现人生的价值,并且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精神上,因為精神上的充实直接关乎人生的幸福。总之,精神生活上的指引,与物质生活上的协调,人生问题上的抉择,只要是有关于个人的生活幸福和人生意义的问题,这都是人生观应该关心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四、张君劢人生哲学的目标和途径

(一)树立“新人生观”

张君劢将自己人生哲学的目标定在建构新人生观,他认为这个新人生观的建立对新文化和新的社会体制都有良好的影响。

张君劢认为要想改造中国最关键的是要改造人生观,建立新人生观。张君劢认为一个民族的人生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只有新文化的土壤才能建立新人生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要辩证的看待中西文化,对西方文化要在坚持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又要吸收有利的外来文化,并加以改造,建立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为了催生新的人生观。最终建立以儒家人生哲学为本位、多方吸纳、融会贯通、随成自力更生之多型结构的新人生观思想体系。在张君劢看来,文化发展传承的核心,在于“人之自觉的、独立的精神”,人无疑是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就是张君劢为什么一直将文化落脚于人生观思路的背后根据。

(二)建构“新人格”,塑造“新公民”,建设“新国家”

张君劢对于人的自身价值与意义是十分尊重与弘扬的,这也就形成了他本人关于人格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立场。张君劢认为只要按照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立场上建立起的人格理论去改造旧人格,建立新人格,国家就能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国文化也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在张君劢看来,“自由意志”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哲学理念完全能与儒家的“良知良能”“求者在我”相结合,相通融。这种能够与中国传统理念相融通的“自由意志”应该被新人生观吸收利用,以更好的培养具有新人格的新公民,潜移默化地塑造新文化。

所以,只有国家中的每一个公民都确立新人格,都具有独立的、单一的、自由意志的新人生观,才会有国家的新公民,才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国家的兴旺富强。总而言之,只有个体解放了,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五、张君劢人生哲学的价值

(一)驳斥“科学万能”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世界趋势下,“科学万能”思想盛行,张君劢借“科玄论战”之机,从科学不适用于人生观入手,对科学的普遍适用性提出质疑,突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构建“新宋学”哲学体系,继承儒家传统,在“心物”二元并立,“科玄”两者平等的前提下,给予价值理性充分的肯定。对科学是工具理性的判断是肯定的,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而且要用“心”来引导科学的发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涵养“心”,寻求价值理性的启蒙,从价值理性来指导工具理性的发展,最终让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服务,为“人”服务,发现“人”,重视“人”的价值。

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张君劢对科学的质疑是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接受的。但是时代的发展证明,张君劢的观点具有前瞻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生活范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要时刻面对的问题。张君劢的人生观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体的精神特质,又批判地吸收了西方近现代的合理先进的理念,这种对人生观的改造过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式。

(二)民族文化之改造

张君劢思想理论始终强调以精神自由为核心。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人的“自由意志”不受科学的支配,主张“心为主”,人有合理地发挥“自由意志”的人生诉求。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说“中国哲学几乎以研究人生问题占了其全部。”儒家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更是如此,儒家把“人”视为目的,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人”,中国传统思想最大的成就就是引导人“如何为人”。

张君劢虽然提倡民族文化要“精神自由”,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改造。但是他也要求这个“精神自由”的民族文化必须要以传承儒学作为基础来发展。这样,张君劢既提倡“精神自由”,又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立场。他强调,要改造中国最关键的在于要有自信心,对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还要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信心。既要肯定自己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又要批判地接受并改造西方文化中的合理部分,这样才能让民族文化具有不断发展的动力。

张君劢认为,“精神之自由”“个人自由之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都属于人生观的范畴。有了这样的新人生观作为枢纽,张君劢才有了“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国民生活风气之改造”等一系列具体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构想。

张君劢关于人生哲学的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对于改造中国旧文化、旧人格,形成新文化、新人格,给中国同胞提供救国方案,并唤醒中国同胞的救国热情,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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