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视阈下的《还乡》与《无名的裘德》

2019-04-15 08:25:48 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1期

任雪丽

摘要:19世纪末,英国的工业化逐渐侵入到乡村,传统乡村生活及其价值观面临商业价值观的冲击,而对变迁中的乡村与城市的关注是哈代永恒的主题。本论文旨在以空间理论为参照对《还乡》与《无名的裘德》进行对比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乡村与城市在哈代作品中所渗透的文化因素,理解空间在人物命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空间 《还乡》 《无名的裘德》

作为一个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Hatdv,1840-1928)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纪转折时期英国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英国的传统乡村生活及其价值观面临商业价值观的冲击,步步后退以致消失,而城市生活及工业价值观则呈现破竹之势。对变迁中的乡村与城市的关注是哈代小说永恒的主题,城市与乡村的较量最明显地体现在哈代作品中有志青年的命运变迁上。如评论家威廉斯所言:“哈代身处一个普遍发生激进变化的时代,他既是有教养的观察者,又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参与者。”《还乡》(TheReturn oftheNative,1878)与《无名的裘德》(Jude the eObscure,1895)分别是哈代创作早期和晚期代表作品,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克林·姚伯和裘德·福莱都胸怀远大理想并试图改变命运,都为实现理想而辗转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他们“力求完善自我的人生,这是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核心主题”,但最后的结局截然不同:克林勉强活下来,而裘德在孤独中病死。

空间的作用在20世纪之前都是被忽视和贬低的,是附属于时间的,“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但是,随着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的到来,空间越来越多地在小说中承载起其独特的文化和政治作用。福柯的《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1967)和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可以说是奠定了空间批评理论的基础。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对《还乡》与《无名的裘德》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乡村与城市在哈代作品中所渗透的文化因素,理解空间在小说结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会给我们解读经典作品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一、哈代的乡村与城市经历

哈代于1840年出生在离多赛特郡三英里的小村庄里,“一个正在经历改变和斗争的乡村社会,而不是像他经--常被人认为的那样,出生在+不受时间影响的死气沉沉的落后地区”。二十一岁时,为了开阔眼界,哈代去了伦敦,然而对大都市,他始终是矛盾的:伦敦在很多方面令他兴奋,但大多数时间他很悲惨,“他对地球上最富裕的城市中的肮脏、邪恶和人类的苦难深感震惊”。彼时的伦敦,正处于城市化高度发展的进程中,由此而导致的空气污染、糟糕的环境不利于哈代的健康。1867年起,哈代一直生病,在聽从家人的建议后他回到多赛特,几周之后病情才开始好转。多赛特的安静、乡村生活的节奏有助于他的写作。事实证明,乡村空间的确有助于哈代的身体健康。婚后,由于妻子爱玛向往城市生活,哈代夫妇经常来往于伦敦与乡村,直到后来他们在离多切斯特不远的郊区建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麦克斯门。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哈代认识到乡村与城市不是各自封闭的空间,而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哈代在成为职业小说家之前一直从事建筑行业,这是家族的期望,也是当时像他这种阶级出身的中下层人士得以谋生的手段。他深谙空间在建筑的作用,在笔记中经常细致地勾画出教堂等建筑的轮廓以及动植物的线条,栩栩如生。这种训练同样影响了作为小说家的哈代。在《还乡》和《无名的裘德》中,空间的作用尤其突出,乡村与城市空间已不再是情节发生的地点而已,而是渗透着政治与文化因素,置身于两大空间较量的主人公的命运也因空间的运作而被改变。正如威廉斯所言,哈代既不是完全属于工业化世界的人,也不完全是古老乡村英国或农民的代表,他是一个变迁世界中的人,其“边界乡村”是一个变迁中的文化空间。

二、城市空间和权力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的封笔之作,是所有“威塞克斯小说中乡村气息最淡、更具城市特点的一部小说。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小镇和城市,在火车上、街道和行人道上,或者在室内”。这些城市和市镇所代表的文化空间对无名的裘德来说是永远关闭的,其权力也是压迫性的,迫使裘德和淑这对真心相爱的人不停地漂泊,无家可归,以致最后他们必须分开,向压倒一切的传统势力低头。

19世纪末期,英国现代化脚步已经入侵到农村,铁路蔓延到乡村,农村机械化需要更少的人力,迫使农民涌入城市去谋生。因此,劳动力更加流动,在城市和城镇中产生了大量的流动工人。裘德这一代可以自由离开土地寻求出路,不必一辈子待在农村。然而,想要在城市立足,却是大多数农民不敢奢望的未来,如裘德的老姑太太所说:“我们这儿的人,从来没有跟基督寺打过交道的;基督寺那儿的人,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这个地方打过交道的”,这一语道破了城乡之间的严格界限。裘德却怀有大学之梦,憧憬基督寺的城市生活。他第一次在“棕房子”登上梯子,在雾中看到模糊的基督寺城,如同空中楼阁,但他固执己见,认为“那是一座光明的城市”“知识之树就长在那儿”“是人类的导师出现的地方”。初次来到基督寺,正值晚上,学院大门都已关闭,他只能顺着墙根和门楼蹈哒,去抚摸墙上和门上的雕刻,孤独地游荡在街上,好像一个鬼魂,只能想想那些曾毕业于此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们。当他坐在碑座那儿沉思狂想的时候,一名警察一直在暗中观察,而警察在福柯看来就是权力的象征,他要规训着裘德在城市中的一举一动:“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

如果说夜晚的基督寺学院还有些引力的话,那么白天的学院面目则变得奸诈,显得很“峻厉严竦”,所有的墙壁都出现了一幅“野蛮神气”,如作者所言,“在夜里看起来完美无瑕、合乎理想的东西,到了白天,就变成了或多或少带有缺陷的现实之物了”。也就是说,裘德对城市的认识还是处于朦胧的幻想中,一旦见到城市真实的一面,他便发现其令人失望之处。首先,妻子艾拉白拉在城市的酒馆中作过女侍,染上了所谓的时髦习惯,戴假发、故弄假酒窝,更有甚者,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段钓到了女婿,这不能不说是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裘德靠着建筑手艺在城中谋生,却发现一种怪象——居住在建筑物里面的人们对建筑丝毫不了解,而通晓建筑艺术的人却不能置身其中,学院里的运气更好的青年在心灵方面,本来和他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墙之隔,却就把他和他们分成两个世界……把他和他们隔开了的只有一道墙,但是那道墙却是怎样的一道墙啊!最后,商业化社会的出现也让艺术的地位岌岌可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裘德去拜访一位他非常欣赏的音乐家,却被告知音乐这碗饭不吃香,作谱子赚不了钱。“现在这个年头儿,你想发财,就得做买卖”,这位音乐家正打算做卖酒的生意。而当他知道裘德只是一个穷人的时候,态度立马变得更冷淡了,原来这样一个心灵高尚的人也是庸俗之辈,金钱至上的观念无所不在。裘德从基督寺到梅勒寨到沙氏屯,一直找不到容身之处,其奇怪的生活方式——未婚同居不能被社会所接受,但他仍选择再次回到基督寺,可见这座城市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梦碎的地方,就像他承认的,他的整个计划,像一个五光十色的胰子泡儿一样,一下就爆了。基督寺中的学院,仍然如同之前那样,把旁边巷子里的小房子都遮得阴暗惨淡;然而“学院里的人和小巷里的人,中间却又不过只是一墙之隔罢了”。这堵墙反复在小说中被提起,这是裘德终其一生也无法越过的墙,墙内外是两种文化空间。正如威廉斯所言:“裘德属于这一代人,对他们来说土地已经变得不相关;取而代之,他拼尽全力想要成为能够在基督寺大学安身的学者,但当他到达那儿的时候,发现基督堂是一个偏执的、残酷的、沉闷不堪的城市。大学对像裘德这样的阶层关上了大门,而他们却是最能从中获益的人。”

三、由城市回归农村

克林·姚伯和作者哈代一样,依恋自己的出生地爱敦荒原。他因父亲早逝,在一位好心邻居的帮助下,去了时髦的海滨浴场蓓口,虽然心有不甘,但那是他唯一有出息的路子。后来辗转于伦敦,最后去了那个乡下人眼中的“销金窟、虚荣市、熙攘纷扰的巴黎”,从事珠宝行业,是乡亲眼中的有志青年。他努力脱离乡村生活方式,但后来发现城市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比原来的好。他厌倦了大都市里的职业,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在他看来,整天与那些富人太太和小姐们打交道的事业丢掉了他的男性气概,是最无聊最没用的事。这在他母亲及相邻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毕竟巴黎是人人向往的城市,珠宝行业可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正因为“他决不会在他生来的环境里站住不动”,在那个流行改良的社会,为人类谋幸福的时代,克林接受了城市里新思想的影响,打算教人理智以求得社会进步。他想在荒原上办一个学校来教育他的同类,使他们由务农的生活变为求智的生活。这种由城市回归乡村的做法在世俗眼里显然是倒退的,但从克林个人价值的实现来说却是进步的,因为有出息不是体现在金钱与地位上,而是个人价值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上。哈代显然讽刺了世俗世界对待成功的定义,他支持克林的教育事业。

而游苔莎的轨迹却是相反的。她出生在蓓口,父母双亡后跟着外祖父生活,搬离繁华的港口,来到荒原,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让她痛恨不已,可身处弱势地位的她也无力改变。她受束缚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向往自由与繁华生活的心和不拘世俗的天性,不安于闭塞的乡村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法子逃离这片荒原。她先是寄希望于韦狄,一个由工程师沦落到店小二、在游苔莎和朵荪之间摇摆不定的花花公子。偏偏此时命运安排克林回到荒原,游苔莎被克林的城市经历所吸引,终于下定决心摆脱韦狄,把逃离荒原的希望转移到了克林身上,可见,游苔莎选择恋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她是否能够被对方带着逃离荒原,移居大城市。但是,克林警告她说,城市里固然繁华热闹,但置身其中只需五年,就可以治好那种羡慕城市生活的病,在此克林并未言明城市生活的弊端,但在他与母亲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洞察出城市生活的虚荣、无根与孤独,所以他宁愿与粗鄙的乡人为伍,也不愿在城市里过着没有目标和价值的生活,可见他并非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上的充实。

克林与游苔莎对荒原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克林与荒原融为一体,与它能和谐共处:“如果说有谁真正熟悉荒原,那就要推克林了。他身上浸润着荒原的景象,荒原的物质,荒原的气味。克林可以说是荒原的产物。”游苔莎虽是荒原上的女王,恣意游荡在荒原上,却与荒原格格不入,视它为牢笼。她与荒原的冲突,是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她不懂荒原的语言,对其历史一无所知。第一次与克林交谈时,她说自己恨透了自然,无法忍受荒原。她之所以答应嫁给克林,主要是因为他身上被巴黎笼罩的光环,虽说克林有他的教育计划,但游苔莎还是感觉嫁给克林离她的目标更近一些,她没想到的是克林如此执着于自己的目标,并不因母亲或妻子的反对而退缩。婚后,游苔莎的憧憬逐渐幻灭,先是跟随丈夫搬到了远离姚伯夫人的一所与世隔绝、简陋的小房子里,等待克林取得教学资格在蓓口开办学校。然而,哈代笔下的主人公的“热情都遭到了挫败”,克林患上急性眼疾,视力下降并面临失明的危险,只好暂时放弃教书计划,靠斫常青棘为生,沦为荒原上的一名苦力。然而此时,游苔莎的旧情人韦狄意外得到一大笔遗产——一万一千镑的产业,有能力带她离开荒原,给她梦寐以求的虚荣与奢侈的生活。但是,荒原所代表的力量此时还能与城市抗衡,这体现在它吞噬了厌恶荒原的两个人——韦狄和游苔莎,给了选择留在荒原并与之和平共处的人们(克林、朵荪、红土贩子文恩)生的希望。据哈代传记记载,《还乡》创作的时候,哈代正住在乡村,被乡村巨大的力量所感染,每当他离开乡村时间太久,身体就会出现状况,以至于哈代夫妇最终意识到乡村对健康的益处,选择定居在离其出生地不远的郊区。

福柯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应被还原为各种空间化的描述,每一个历史事件中、疆界的划分、历史地图的重建,都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时间的记录,要对其进行权力关系的分析”。在《还乡》与《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都有一种壮志未遂的悲壮感,他们“迁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被其权力关系裹挟其中而苦苦挣扎:融入城市空间对裘德来说意味着永远被放逐,而乡村空间却给了克林一种勉强生活下去的出路,可以看出哈代对传统乡村生活的讴歌及留恋。这两部小说都充满着哈代式僵局——“被一桩错误的婚姻阻碍或破坏的职业才能”,然而,婚姻关系只是哈代关注的一个方面,他更加强调的是乡村和城市两种空间的较量,因为空间所蘊含的权力关系决定着主人公的最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