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州张氏家族母教与女学的传承及新变

金芳萍

摘要：《棣华馆诗课》是张氏家族文化的延续。本文以《棣华馆诗课》的九篇序跋为研究对象，考察张门第三代才女的家内文学创作情景，并从中探究张氏家族母教与女学的传承及新变。这种传承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于女职之暇治学;二、治女学以成女德为基础，而传承中的新变则表现为家族对女性的文学才能更加重视。

关键词：《棣华馆诗课》 常州 母教 女学 张曜孙

《棣华馆诗课》是清代常州张琦一门第三代文学女性的诗歌选集。清代江南地区家族文化发达，张氏家族即是其中典型。“常州大南门张氏”孕育了张惠言、张琦两兄弟，更造就了张琦一门数代女性作家群体。张琦之妻汤瑶卿出身文学世家，“幼知书能诗，工绣事，尤善翦彩”。然瑶卿婚于寒门，多处艰苦之境，年四十后乃始为诗，有《蓬室偶吟》一卷，录诗仅三十三首。张琦与瑶卿有四女。长女张（糹加習）英，字孟缇;次女张紃英，字纬青，年仅三十而殇;三女张纶英，字婉紃，适同里孙劫;四女张纨英，字若绮，适太仓王曦，有女四人为采苹、采蘩、采藻、采蓝。张氏四女均有集存世。其时，“阳湖张氏四女”的风雅之名流传全国乃至海外。今日学者们对张门才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四女。张琦与瑶卿有子珏孙、曜孙，珏孙早卒，曜孙依父命，割宅与姊婿孙劫、王曦同居，创造了“比屋联吟”的盛况。张曜孙官居武昌之时，以官舍中一室日棣华馆者，为女兄燕集之所。张门的第三代才女于棣华馆中生活学习，吟咏唱和，一门风雅之况盛极。其中除王氏四女，还包括曜孙之女张祥珍，曜孙篷室李娈。道光三十年（1850），曜孙之子张晋礼辑六人之作为《棣华馆诗课》（下或简称《诗课》）。目前学者们对《棣华馆诗课》的研究较少，其文学史料价值还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以《棣华馆诗课》的九篇序跋为研究对象，从序跋作者们的叙述中考察张门第三代才女的家内文学创作情景，并探究张氏家族母教与女学的传承及新变。

一、棣华馆吟咏概貌

《棣华馆诗课》序跋共九篇，作者分别是张曜孙、章岳镇、邓传密、张晋礼、谢有兰、庄煜廷、王臣弼、董思诚和张纨英。从他们的序言中能清楚地感知张门诸女日常生活学习及吟咏唱和的真实情境。序跋介绍六女在棣华馆中的学习情况：“读书之声常彻于厅事，每至夜分不缀。”曼素恩在《张门才女》第四章“武昌（1846—1850）”一节中，以想象中的王采苹的视角，展现了棣华馆内生动而鲜活的家族文学图景。

六女积年得诗两千余首，张曜孙择其自武昌之后诗凡九百六十首，命儿子晋礼汇录成册。从《诗课》序跋可知，张曜孙选定并命子刊刻六女诗的原因有三。

一是以家族女性后辈之学成，宽慰远在京师的长姐张（糹加習）英。张曜孙初官武昌之时，孟缇与婉紃、若绮并课诸女，一年后孟缇旋返京师。孟缇在张氏四女中诗才最著，六女对她的崇拜和亲近亦表见于诗，《诗课》中有“怀孟缇”系列诗作。张曜孙命晋礼刻六女诗集，“以寄孟缇于京师……而慰孟缇焉”，既告知孟缇六女才学长进，以宽慰其对诸女关切之心，亦以家人诗集慰其不能相聚之苦。二是以诸女之诗才砥砺同辈男性。张氏一门聚居，若绮之子女与曜孙之子女亲如同胞，砥砺共读。张晋礼《棣华馆诗课后序》道：“每自塾归，辄见家君课诸姊妹为诗文书画……家君甚乐之，每称道，以厉晋礼之不学。”张纨英之子王臣弼则道：“师每喜余敏而又呵其好嬉戏也，必举姊诵读之勤以为言。”两人的序言或许有自谦之意，但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在学习之时都曾不可避免地被师长拿来与诸位姊妹相比较。《棣华馆诗课》作为六女的文学成果，自然具有砥砺同辈男性之效用。三是王采苹即将远嫁禹州，张曜孙命晋礼刻诗，以赠其行。章岳镇、邓传密、张晋礼、王臣弼和张纨英的序跋均有提及。“今涧香姊将远嫁河南，舅氏刻此诗以赠其行。”邓传密更阐释以诗赠行之深意，是希望采苹能承继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在夫家履行好女职：“涧香其永承母教，善其职以淑其身，毋以思归怨别邑郁善怀，以慰母心，而不忘敬恭无违之戒，则于诗教之道，益深焉矣。”

《棣华馆诗课》的刊行是张氏家族文化的延续。在张氏四女之后，《棣华馆诗课》向世人宣告了张门第三代文学才女的长成。归纳《诗课》成因，不论是两代家族才媛的互动、家族男女成员的互相砥砺还是家族以众人之诗赠女远嫁，都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化的特征。《诗课》依托于张氏家族文化而生，亦延续了张门家族的文学生命。

二、母教与女学之传承

从汤瑶卿至张氏四女，再至棣华馆内诸女，可以看到张氏家族母教与女学的传承。董思诚的序言大略写出了这种传承关系，“诸从母复以所学授诸女，诸女勤学无闲，其所为卓越踑踔，进而益上”。在其母教与女学的传承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的要素值得注意。

一是于女职之暇治学。张纨英曾描述两位姐姐幼年读书的景况：“姊（孟缇）幼时，先府君恒远游，先孺人躬自操作。姊六七成即能分劳，年及笄治中馈，井井有法。孺人极爱之，然苦家贫且无暇，未能使读书也。偶授唐人诗，姊辄好之，然不能时授，乃与仲姊纬青私取唐人诗、宋人词读之。”虽然张纨英可能为了加强叙事效果而故意对当时的贫苦辛劳景况作了夸张，但无疑，不是所有士族阶层的女性都能得到理想的教育。在家境贫困而张琦又常年远游的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汤瑶卿只能偶尔教授女儿读书。而孟缇、纬青亦必须在劳作之暇，甚至要牺牲正常的休息时间，才能用力于读书之事。

棣华馆诸女学习时，经济条件显然要比张氏四女的少女时代好，但她们同样要先做好女子之职，“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而中馈酒浆琐屑之事，各于其间，为之不废，日无旷晷，语无杂言”。庄煜廷序言道：“于是诸女公子女红之暇，沉酣载籍。”也表明王氏四女与张祥珍、李娈的学习是在女职之暇才进行的。“才媛”声名对于张氏家族而言固然十分重要，但女子致力于文學前，却不能越过必须完成的女职。

二是治女学以成女德为基础。瑶卿教女非止于女德妇仪，然必以女德妇仪为基础，《送大女（糹加習）英之京师》诗云：“膝下依依四十年，可怜青鬓已苍然。濒行忍泪无多属，莫忘班姬女诫篇。”可知其对女学之态度。同样，《诗课》的多位序跋作者也表明，教导诸女学习是为了成全女子之德。邓传密在序言中赞赏张门四女与棣华馆六女能通过读书、明理义成为“令女贤妇”：“女兄四人……皆能读书明理义、为诗文，而亦尽心于箴管线纩。中馈酒食，处为令女，出为贤妇，其后各以家法教诸女……（诸女）皆能承其教。”其中也展现了两代之间母教与女学的传承。张纨英作为张门第二代的文学女性，她既曾受教于母亲瑶卿，亦注重家族后辈女子之学，她在序言中说：“念女子不读书，终不获明义理之精，习俗易摇而性情易纵。……凡所以求义理之精，而欲各得性情之正，以治身而治事者也。”纨英督课女辈读书，是希望她们能探求义理，以正其性情，从而达到治身、治事的目的。

可见，张氏家族的母教以教授女职为先，其女学亦以承袭女德为重。《棣华馆诗课》就其内容而言是文学性的诗歌选集，但其序跋作者们却反复表明，六位女子的文学才能能够让她们成为女德典范。

三、母教与女学之新变

张氏一族中，母教与女学在传承过程中亦产生了新变，即家族对女子之文学才能更加重视。张氏四女年少时虽承母教，但其所得的文学教育其实十分有限。她们的文学生命是在自我的文学追求以及与亲友、伴侣的切磋中成长起来的。但对于棣华馆诸女而言，她们的学习显然获得了家族长辈的极大支持。

首先，采苹、采蘩曾奉母命人家塾读书，受过正规的教育，“因命长女采苹、次女采蘩人家塾读书，及笈出塾”。其余诸女则得到这两人的教授，“采苹、采蘩齿最长，凡学一事，皆先习之熟，以次授少者。读一书，求一义，少者以问长者，长者不知而后质之师”。其次，出塾之后，采苹与采蘩跟随孙劫读书，张曜孙更是亲自教导，“（采苹、采繁）稍长出塾，习女红，以其暇读书闺中，而时就叔献为讲贯会。余卧病里居者四年，授以唐人诗，辄能效为之”。再次，除早卒的纬青之外，张氏三女均曾督课诸女。张氏四女幼承母教，对王氏四女及祥珍而言，则是包括母亲、姨母、姑母广泛意义上的母教。

此一新变产生的原因为何？黄晓丹道：“母教与女学对于文化特别是家族文化的贡献自然不能小视，而其产生原因却也要放在家族文化的背景中才能得以解释。”汤瑶卿自汤氏而归张门，则既承其母教传统，又始展张门之女学;张氏四女才名卓著，成为张氏家族文化的传承者;曜孙等既知女学对家族文化的重要贡献，于是着力培养后辈才媛。这是母教与女学有贡献于家族文化，而家族文化复孕育出又一代女学的过程。棣华馆六女既以家族声名为依托传其诗名，同时她们作为一个创作整体，以其整体效应延续了张氏四女的风雅之名，使张门的文学声誉得以继续传播。

《棣华馆诗课》刊刻之后仅两年，太平军即威胁到常州地区，张家在战火中四散分离。作为张门第三代才媛中最慧之人的王采苹后成为女塾师，在舅父曜孙弃世后，亦绝吟咏之事。1894年，王采苹的诗集《读选楼诗稿》由其雇主许振祎于山东河道总督属刊印。张氏一门由母教与女学相互作用而造就的数代女性作家群体，就此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