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为何选择李登辉做接班人？

吴建国

蒋经国的一生，留给台湾人民无限的追思与怀念。虽然已经过世超过30年之久，台湾的历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民认为蒋经国是对台湾贡献最大、最值得人民尊敬的领导人。

但是，唯有一件事造成台湾人民对蒋经国存有普遍不满与不解，就是他为何会选择一位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且坚决主张“台独”的李登辉作为他的接班人，乃至后来将两岸关系带入紧张，几乎兵戎相见的绝境，对蒋经国不能知人善任的评价，也就不绝于耳。相信同样的疑惑，也存在众多大陆同胞的心中，本文就要从这样的角度，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等因素，做一个说明，以解读者的存疑。

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政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当时的台湾刚从长达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命运中，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不过4年而已。在日本实施“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影响下，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日本教育，大多不识中文，不会讲国语（就是普通话），只会说日语与闽南语。在这种情形下，早年的国民党政府所用各级干部与人才，自然多为从大陆来台的党、政、军人员（即所谓的外省人）。台湾人民限于本身的学识、能力与条件，确实很难进入政府，担任公职，扮演任何角色，这是现实造成的结果，不能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用人政策的偏差。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外省人当家统治台湾的年代。然而，随着教育普及与蒋介石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运动的结果，占有几乎90%人口的台湾本省人，开始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学识、能力都有显著的提升，已经具备能够跻身政界，担任公职，扮演统治者角色的条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权力结构的改变，成为大势所趋，也是必然的结果。

事实上，蒋经国从1960年代起，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问题。他特别交代重庆时期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极受其信任与重用的心腹干部李焕，要在台湾各地发掘未来足以担当重任的本省精英与人才，推荐给他，只要通过蒋经国的面试，确定是可用之才，就可以平步青云、不次拔擢，担任要职，进入中央决策高层。

为了方便李焕能透过适当职务的机会，接触到台湾各地的人才，蒋经国在1960年代，就任命李焕同时担任“中国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蒋经国自己是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大党、政、团要职，目的就是要李焕经由职务关系，多接触、多认识台湾各地的青年才俊，得以向蒋经国引介推荐。就在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工程”的时候，李焕有机会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担任技正工作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根据李焕回忆录《追随半世纪》中的记载：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正在筹组内阁时，为了要找一位具有农业背景的本省籍专家学者，出任“政务委员”，那时我（李焕自称，以下同）是奉经国先生之命，专门负责发掘合适的本省籍人才，推荐给经国先生的这个工作。我最先认识李登辉是在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发现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与美国，得到农业博士的本省籍专家，就特别约见他，见他面貌老实，待人诚恳，加上当时政府亟需农业方面的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党部讲演，谈台湾的农业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经国先生在组阁时，需要一位本省籍的农业专家做“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辉，将他推荐给经国先生，李登辉从此得以进入政界，才有后来这一切的发展。

所以，可以说李登辉是蒋经国“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在李焕的推荐下，他得以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台湾的农业事务。等到1978年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又受到蒋经国的提拔，晋升为台北市长。这时蒋经国开始认真看待这位将来有可能身负重任的台籍精英干部，经常在下班后，亲自到李登辉台北市长的官邸，与他闲话家常，嘘寒问暖，灌输他“大中国思想”，还经常送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要李登辉好好研读，要他打从心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受到年轻时接受日本“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影响。

原来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留在台湾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基本上分为两种不同对待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人：一种是坚决抵制“皇民化”教育，坚持自己是汉民族，是中国人。另外一种则是迫于现实，只有向日本殖民统治者低头，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人。李登辉就是属于后者，不但接受了“皇民化”教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对于李登辉过去这段“数典忘祖”的荒谬历史，相信蒋经国是心知肚明，不过蒋经国觉得可以透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加上对他的重视、重用，可以产生影响，改变李登辉的思想与心态。只是事后证明，蒋经国当年的努力付出，都全是枉然，李登辉在蒋经国死后，仍然难掩其真面目，暴露了他主张“台独”与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李登辉毕恭毕敬对待蔣经国

至于李登辉对待蒋经国，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蒋经国面前，他必定毕恭毕敬，如同当初李焕所形容的“貌似忠厚”一样，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椅子只敢坐三分之一，以松懈蒋经国对他的防备之心。

就在这样苦心经营之下，李登辉已日渐得到蒋经国的信任。果然，在担任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再受到蒋经国的拔擢，升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治理除了台北与高雄外的所有台湾地区，李登辉好整以暇，已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外的“第一大诸侯”地位，伺机以待再攀事业的高峰。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毫无疑问，由主席蒋经国继续连任，副手人选会是哪一位，就成为台北政坛共同瞩目的焦点。在蒋经国第一任期担任副手的谢东闵，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促成蒋经国决定要提名一位新人来担任副手。

由于蒋经国自己是外省人，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副手自然需要提名一位本省籍、经历完整、资望足以服众的政要出任，方符合各方期待，摆平政界杂音。

当时环顾台湾政坛，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来走在李登辉之前、资历较深的“内政部长”林洋港与李登辉两人符合这样的条件。不过，经过蒋经国仔细思考，最后却决定舍资深的林洋港而选择了资浅的李登辉，这是台湾政界一直不很明白的一个秘辛。

一直到2003年，李焕才在笔者的追问下，说出了其中的奥秘：经国先生是基于省籍平衡的考虑，决定其副手的人选必定要由本省人担任。如此就将那時做得很好，又颇孚人望的“行政院长”孙运璿排除在外。而在当时无论资历、声望在本省人中最高的就数李登辉与林洋港两人，他们从政的经历相仿，都曾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主席。不过仔细分析以后，所以没有选择林洋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林洋港在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在省议会接受省议员质询，要求将台湾省农会与农田水利会的总干事由官派改为民选。林洋港是本于民主的理由，同意了省议员的主张。他不知道这是当年经国先生在担任“行政院长”时，见到民选产生的农会与农田水利会总干事，因为不受政府与民意机关的监督，拿着高薪，开着名车，产生许多弊端，为农民所抱怨，经国先生才决定改为官派，成为要受政府法规限制与管理的公务人员，不致于在地方作威作福，产生鱼肉农民的弊病。林洋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骤然又改为民选，违背了经国先生当初的用心，让经国先生失望，

二、林洋港也是在担任省主席时，接受了省议员的建议，在没有事先与“行政院长”商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将原来是县辖市的新竹市与嘉义市升格为省辖市，严重影响到新竹县与嘉义县的发展与财政收入的来源。为此，“行政院长”孙运璿颇有微词，希望林洋港收回这个没有授权的宣布。但是，林洋港竟以辞职要挟，孙运璿为了避免在经国先生健康不佳的情形下，使此事件演成政治问题与风暴，只有吞下这口气，不过从此在经国先生的心里埋下林洋港不好驾驭的不良印象。

三、林洋港调任“行政院内政部长”之后，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对于台湾许多住宅大楼住户为了防盗的需要，均加装铁门铁窗，往往造成火灾发生时，无法从高楼窗户救人，而被活活烧死的惨剧，林洋港竟然在民意代表面前承诺要在3个月内，完成治安的整顿，使铁窗完全消失。这个支票自然跳票，对林洋港的声望也造成了相当的伤害。

四、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员庞大复杂，林洋港自己曾当选民选的南投县长，他的弟弟林源朗也在他之后当选南投县长。如果一旦林洋港更上一层楼，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甚至将来还有机会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难免整个林氏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是蒋经国极不愿见的局面。相对于林洋港庞大的家族，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他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战期间战死太平洋战场。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的考虑，蒋经国很自然地选择了貌似忠厚，在蒋经国面前行为举止中规中矩，只敢坐三分座椅的李登辉，担任他的竞选副手，林洋港的出局也自在意料之中了。

顺利接班成功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是在1984年2月20日在台北市中山楼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七任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以1012票，得票率高达95%，顺利连任。3月22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李登辉以873票当选，蒋经国还亲自前往李登辉家道贺。

蒋经国这一任期，没有想到却只做了3年8个月不到，就与世长辞了。从此，蒋经国时代正式结束，走入了历史，也结束了蒋家父子两代对台湾40年的统治。

当天晚上7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的监誓下，正式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展开了极具争议的李登辉时代，也是台湾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开端，令人感叹。

蒋经国死前，并没有在权力的传承上有任何交代。他的健康情形虽然日益恶化，可是他对自己的生命，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应该可以做完任期。他对自己健康的过度乐观，导致他的身后台湾政局并不安定。没有政治强人的压阵，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因而蠢蠢欲动。在他过世不过两个星期，国民党已经为了推举代理主席的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表面平静的台北政局，事实上已经暗潮汹涌，风雨满楼了。

等到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举行“临时全体中央委员会”（简称“临中全会”，与“临终全会”同音，有人因此戏称此次全会已正式宣告国民党的即将衰败，已是“临终”时期了）。推举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时，终于爆发了“主流”与“非主流”公开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的实质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

重演“二桃杀三士”历史，成为实权领导人

其实，蒋经国虽然在生前没有亲自交代“后蒋时代”有关人事与权力的安排，但是冥冥中，他已适才适任地将台湾的党、政、军交给了他晚年最倚重、也最信任的三员大将手中。

李焕是最受蒋经国喜爱与重用的学生，他曾长年追随蒋经国创办救国团、从事青年工作与党务工作颇有成绩，得到蒋经国肯定的核心干部。在蒋经国生命最后的半年，蒋经国任命李焕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于是将“党务”交给了素以开明作风与擅长党务工作见称的李焕，应该是蒋经国心目中最佳的人选。

至于“政务”，在蒋经国一贯认为搞好经济、改善民生是负责政务工作最重要的任务。而俞国华一直在财经界服务，虽然因为说话乡音过重，欠缺政治上与人民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长处，以致俞国华一直无法建立政治上的声望，但是俞国华担任“行政院长”的5年，是台湾经济最辉煌的年代，负责“政务”俞国华是绰绰有余。

而“军务”是由已担任参谋总长8年之久的郝柏村掌控，早已在军中成了气候，当时几乎所有海、陆、空、勤各军种少将以上的将领，都是在郝柏村总长任内得到他的提拔而任命的。台湾军队当时已有“郝家军”的称呼，可见郝柏村在军中扎根之深，是无人可比拟与撼动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蒋经国固然生前没有交代，然而他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只是很遗憾的，这三位“后蒋时代”的强人，彼此完全不能推心置腹，甚至离心离德，使得继任大位的李登辉发现他们私底下竟然是如此的互相倾轧，如此的水火不容，以致有机可乘，利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子，重演了历史上“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先是由李焕取代了俞国华担任“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位就由已明显倒向李登辉的“副秘书长”宋楚瑜接任，先收复了“党权”。

接着，又利用李焕介入“主流”“非主流”党争的机会，趁势由最具实力与发起反对李登辉的“非主流”大将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如此逼退了李焕，李登辉再任命反对郝柏村的海军上将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及陆军上将蒋仲苓出任“国防部长”，顺利收回了“军权”。

可是，为了担任“行政院长”，已自动退役的郝柏村，还想控制军权，擅自在“行政院”召开“军事座谈”，明显侵犯了李登辉的职权。李登辉乃发动本土“立委”与“国大代表”，逼迫郝柏村辞职下台，从此党、政、军大权全落入李登辉手中。不过短短3年，李登辉由一位毫无实权的虚位领导人，变成继蒋经国之后，台湾名实相符的“政治强人”，台湾徒具民主选举的形式，却无统治权上的民主与分享，至今仍然如此。

蒋经国生前三大愿望之一的“政治民主化”，候选人只有在选举拜票时，会表现得“谦卑、谦卑、再谦卑”，可是当选后，就会变成“独裁、独裁、再独裁”。

看来台湾引以为傲的政治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待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

（作者为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