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背后的逻辑与秩序

战玉冰

摘要：本文一方面分析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章节时空错置与表达的众声喧哗，另一方面又试图说明，这种表面上的“混乱”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历史逻辑秩序和宗教文化依托。

关键词：《喧哗与骚动》 “复调” 众生喧哗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讲述了美国南部一个没落地主家族康普生家族逐步走向衰败的过程与历史，而小说的整体情节其实是围绕凯蒂失身而渐渐描摹出康普生一家三代人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冲突而展开的。有趣的是，福克纳所讲述的故事主线是以凯蒂失身为核心，但在整部小说中，女主角凯蒂却几乎都没有正面出场过。小说分别从昆丁、杰生、班吉三个兄弟的视角出发，展开了三次第一人称的叙述。在一般的叙事学理论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被称为是“有限视角”，顾名思义，有限视角所能看到和展示出的内容是有限的、破碎的、不完整的。小说从三兄弟的第一视角出发来力图三次复述和还原凯蒂从成长到失身的前后始末，必然也都仅能还原出事实的一个侧面，这其中甚至还不同程度地混杂了三兄弟各自的主观偏见，尤其是三兄弟中，一个是即将自杀前行将崩溃之人（昆丁），另一个是从小到大都语无伦次的白痴（班吉），还有一个是对自己姐姐充满了怨怼与憎恨的人（杰生）。不同人物的第一视角所还原出的事实真相就更显得片面而扭曲，而整部小说就是将这些片面而扭曲的第一人称叙事重新拼贴组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全貌。

巴赫金（Bakhtim）从小说语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出发，在《陀斯托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了“复调理论”（polyphony），其借鉴了卡尔福斯勒关于语言是个人创作活动的观点，将语言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巴赫金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对话和谈话，并将文学的叙述的语言分解成为不同类型的说话。而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了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复调小说，复调指拥有着各自独立的且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其特点是小说中“多种声音”与“全面的对话”，这些声音不受作者权威性的控制，而是获得了一种自由与独立。

在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分别采用三兄弟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围绕凯蒂失身这一核心故事展开各自的讲述，多角度的第一人称叙事最终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表达效果与宛如三重奏一般的复调结构。具体到这“众声喧哗”之中，每个人的声音又都是混乱的，精神崩溃的昆丁、心理扭曲的杰生、白痴班吉，福克纳为三个兄弟的“语无伦次”找到了最好的人物设定基础。如果联系到小说《喧哗与骚动》的题目来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里的一句台词：“人生不过是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的拙劣的演员，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他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福克纳在这里既引用了“喧哗与骚动”作为小说的题目，又将“人生是由白痴讲故事”这句话真的具象化为小说的叙述视角之一（班吉的部分）。正如李文俊所说的那样，“人生是由白痴讲的荒唐的故事这一主题在莎士比亚那里还是一个比喻，在福克纳这里就变成了现实”。而这种将三个混乱无序的个体声音作为“众声喧哗”的组成部分，更能把巴赫金所追求的多声部互相交杂、彼此干扰的表达效果发挥到极致。让人不由得想起叶芝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同时，富有意味的是，小说三个章节分别从昆丁、杰生和班吉的视角出发，在他们还原和建构凯蒂形象与故事的同时，也反过来塑造出了三兄弟与凯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三兄弟各自的性格特点。

在昆丁眼中，凯蒂是乱伦的对象，是意淫的情人，是一种男女关系，是一种情爱感情的寄托，怀有这种扭曲关系的昆丁，甚至在凯蒂失身后跑去向父母撒谎说自己与凯蒂乱伦，最后选择通过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杰生眼中，凯蒂是一个贱胚，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下流货，并且自己因为凯蒂的失身而丢掉了体面的银行的工作，他對自己的姐姐充满的是无尽的鄙夷和憎恨，而这恰好也一定程度说明了他的自私自利和冷酷无隋。

对于班吉而言，凯蒂则如同母亲一般，一方面班吉小名caddie与姐姐凯蒂（caddv）同音，另一方面班吉小时候曾经因闻不到姐姐身上的树的味道而大哭，在姐姐离开家以后自己也失去了依靠，这原本的姐弟关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近乎母子间关系的依恋。

本来正常的三组姐弟关系，在三重叙述视角下分别转换成了“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昆丁）、“仇人之间的憎恨关系”（杰生）、“变态的母性依恋”（班吉），凯蒂与三个兄弟的关系在三个兄弟分别的第一人称视角下被完全异化，也正是源于这种异化，才导致了凯蒂失身后家族内部的连锁反应，而昆丁、杰生、班吉三个人物的性格特质也由此跃然纸上。

小说在安排三兄弟和凯蒂本人分别讲述故事的时候，分别采用四个时间点来作为四个章节的标题，而且这看似平常且无序的四个时间点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内在秩序和基督教文化隐喻。一方面，这四个时间点分别对应着基督教传统中某个重大事件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小说文本中的故事又与其对应的圣经故事形成某种张力。比如小说第一节标明的日期是“1928年4月7日”，这一节中小说里的故事是班吉因为智力低下被强迫改名，但与此同时，这一天对应的《圣经》故事是基督在地狱拯救亡灵，在爱的熏陶下为孩子们举行命名仪式;又如小说第二节标明的日期是“1910年6月2日”，在小说里，这一天（大）昆丁在父亲悲观虚无信念的影响下终于崩溃自杀，而《圣经》故事中，这一天恰好是圣体节第八天，耶稣在圣父耶和华的引导下坚定了为人类救赎而肩负十字架的信念。在标明“1928年4月6日”的第三节中，小说主要表现的内容是杰生的自私自利，但其对应的《圣经》文化传统却恰好是耶稣受难日。更有趣的对应在第四节，“1928年4月8日”，传统宗教故事里，这一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重返天堂，弟子掘墓时发现耶稣人去墓空，只留下一件被扔弃的裹尸布，而在小说里这一天（小）昆丁逃离家庭，卧室里除了几件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外别无他物。

当我们按照时间点顺序，将四个时间点上所对应的圣经故事及小说情节关键点顺序还原以后，不难发现小说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点都和《圣经》里发生在同一日期的某个宗教典故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事件也与其所对应的圣经故事形成或呼应或反讽的关系：耶稣奉献自己——杰生自私自利;基督为孩子命名——班吉被迫改名;耶稣重返天堂留下裹尸布——小昆丁离家出走，留下几件衣服;耶稣坚定信念——大昆丁信念崩溃而自杀。福克纳故意打乱四个章节的先后顺序，其目的颇类似于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陌生化”，它“通过打乱底本时间，使人们更感到底本事件的时间相续性，和其中包含着的因果链条”。

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提到“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他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他们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把孤立的作品相互联系起来，是文学成为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它把文学同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福克纳在小说里对宗教“原型”的运用与对宗教故事主题的呼应显然是经过了一番细密的考量和设计的结果。而除了在上述每章情节上的宗教呼应之外，小说《喧哗与骚动》中也处处可见作者有意安插的宗教隐喻：比如凯蒂爬到树上看屋里发生了什么这一行为，便对应着“伊甸园里的夏娃偷吃树上禁果”的宗教典故，而正是因为凯蒂这次偷窥，才连带出她后来的失身，以致最终引发出昆丁自杀、杰生失业、班吉痛苦以及整个康普生家族的转折与衰落，这从整体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因为夏娃偷吃禁果而导致人类堕落的故事，而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喧哗与骚动》其实隐含了一个关于“失乐园”的神话原型，福克纳所要讲述的内容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失落的天真”的故事。又如，小说是从班吉三十三岁生日写起，这也并非随意设定的时间，因为耶稣恰好就是在三十三岁时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数字背后的宗教隐喻呼之欲出。

当然，对圣经故事的继承只是福克纳赋予小说某种宗教文化依托的方法之一，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虚”的秩序。而小说在从整体混乱（多声部叙事及章节顺序混乱）到具体混乱（每个声部本身的语无伦次）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有另一层更为坚实的“实”的秩序的存在，即小说所隐含的深层历史逻辑秩序。

众所周知，威廉·福克纳为自己的小说虚构出来的一个县城，这个县城大致位于密西西比河北部，作者以此为背景，写了一系列小说，描绘了一幅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史，这一系列作品被评论者称之为“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而《喧哗与骚动》即是其中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约克纳帕塔法”体系所普遍追求表达的美国社会和南方传统价值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部小说，凯蒂的贞操即象征着南方传统價值，而昆丁则是南方传统价值坚定的守护者，凯蒂的失贞代表着南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昆丁也正是因此而走向了信仰的崩溃、绝望和自杀;相比之下，杰生是南方受北方文明侵扰下形成的“新南方”力量的代表，他把凯蒂赶出家门，并阻止她们母女相见，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传统南方价值体系受到新南方价值体系的冲击;而小昆丁身上所表现出的恶（他继承的不是凯蒂的善，而是杰生的恶），代表了福克纳对于南方传统价值体系在北方文明的袭扰下，新一代南方人价值取向的担忧。象征着南方传统价值的凯蒂的女儿最终走向了恶，预示着南方价值体系的彻底终结，而这种通过某一文化精神象征者的下一代出现变异，以隐喻其传统彻底终结的手法，在贾平凹的小说《秦腔》中也被运用得非常巧妙，小说里作为传统艺术（秦腔）与美的结合的代表——白雪，最终竟然生下了一个怪胎，这即暗示着传统艺术走向终结，最后只能产下苦果的悲剧命运。

综上所述，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表面上看似采用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表达方式，而每个声部本身也都是凌乱而无序的。但实际上，小说从具体章节的安排到每个人物的行为其实都有着严格的历史逻辑秩序和宗教文化依托。或许《喧哗与骚动》乍看上去如莎士比亚所说“他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但实际上，作者在小说文本内部所赋予的巨大且深邃的逻辑张力，使得《喧哗与骚动》最终呈现出一种《麦克白》一般的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