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小说创作论

韩春燕 薛冰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着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与嬗变，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浪潮的涟漪不自觉地浸润着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学‘再现‘生活，而‘生活在广义上则是一种社会现实，甚至自然世界和个人的内在世界或主观世界，也从来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a。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得丰富多样，精神世界呈现出更复杂、更多元的特征。文学作为“生活”的“再现”也随之产生着互文性的变化。面对着更迭着的社会形态和环境，文学作品如何书写当下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人类的生存现状，如何阐释面对急遽的变化时，人类内在心灵的困囿与怅惘，如何走出“身陷囹圄”的精神迷局，如何构建“焦躁”的当下与过去、未来的联系……都是写作者面临的普泛性的难题。而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的光荣”，以平视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深入挖掘内在的精神向度，正视一代人的文化性状，以其对当代人心灵孤绝漂泊状态的观照和对现代化的“侨寓”过程中人与城乡困境的深邃思考，以及突破困局、找寻出路的省思成为“中坚代”作家中卓尔不凡的存在。

一、 “去乡”的困囿与怅惘

“京漂”系列被公认为是徐则臣小说中最出色的创作，也是使他收获奖项与荣誉的重要创作。其中《跑步穿过中关村》 《啊，北京》 《我们在北京相遇》 《伪证制造者》 《把脸拉下》等中篇小说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漂泊无依的生存遭际以及精神样貌是“京漂”系列小说中揭示的普遍的现实生态。尽管出生、成长于乡村，徐则臣表示“我还是更愿意写一写城市，因为生活在其中，它是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贴近发肤和血肉。我所遭遇的生活与精神疑难，是一个出门撞见城市的人必然面对的问题”b。既然要在城市书写中勘探时代问题，就需依傍于有现代品格的城市语境作为背景。北京作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体现中国现代性的具象空间。它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新鲜前卫的精神文明对于乡村人，特别是乡村的年轻人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这种吸引力的催使下，大批蠢蠢欲动的“异乡人”蜂拥而至，“流动着的北京”成为了徐则臣“京漂”小说中叙事生产的现实背景。也许是徐则臣曾经在北京无户口、无编制的主体漂泊经验，让他注意到这一群散在城市“灰色”地带谋生谋爱的小人物。“京漂”系列中，徐则臣笔下的许多人物被设定为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或假古董贩卖者、房产中介公司职员、自外地来北京求学的学生等等城市的边缘人物。他们飞蛾扑火般地自乡村来到城市，身体飘荡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灵魂漂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祈望在大城市的罅隙中寻求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

徐则臣在“京漂”系列里设置的边缘人物，几乎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进城者，他们大多是或多或少受过教育、在城市中从事着与文化相关工作的人物形象，譬如在书店打工的王一丁（《西夏》）、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康博斯和在食堂工作的“诗人”班小号（《三人行》）、中学教师居延（《居延》）等等。在《啊，北京》和《我们在北京相遇》中，边红旗自称“绝对的民间诗人”，拿起笔时是“诗人边塞”，放下笔后，却是个假证制造者和贩卖者。边红旗原是苏北小镇的中学语文教师，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老婆是小学美术教师，两个人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着温馨和睦的小日子。后来的“日子有些别扭”，一方面由于当地政府削减教师工资，另一方面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使边红旗的文学创作空间趋于逼仄，找不到写诗的灵感，加之一起长大、年龄相仿的伙伴们都陆续离开小镇去闯世界，边红旗躁动的心终于按捺不住了，不顾妻子反对毅然决然地辞职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火热的外表下又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冰冷。所谓来投靠的远方亲戚，见面后才真正了解到也不过是租住在平房里、吃着馒头咸菜、靠蹬三轮车为生的劳苦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因外地人身份屡屡碰壁，最终只能放下知识分子的自尊与矜持，臣服于现实面前，也干起了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的营生。而后又在偶然间结识了朋友小唐，跟着他踏进了制造、贩卖假证的行列，在被警察围追堵截的提心吊胆中困顿地生活着。一面是乡村中学语文教师，人们眼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一面是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界的“二道贩子”;一面是多年以来作为教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的成就感，一面是找不到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迷惘感;一面是积极投身城市文化建设的雄心壮志，一面是温饱还不得以满足、更遑论实现理想的糟糕境遇……身份的裂变、心理的落差、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等种种矛盾并置于边红旗一人身上，在这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上熔铸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感与悖论感，也通过作品中这种撕扯的张力而赋予了读者更繁复、更多义的解读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京漂”系列小说的收尾方式似乎总让人感到错愕不及，但又在措手不及中引人深思，有论者指出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c。尽管在叙述过程中徐则臣尽力让这些小人物之间用友情和爱情来互相拥抱取暖，但结尾处却总含蕴着些许残忍的凉意——如敦煌在被女朋友告知怀孕的电话声中被锁进手铐（《跑步穿过中关村》）;子午就在与女朋友领证的当天遭意外杀害（《天上人间》）;姑父在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之时又再次锒铛入狱（《伪证制造者》）等等。这些叙事的“留白”与其说是徐则臣在暗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现实，毋宁说是他在理性与感性的博弈下，悲观地直面灵魂漂泊无所皈依的境况，对这些人物染以在劫难逃的宿命论的色彩。

然而，无论是边缘人物群像，还是知识分子标本叙写，徐则臣在他们身上都映刻着当代人面对现实时共通的无力感——个体的命运像浮萍一样悬置在时代洪流之中，个人的理想和努力在与社会现实劈面相迎后被打得粉碎，“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在无法得到认同感的心理状态下日趋黯淡。在城市坚不可摧的阶级壁垒面前，“无根性”的漂泊焦虑与在城市中的困囿与怅惘始终贯穿着人物精神的始终。当拼搏与自省都不足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后，他们选择了逃离，逃回记忆中的“乌托邦”，试图找寻精神上的动能支撑。小人物的命运就这样被放置在徐则臣的放大镜下，从而聚焦出时代症候下个体精神的隐痛点。

二、 “归乡”的伤逝与寄寓

“侨寓文学”的命名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明确提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世界。”d对于当时的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来说，故乡之于北京是乡村与城市的距离，而今许多乡土文学的作者往往来自乡村，现居地并非自己的故乡，虽然其作品产生于城市，但实际上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多会介入故土的人、物、事。即便是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也照见着故乡模糊的背影。徐则臣出生、成长于江苏东海，大学毕业后在淮阴师范学院任教，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至今。由苏北到北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成为了徐则臣之于“侨寓”的切身体验。

侨寓者离乡，而后归乡找寻精神原乡是“侨寓”母题书写的题中之义。“住在城市，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城市人。中国的城市化更像是一个简单地掠夺和抛弃乡村的过程，一路走一路吞并和摈弃，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好像把农民和耕牛赶进筒子楼里就算完成了。一大批身心离散、精神动荡的人出现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从小地方拥向城市，成为城市人、半个城市人或者城市里匆忙的过客，每个人带着各自的背景，让中国的城市变得无比复杂，乡村和小城镇被人为地、生硬地嵌进了城市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有一半非城市性;或者说，中国的城市有一半的乡土性;或者说，理解中国的城市，必须以理解中国的乡村为前提，抛开中国的乡村去理解中国的城市是片面的。”e为了更深入探寻“城市的乡土性”，徐则臣在自己的文学版图中设定了与北京相对望的另一极——由花街、运河和石码头组成的表述空间。

与贾平凹笔下的棣花老街、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苏童的香椿树街一样，“花街”并不单单是徐则臣地缘意义上的故乡，他在写作中赋予了它更多使他心安的情感使命：“这个乌托邦容纳了我所表达出的一切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触摸到的，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和虚构;包括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囊括了我的理想主义和被关乎的西绪福斯;还有我将要表达和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属于我的东西。”f这个“邮票大小的故乡”比起北京的孤傲与冷漠，它更为亲切、平易近人。晴好阳光下湿润明亮的石码头、波光粼粼的运河和来往如梭的船只、花街上矮小的青砖瓦房和林立的商铺构成了另一个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槐花树的香甜气息、晨昏中的鸡鸣狗吠、傍晚时间随微风飘荡的炊烟都是根植在徐则臣记忆深处的故乡密码。“花街”虚构空间的建构远离城市的喧囂，但它却是在现代性进程中乡土表征的聚集地——传统的乡村形态、乡土文化与乡村伦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是否还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远离乡村和土地过程中，出走的少年们在历尽沧桑后，精神信仰与理想主义将安放何处？这些都是徐则臣在“故乡”系列小说中嵌入的对人与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短篇小说《夜归》里叙写了一个父亲在大年夜晚上接儿子一家三口从车站回家的故事。在有限的篇幅内，文中的“儿子”以知识分子返乡者的“他者视角”看到了家乡（县城）的发展近况：河流填平了，田地里建起了房子，楼房、商厦、店铺拔地而起，二十年前就读的高中如今变成了霓虹闪烁的商场，脚下的路由沙子路变成了柏油路，乡亲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不再是自行车和三轮车，变成了带空调的豪华中巴……变化了的故乡到处充斥着现代化印迹的陌生感。然而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儿子心中泛起的对故乡的回忆仍旧熟悉与温暖。风雪夜里与父亲二人抽着烟驾着牛车的交心、家门口老母亲等待与守候的身影、一家人团聚着过年的温馨等等，都是在都市丛林体验里不常感受过的安适、从容和慰藉。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两大主要流派，由鲁迅开拓的“写实传统”与由沈从文、废名等人开拓的“抒情/诗性传统”，至今仍是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承继来源。近百年前，鲁迅开启现代文学中“归乡”原型模式书写g，其作品大多是返乡者对乡村现状尖锐的控诉和挞伐，这在同样是“归乡”题材的“故乡”系列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但与此同时，“在与现代社会相比较时，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h。这也意味着，在现代化的催生下，徐则臣笔下的故乡也并不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和汪曾祺笔下的庵赵庄那样清丽脱俗。徐则臣虽伤逝于故乡的现代化变故，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性偏颇的宽容处理，与在含混的城市化方向中对“理想主义”的提纯。“故乡”系列中麻婆与修鞋匠老默生死相守的尘缘往事（《花街》）、七奶奶与汝方凄美又辛酸的爱情“童话”（《忆秦娥》）、老猎手老杜不肯交出最后一杆土枪的倔强（《最后一个猎人》）、范小兵为坚持成为伞兵梦想豁断牙的热情（《伞兵与卖油郎》）……如此种种对世间真情的呵护与对苦难的隐忍，是唯独在“花街”空间中才寄托着的朴素与温意的执守。徐则臣在意的“俯拾和整理故乡的记忆”，让流浪归来的人们有个精神寄寓的场域。就此而言，如果说“京漂”系列小说中小人物的日常是其“写实主义”的创作立场，那么在“故乡”系列中，氤氲着的理想寄寓则是在“写实”的底色上，又点染了“诗性”的亮色。

作家个人成长的“侨寓”轨迹是个逐渐远离故乡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活地点的迁徙，更是精神血缘上的淡化和疏离。永存于心中的乡间记忆为徐则臣提供了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在水路之间，在现代边缘”i。“故乡”系列是城市化过渡阶段的存在状态，当城市对乡村的攻城掠地还未完全打破传统的乡村布局和形态时，当先进的文化观念还不足以影响古意盎然的地域文化风貌时，徐则臣笔下故乡的守常与新变正记录着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并成为了一代“半路人”的心灵驿站，正在影响且将持续影响青年人的价值选择。从抚慰漂泊的灵魂和疗救精神疾苦的角度来讲，“故乡”系列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拨开现实迷雾，随理想主义的精神指向挺进诗意的远方。

三、 突破困局——“到世界去”

“去乡”时无法得到自身身份和价值的双重体认，于是在“归乡”中找寻心理寄托和慰藉，同时又难以跨越在与故乡割离后的心理鸿沟，就这样徘徊在“去乡”与“归乡”之间孤绝的漂泊状态中。徐则臣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的“侨寓”困局，难得的是，徐则臣在作品中勇于走出困局的突围和试探——到世界去。在某种程度上，徐则臣“到世界去”的文本探索为当代中国人拯救失落的信仰、寻求精神的出路提供了某种可能。历时六年完成的《耶路撒冷》便是例证。

百年前，鲁迅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等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在“五四”运动退潮时期做出不同精神抉择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魏连殳在经过正面与世俗的反抗后，走上了不屈服的自我戕守之路;吕纬甫在获得了生存机会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反抗精神，走上了一条委曲求全的自我压抑之路;“我”在“出走-归来-再出走”的行踪中放弃了彷徨与摇摆，坚定着自我的信念…… 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鲁迅对有着“启蒙自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的反思，但在主题层面上已经渗透到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大范围上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的观照和自省。自此，知识分子的出逃与堕落，坚守和隐忍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徐则臣一面承继着“出走-归来-再出走”的“归乡”模式叙写，一面又在其中注入了在现代化时代语境下对“侨寓”困局的思索和突围。《耶路撒冷》聚合了“出走”与“归来”的情节，使城市陷入“介入-被出走-再介入”的循环，揭示了从乡村“出走”一代城市寄居者的“西西弗斯”难题。小镇青年怀揣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跑出乡村，却在城市的纷繁驳杂中迷了路，一次次经历精神挫败，成了“在而不属于”的多余人。于是回到故乡，企图对迷茫着的精神信仰进行重塑和朝拜。在精神原乡中得不到自我救赎的，便开始了新一轮的漂泊——到世界去。

“到世界去”，是徐则臣小说创作中诸多作品潜在的关键词，在《夜火车》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沿着铁路向前走》 《长途》 《小城市》等等作品中，都一以贯之地沿循着不断出走的叙述立意。只不过《耶路撒冷》无论在作品的体量、主题的意蕴或者是作家的用心方面，更能代表这些“到世界去”作品的旨归与神髓。在地理意义上，耶路撒冷位于死海边缘，历史上的巴以冲突使得这个命途多舛的城市饱经沧桑，同时，这里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被誉为“和平之城”，仅仅是“耶路撒冷”四个字便有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和神秘色彩。然而在通读整篇小说后，其作为宗教圣城的神圣性被消解为个人对生命内在信念的执守，它不在遥远的中东，它不必依靠繁缛的宗教礼节和秩序来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只存在于小说中每一个人的心中，是个体信仰的意象与隐喻。耶路撒冷是一个多重所指的能指符号，就像初平阳在小说最后一章解释道他为什么执意要去耶路撒冷那样：“我知道这个以色列最贫困的大城市事实上并不太平。但对我来说：她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这个城市里没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争斗;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及世俗犹太人、正宗犹太人和超级正宗犹太人，还有东方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他们对我来说没有区别;甚至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j

《耶路撒冷》的故事从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初平阳返乡开始。穿行在暗夜里的火车、车轮摩擦铁轨的凄厉之声、车厢里喜爱谈论天南地北的人群是徐则臣叙事独有的画面感。而后一同长大的、同在花街出走的伙伴们（秦福小、杨杰、易长安）有意识地或偶然地逐一回到故乡花街。小说中年轻一辈从未走出故乡的人是景天赐，他以永远的少年形象停格在叙述的“过去”时态中。随着初平阳想要卖掉大和堂的事件进展慢慢铺陈开来，天赐的自杀真相剥丝抽茧般浮现在读者面前，也逐渐唤醒了主人公们对天赐自杀的回忆与不可言说的隐痛：易长安懊悔于在雷雨夜怂恿天赐与伙伴比赛游泳，导致天赐被闪电吓到精神失常;杨杰自责出于虚荣心，送给天赐一把手术刀，那把放在书包里的手术刀正是天赐情绪暴躁时割腕自杀的凶器;天赐的姐姐秦福小和初平阳愤恨于目睹天赐自杀的现场时无所作为，没有及时呼救却临阵脱逃了……于是天赐的死亡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归乡人耿耿于怀的心理“原罪”，是渴望得到解脫和救赎的中心事件。即便在十多年的逃离与漂泊中也未能淘洗藏匿于内心的罪感意识，天赐的死亡仍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当回到故乡之时，面对并不如烟的往事，每个人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救赎：卖掉房子、到真正的耶路撒冷去找寻精神归宿是初平阳“到世界去”的忏悔实践;而对于秦福小而言，带着领养的儿子回到故乡，守着天赐生前“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运河，推开门就能走到水边”k的愿望也同样是“到世界去”的另一个新的含义——“世界”也存在于故乡中，无论出走或是回到原点“把掉到地上的都捡起来”，都是历尽万水千山“跋涉在耶路撒冷九九归一的路上”l。

对于徐则臣个人的创作而言，在指向“到世界去”的《耶路撒冷》以及在塑造了海外归来的戏剧导演形象的《王城如海》中，域外题材的开掘使得徐则臣的创作显示出更广阔的空间意识与全球化的写作视野。由初涉域外的短篇小说《古斯特城堡》 《去波恩》的试水，再到长篇小说“小史诗”《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徐则臣将城、城乡放入世界文学坐标，在写作中不断尝试着对出走边界的探索。在小镇青年敦煌、子午眼中，北京是“世界”，在由北京归来的初平阳眼中，耶路撒冷是“世界”，在走遍大好河山之后归乡的秦福小眼中，故乡也是“世界”，或许存在着“世界”之外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m。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断深入地被放置于“城-城乡-世界”的逻辑链条中，使得对于“关系”的审视在高倍率的广角镜头下变得更为清晰和真实，打破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被遮蔽的僵局。“世界”在徐则臣创作中的概念不断被泛化，由此，在充满着不确定和变数的关系场域下，人物不断地奔走，为了追寻、为了信仰、为了救赎、为了意义、为了世界的真相。不仅是写作题材的拓深，《耶路撒冷》与《王城如海》在小说的结构设计上也体现着徐则臣的文体意识。前者的主体部分以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作为章节，并将事件漩涡的景天赐放置中心位置，其余章节以其为圆心向外辐射，以初平阳为《京华晚报》写作的“我们这一代”专栏为复线，镶嵌在主文本每一章节后;在后者中，主人公余松坡创作的话剧《城市启示录》穿插在小说主体每一章节的开头，形成开放式的文本系统。这种双线并行的小说结构形态使得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形成“双重虚构”的隔空对话，两个部分看似相互独立，实则互为镜像，互为补充，主题上的浑然天成为读者营造了更具想象力的解读维度和阐释空间。在这里，徐则臣有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复调小说中的灵魂对话”n致敬的意味。由此可见，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并进入世界文学坐标写作的野心与“视野高远、姿态精进”的经典意识。

四、 结语

“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如一杆大旗穿过世俗的晨雾，高挂在灵的天空中，对精神的晦暗投一丝辉光，对精神的痛苦投一丝抚慰，为精神的发展寻找更多的途径、更广阔的空间。”o毋庸置疑，作品的思想容量取决于作家自身在时代潮头从高处俯瞰的眼界与能将其内化为针砭时代问题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一个好的作家需在时代大背景下保持强大的理性思维与共情能力，并永存人文关怀与悲悯之心。修辞立其诚，作为写作者的徐则臣，是充满真诚又理性的。那些关于北京与故乡人们生存的挣扎依旧会继续;关于故乡与他乡之间的漂泊与回首的“出走”行动依旧会继续;关于在由乡入城的“侨寓”中自我精神归属的找寻也依旧会继续。直面着当下孤绝的漂泊境况，在如何突破“侨寓”困局的意义上，徐则臣为一代人进行自我清理的使命依旧正在进行时。一路找寻，一路丢失，奔赴远方亦不忘回首来路，徐则臣与我们总要“在路上”。

【注释】

a[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 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邢培明、陈圣声、李哲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be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207页。

c参见傅逸尘：《没有结局的小说与“漂泊者”的命运及状态——读徐则臣中短篇小说记》，《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d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f徐则臣：《一个人的乌托邦》，《滇池》2006年第11期。

g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h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ijklm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502-503页、139页、194页、27页。

n参见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o摩罗：《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