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三大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其协调性空间差异分析

李雪涛 吴清扬

内容摘要：本文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赋权法、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其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等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划分其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表明：三大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发展优势领先，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次之，人口城镇化最为滞后，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首位、长三角次之、京津冀较低。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城镇化健康度最高，次高值区分布在以南京和杭州为核心的小范围区域;珠三角以深圳、广州为核心的圈层区域是城镇化制高区，粤东高于粤西、粤北高于粤南;京津冀内部城镇化高值区分布在京津双核心区域，整体呈“核心-边缘”格局。三大城市群城镇化均处于轻度失调衰退，仅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为勉强协调发展，中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最大。长三角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区仍集中在上海核心圈层地域，珠三角协调发展度呈自粤北、粤东向粤南、粤西逐渐衰减趋势，京津冀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区分布在京、津、石核心区域范围，廊坊成为京津间断裂区。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度   空间差异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的过程，通过合理规划各类城镇的人口规模、提升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融合、集约节约、绿色低碳，最终达到大中小城镇互促互进、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近年学者关于城镇化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逐渐丰富，集中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等层面。人口城镇化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区位因素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刘欢（2017）与高雁鹏（2016）运用空间自相关指数和空间变差函数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王亚力（2013）、欧朝蓉（2016）探讨了环洞庭湖区、滇中县域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结构及影响因子。经济城镇化方面，张雅雪（2014）在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促进农村经济城镇化、国际化的发展策略;白孝忠（2016）认为经济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双向效应，但降低作用大于增加作用，总体上减少碳排放;敬然（2017）阐述了吉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推动县域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对策。社会城镇化方面，农业剩余、比较利益、经济结构变革分别是我国社会城镇化的启动机制、驱动机制、持续动力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是走向小康社会城镇化的就业路径，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障碍是我国社会城镇化问题的根源，唯有制度创新才能促进社会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土地城镇化方面，我国和各省份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增长，但省际差异较大，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的峰值效应。张立新（2017）、俞振宁（2016）、曹萍（2017）分别以长江经济带、浙江省、山东省为研究对象，利用ESDA、GWR、PLS等探讨土地城镇化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生态城镇化方面，其建设需要构建决策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三者共同组成的长效机制，才能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各省区生态城镇化综合效率偏低，呈现显著区域差异。石培基（2016）初步探讨宁夏中部地区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利用宁夏生态移民的过程走生态城镇化发展道路;王兴为（2016）提出分阶段实施濮阳生态城镇化战略。 除此，也有学者研究集中在人口-经济城镇化、土地-人口城镇化、土地-经济城镇化、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变化、耦合协调性分析等，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也是近期学者关注的热点。

综上，关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等单维城镇化的研究汗牛充栋，多维的研究也仅限于人口-经济、人口-土地、土地-经济、人口-土地-经济的二维或三维层面，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五位一体的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等五维视角出发，构建适用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赋权法测算三大城市群及其下辖地级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及综合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同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其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阶段，从而在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明晰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发展弱势，为进一步推进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出建议与对策。

新型城鎮化及其协调发展度的测算方法

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基础上，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层次性、系统性与数据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相关文献成果，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入手，构建适用于沿海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系统（表1），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和2017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等。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算。据表1，表征三大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的23项指标层的单位、量纲均不同，选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式中，xij为新型城镇化指标的初始值，Xij为新型城镇化指标的标准化值，Mj与mj为j类同种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基于熵值赋权法测算这23项城镇化指标的权重，同时也测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及其所辖3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避免主观赋权法的偏颇与误差，其公式参考白孝忠等（2016）的成果。

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协调发展阶段的划分。人口城镇化是核心与本质，经济城镇化是目标，社会城镇化是基础，土地城镇化是载体，生态城镇化是动力，这五大城镇化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方面的偏颇均会成为“短板”，而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整体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构建这五大城镇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划分三大城市群及其所辖地级市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阶段，明晰其协调发展状况。协调发展度的公式及划分方法参考敬然等（2017）的成果。

三大城市群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发展优势领先，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次之，人口城镇化最为滞后。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0.127）位居三大城市群首位，长三角（0.121）次之，京津冀（0.103）较低。其中，人口城镇化中长三角（0.015）>珠三角（0.014）=京津冀（0.014），经济城镇化中长三角（0.048）>珠三角（0.046）>京津冀（0.045），社会城镇化中京津冀（0.053）>珠三角（0.046）>长三角（0.041），土地城镇化中珠三角（0.073）>长三角（0.051）>京津冀（0.040），生态城镇化中珠三角（0.127）>长三角（0.121）>京津冀（0.103）。

长三角内部，上海综合城镇化质量为0.721，苏州、南京、杭州、无锡介于0.3-0.4，宁波、常州、南通、嘉兴、镇江、绍兴、台州介于0.2-0.3，其余城市介于0.15-0.2。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东部地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健康度最高，并辐射至其毗邻的无锡与苏州，而次高值区分布在以南京和杭州为核心的小范围区域。上海为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龙头，苏州、南京、杭州、无锡为其副中心，经济上实现以服务业为主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社会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生态方面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接近100%，土地方面的工业用地效率明显提升、新型城镇化用地需求得以保障。

珠三角内部，深圳（0.643）、广州（0.518）的综合城镇化质量最高，东莞、佛山、珠海、中山介于0.2-0.4，其余城市介于0.15-0.2。以深、广为核心的圈层区域是新型城镇化制高区，粤东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粤西、粤北高于粤南，呈现由粤东北向粤西南逐渐递减的格局。深圳、广州为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双核心龙头，其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与港、澳相邻的区位优势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跨区流动与优化配置，外资的推动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域，互联网、现代交通、电信等社会网络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

京津冀內部，北京（0.702）的综合城镇化质量独占鳌头，天津（0.396）仅次于北京，石家庄、保定介于0.2-0.3，其余城市均低于0.2。京津冀新型城镇化高值区分布在京、津双核心，城镇化低值区分布在以张家口为核心的西北，以承德、秦皇岛为核心的东北，以沧州为核心的东南，整体呈“核心-边缘”格局。京津冀城乡要素资源合理配置逐步均衡、体制机制创新不断优化，通过提升新城镇的创新创业水平而吸引各种资源要素、高素质人才向城镇转移，废除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的农地产权制度，为土地使用权流转与资源更好地合理配置创造条件，依靠政府投资或中央转移支付融资，新型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

三大城市群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分析

三大城市群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均处于轻度失调衰退，耦合度排序为长三角（1.709）>珠三角（1.675）>京津冀（1.667），协调发展度排序为珠三角（0.705）>长三角（0.679）>京津冀（0.631），35个城市中仅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为勉强协调发展，其余均处于失调阶段，目前勉强协调发展、濒临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分别为11.43%、11.43%、31.43%、45.71%，三大城市群内部中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最大（见表2），这些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非农化矛盾突出，因工业、交通运输、房地产开发等发展需求，这些城市超前征地、非法转让土地导致耕地流失，同时产业链条的进一步延伸与优化困难、外向型经济高度发展阻碍本土企业发展，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利用率低，污染废弃物排放严重、二次有效回收利用率低。

长三角中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区仍集中在上海核心圈层地域，并延伸至苏州、无锡，以南京为核心的次高值区范围比杭州次高值区范围更广泛，低值区涵盖扬州-镇江、湖州-嘉兴等串联区域及以台州为核心的长三角南部。珠三角中广州高值区圈层地域范围比深圳广泛，以肇庆、江门和以惠州为核心的低值区分列在广州-深圳高值区东西两侧，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呈现自粤北、粤东向粤南、粤西逐渐衰减的趋势。京津冀中高值区除了分布在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区域范围外，还包括以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冀南侧，值得注意的是廊坊虽毗邻京、津，但并未接受到京、津新型城镇化要素的有效扩散，成为京津间协调发展的断裂区，承德-秦皇岛串联区、张家口核心区、沧州核心区等为其协调发展低值区（见图1）。

结论

三大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发展优势领先，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次之，人口城镇化最为滞后，其中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首位，长三角次之，京津冀较低。人口城镇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城镇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社会城镇化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土地城镇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生态城镇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长三角内部，上海综合城镇化质量最高，苏州、南京、杭州、无锡次之，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城镇化发展健康度最高，次高值区分布在以南京和杭州为核心的小范围区域;珠三角内部，深圳、广州综合城镇化质量最高，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次之，以深、广为核心的圈层区域是制高区，粤东高于粤西、粤北高于粤南;京津冀内部，北京综合城镇化质量独占鳌头，天津仅次于北京，石家庄、保定再次之，高值区分布在京、津双核心区域，低值区分布在以张家口为核心的西北、以承德和秦皇岛为核心的东北、以沧州为核心的东南，整体呈“核心-边缘”格局。

三大城市群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城镇化均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耦合度排序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协调发展度排序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仅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为勉强协调发展，其余均为失调阶段，且中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最大。

长三角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区仍集中在以上海為核心的圈层地域，以南京为核心的次高值区范围相比以杭州为核心的次高值区广泛;珠三角协调发展度中广州高值区圈层地域范围比深圳高值区范围广泛，呈自粤北、粤东向粤南、粤西逐渐衰减的趋势;京津冀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区除分布在京、津核心区域范围外，还分布在石家庄核心区，廊坊成为京津间协调发展的断裂区。

参考文献：

1.卢丽文，张毅，李永盛.中国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3）

2.刘欢，邓宏兵，谢伟伟.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7，37（3）

3.高雁鹏，袁家冬.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格局演化[J].经济地理，2016，36（12）

4.王亚力，彭保发，熊建新等.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J].地理研究，2013，32（10）

5.欧朝蓉，朱清科，包广静.滇中县域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37（6）

6.张雅雪.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城镇化国际化研究[J].科技视界，2014（36）

7.白孝忠，李平，廖良美.经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16，32（4）

8.敬然，陈斯琪.吉林省县域经济城镇化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海峡科技与产业，2017（6）

9.唐磊雯.中国社会城镇化深层动力机制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9（3）

10.杨盛僚.小康社会城镇化的就业路径[J].学习月刊，2014（2）

11.胡丹.我国社会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北方经贸，2014（5）

12.张飞，孔伟.我国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机理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5）

13.张立新，朱道林，杜挺等.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26（9）

14.俞振宁，吴次芳.基于ESDA-GWR的浙江省土地城镇化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6，30（3）

15.曹萍，任建兰.山东省土地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20）

16.胡雪萍，吕衍超.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J].学术论坛，2017，40（1）

17.方永丽.中国生态城镇化相对效率评价及其集约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1）

18.石培基，李鸣骥.宁夏中部生态脆弱区生态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6，20（3）

19.王兴为.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分析——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

20.郑丽，孜比布拉·司马义，颉渊，等.新疆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变化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1（3）

21.严思齐，吴群.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和互动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1）

22.张琳，王亚辉，郭雨娜.中国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的协调性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6）

23.刘法威，许恒周，王姝.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8）

24.曹文莉，张小林，潘义勇等.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2）

25.刘畅，侯修泽.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其空间格局——以黑龙江省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6）

26.刘兆军，李东升.黑龙江省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协调发展[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6）

27.赵培华.河南省城镇化与粮食生产关系实证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4，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