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里的民国风度

“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五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先生提到了一本“古董级”刊物——《莽原》。虽然先生自嘲编辑的刊物大多“有始无终”，但他恐怕想不到，他的《莽原》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还依然陪伴着大家。

●   “忠于现世，望彼将来”

《莽原》于1925年4月附于《京报》初刊，1926年1月10日在北京创刊，由鲁迅担任主编。《莽原》提倡“撕毁旧社会的假面”，注重社会批评，以“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为宗旨。

不少大家都曾在《莽原》上发表过文章，如林语堂的《祝土匪》，翻译家李霁野的《微笑的脸面》，现代著名作家、美学家向培良的《无题》等。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最早也是发表在《莽原》上的。

可以说，《莽原》对当时进步思潮的宣传和社会文化的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的命运却十分坎坷。在创刊后的第二年，它就因抨击时弊招致北洋政府的不满而被迫停刊。1941年，以顾牧丁为首的一批文人继承鲁迅关心国事的精神，在四川成立了莽原出版社，继续传播进步思想，但因时局紧张于1942年底被迫关闭。在此后漫长的四十年中，《莽原》都未能重见天日。直到1981年，河南省文联决定以鲁迅先生的《莽原》杂志为名，创办新的文学季刊，《莽原》终得以延续下来。

1990年1月，《莽原》与创办了三十年的《奔流》杂志合并，以刊发中短篇原创小说为主，兼顾诗歌、随笔、评论等体裁。如今，它已经成了中国原创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许多作者从《莽原》走出来，发表了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荣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如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张宇的《活鬼》、二月河的《乾隆皇帝》等。

文学小词典：“初刊”与“创刊”

“初刊”指报刊首次发行，此时报刊可能为独立出版物，也可能并非独立出版物。

“創刊”指报刊开始正式出版发行，此时报刊为独立出版物，拥有自己的创刊号。

●   “玛丽苏言情小说的鼻祖”？

《莽原》杂志虽历史悠久，但它并非我国创办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这一殊荣当属《小说月报》。

作为中国发刊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1910年7月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虽然如今的它有着全国“百强报刊”的荣誉，然而在创办之初，《小说月报》却是不折不扣的封建旧文学大本营之一。

五四运动前，《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聚集地。刊登的内容中，趣味庸俗、供人消遣的言情小说和即兴小说占很大篇幅。这些言情小说多写才子佳人的种种哀情、苦情，因此一些人开玩笑，说它是如今“玛丽苏言情小说的鼻祖”。

这一现象直到1921年沈雁冰（茅盾）担任主编后才有了显著改变。他将杂志内容重新整合，加入了白话小说、新诗、译文和论文等，辟有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等栏目，提倡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郑振铎、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名家也在其上发表作品，《小说月报》由此从旧文学的大本营转为了新文学的阵地。

1927年叶圣陶代行主编后，《小说月报》更是发展成为影响最广的文学刊物之一，并成了不少文学大家的处女作发表之地。比如茅盾的首部中篇小说《幻灭》、巴金的首部中篇小说《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鲁迅的第一部小说《怀旧》等。

与《莽原》一样，《小说月报》也经历了漫长的停刊期。它的发行单位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毁，杂志发行随之停顿。直到1980年，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与百花文艺出版社才重拾了这份业务。

此后，《小说月报》始终注重选发贴近现实、紧扣时代脉搏的文学作品，强调“雅俗共赏”，刊登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还有许多被改编为脍炙人口的影视剧，如《秋菊打官司》《天下无贼》《集结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北京人在纽约》《潜伏》《金陵十三钗》等，《小说月报》也逐渐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文学刊物。

文学小词典：“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20世纪初叶在上海“十里洋场”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作品多写才子佳人的爱情，主张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由于常以“一双蝴蝶，卅六鸳鸯”来比拟书中的才子佳人，因此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等。

●   “闲话”不闲

除《莽原》和《小说月报》外，民国时代还有许多著名的刊物。比如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创办的《现代评论》杂志，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人创办的《语丝》杂志，等等。其中不少刊物成了文人们论辩的“圣地”，他们你来我往，在针锋相对中留下了许多经典名篇。

在刘和珍、杨立群于段祺瑞府前请愿遭枪击事件（也就是《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背景）中，鲁迅赞扬了学生们的英勇行为，陈西滢则站在保护学生的立场，认为不应该鼓励这种运动，做父兄、做师长的，有责任加以劝阻。于是，从1925年底至1926年初，二人以《语丝》《现代评论》为主阵地，发表了一系列“闲话”文章，争论的主题从一开始的学生请愿事件，一直延伸到文学作品的“剽窃与抄袭”等问题上，周作人、徐志摩等人也参与其中：

《闲话》 陈西滢

《并非闲话》 鲁迅反击

《“闲话”引出的闲话》 徐志摩调和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 周作人助攻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 徐志摩再调和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陈西滢、周作人“互掐”

《结束闲话，结束废话》 徐志摩号召双方就此“带住”

《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回应

其实，早在这一系列的“闲话”之前，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已发表了多篇“闲话”文章，颇受读者喜爱，刊物也随之热销。他的文章虽以“闲话”命名，但谈论的并不是与时代无关的话题。“闲话”，话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他和鲁迅一样，爱“管闲事”，对当时的文化、文艺、政治等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封建愚昧的思想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而《语丝》作为另一个作家们表达思想的园地，也如它的发刊词中所写的那样“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语丝》在1924年初创时，销量并不好。但鲁迅表示“愿意竭力‘呐喊”，周作人、钱玄同等也积极加入了《语丝》的筹办，孙伏园、李小峰、川岛则“夹着《语丝》沿街叫卖”。慢慢地，《语丝》在北大等高校打响了名头，激进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每出一期，总被学生抢购一空。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这样说道。通过这一本本杂志、一篇篇文章，我们看到的是那时的文人大家对国家、国民的责任和对自由、光明的探索。如果说民国的文坛大师是璀璨的繁星，那个时代的刊物便是那片静谧的夜幕，以它深邃而宽宏的姿态庇佑着这些敢于抨击黑暗现实、为国民命运而奋斗的伟人。虽然百年前那个华灯幢幢、十里洋场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但那份风骨，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王 琦/王星鹭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