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2019-04-15 01:29王鼎
时代人物 2019年2期
关键词:共产主义工人毛泽东

王鼎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三大里程碑”的引领者和铸造者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理想的不懈奋斗、对于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对于共产党自身的反思和学习,才能造就今天世界第一大党的地位,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卓越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进性与其本身对于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作风问题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优良作风”的概念,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的党同其他任何政党区别出来的显著标志。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孕育、总结、继承和发扬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正是由于对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坚守才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这光辉的三大里程碑。

一、“三大优良作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上,毛泽东将自己的入党时间填写为1920年,显而易见,这是早于中共一大的,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入党时间应当是比建党时间早的。这并非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早在中共七大时,各党员填写自己的入党时间,周恩来将自己的入党时间确定为1922年,对此毛泽东便提出过质疑,认为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也是应该在一大之前的。这就会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即中国是先有共产主义者再有中国共产党的。那么,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建党早期活动中实际上已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的雏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首先表现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生动实践。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随后的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也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受此影响,全国范围内分别建立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建立后,迅速投入到相关革命活动中去,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刊物,将其变成理论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主要武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定为党的公开刊物,之后又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即《共产党》月刊。为了更好地团结工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起面向工人的通俗性刊物。比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立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则有《济南劳动月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劳动界》……这些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工人的思想启蒙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如果没有现代报刊,人民的精神就无法公开表达,同时报刊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并联系民众实际生活来获取“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马克思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报纸, 而且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政治性质的政党机关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所做出的革命尝试,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大胆实践。1919年 8 月,李大钊也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中共早期革命先驱蔡和森也认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而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大钊则率先提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口号,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纷纷主动和工人打交道,关怀工人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并且各地的共产主義小组都建立了工人夜校,来帮助工人识字,也方便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广泛传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的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上海的小沙渡半日学校。就是在这样和工人的亲密接触中,我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工人的现状,也在工人间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日后领导的工人大罢工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阶级基础。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过三次大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可以看作是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萌芽。论战主要是同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此同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这些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活动,一方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明确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思想上的洗礼,淘汰了一批徘徊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义间的“伪马克思主义者”。

二、坚持“三大优良作风”是党能领导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法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宣告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毛泽东将其总结为依靠“三大法宝”,这实际上是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作出的卓越论断。当时,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最主要的法宝”。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这三个重大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合理运用了这“三大法宝”,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又进行了进一步地阐释,对“三大法宝”中的“党的建设”,毛泽东进一步做了说明,明确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党,依靠一个怎样的党。他表示我们要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这里毛泽东所说的要“有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武装的”,即是要求我们的党要理论联系实际,“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则是要求我们的党能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所说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即是要求我们的党必须随时密切联系群众。实际上,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搞好党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好党的作风建设,而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以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为原则和标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在充分审视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对理论联系实际最真实地诠释。与此相对比的是,从党建立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错误路线,以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等都给成长中的党带来重大损失。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没有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错误地夸大或看低了中国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同樣的,也正是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批判和纠正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也才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乃至西柏坡会议上两个“务必”的提出,这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错误经验的总结和批判、对自身问题及时的批评与反思。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战争,革命的胜利也是党领导人民军队打下来的。早在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就说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三大优良作风”的坚持是贯穿始终的。

三、坚持“三大优良作风”是党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心剂

在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其他中央和地方党报也纷纷转发响应。由此开始了一场历史三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实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较量。讨论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通过讨论廓清了当时的思想风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行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

改革开放提出以后,党领导下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摸着石头过河”般地尝试,尤其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结合中国国情的鲜活应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一优良作风的体现。对此,习近平也讲过:“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在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实行后,邓小平也说过:“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直至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习近平却还是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为改革符合人民的利益。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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