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烈士 长征路上无言的铭记

华南

在从井冈山到会宁的漫漫征途中，长征到底有多艰辛？红军到底有多苦？“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尽显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难、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

据记载，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18.7万余人，算上途中补充兵力，共约20万人，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仅剩5万余人。长征，就是一条烈士身躯铺就的路。一册长征回忆录里有这样的描述：“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长征的胜利是无数红军烈士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沿途留下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红军墓，这些墓碑很多没有碑文，甚至不知墓主姓名，但每一座都伴随着一个不可忘却的故事。

无名碑里的“长征第一仗”

在江西信丰县百石村一条叫茶背坑的山沟里，矗立着一座墓碑。看似普通的碑，其实承载着一段特别的悲壮往事。

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瑞金开始长征。10月20日，红3军团先头部队抵达信丰县新田镇罗峰头。21日，红4师向百石、古陂摸索前进。上午10时，当红军到达百石村时，被百石守敌信丰“铲共团”常备第二中队发现，双方交火，红军长征的第一仗由此打响。

在战斗中，红军战士抢占百石附近制高点，架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当敌军逃入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围屋时，红军高喊“缴枪不杀！”，劝他们投降。然而，他们负隅顽抗，并枪杀了多名喊话的红军战士。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长洪超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恼火，并果断命令：“坚决消灭敌人！”话音刚落，他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血流不止。当政治委员黄克诚赶来时，洪超艰难地睁开眼说道：“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说完就牺牲了，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洪超墓，是长征路上的第一座红军墓碑。离此不到30公里处，就是一座无名烈士碑，这也是红军长征的第一座无名烈士碑，为纪念200多名无名红军指战员而立。他们在长征途中留下来养伤，在洪超牺牲四个月之后的一个雨夜被敌人杀害。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是原中顾委常委陆定一在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欣然写下的一首诗词。其中提到的“新田打胜仗”即指这“长征路上第一仗”。

据有关史料记载，百石战斗后，红军还先后经过了金鸡战斗、古陂战斗、安息之战等4次战斗，摧毁了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10月27日，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渡过信丰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信丰河。

为牺牲的战友修一座纪念碑

在四川省巴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有一片占地150亩，呈扇形分布的墓园。清一色的青灰墓碑，正面一颗红五角星，朴素庄重，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便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无名红军烈士纪念园。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乡入川，以巴中为中心建立幅员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撤离巴中北上。

1934年初，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驻通江县王坪村。当时因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成千上万的红军伤病员因伤势过重缺医少药，医治无效而光荣牺牲。最初将烈士一人一墓就地安葬，随着反“六路围攻”战事的愈加激烈，转送总医院的红军伤亡人数也逐渐增多。初期，总医院对犧牲的烈士还能一人一棺一墓，到后期则只能满足二至三人一匣（木匣子），甚至数十人集中掩埋。后来由于战事紧张，牺牲的烈士愈来愈多，红军只好采取软埋，一穴多人，甚至只能挖大坑集中埋葬。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在王坪修建烈士陵园，由当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墓碑并题写碑文，陵园内安埋有7800余名红军烈士，其中团职以上将领40人。

陵园内一块块墓碑便是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川陕苏区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与苏区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两年多时间里，历经的大小战斗数百次，牺牲的红军将士遍布川陕苏区的山山岭岭，许多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1982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为红军烈士墓亲笔题词。198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王坪烈士陵园”，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民政部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并列为全国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为了能够集中缅怀为革命而献身的红军英烈，2012年2月，经民政部批准，将散葬于通江县23个乡镇50处17225名红军烈士的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千千万万牺牲红军的代表

“天上有几十架敌人飞机轰炸、扫射，地下有几十万敌人军队的围追堵截。你们翻越了高耸入云霄的大雪山，走过了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不幸英勇牺牲了！你们用鲜血铺平了长征胜利的道路，你们的牺牲换来今天各族人民的解放。”这是位于四川阿坝黑水县芦花镇黑水革命烈士陵园内，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上铭刻的碑文。

黑水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1954年，在“5·12”汶川地震后改建。陵园中的纪念塔的塔顶是持枪挥舞的战士塑像，纪念塔后方是三座红军无名烈士墓，代表了牺牲在黑水境内的上万名红军烈士。

四川阿坝的黑水县（原芦花县），在长征史上没有太大名气，但却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都经过的地方。红军前后三次途经黑水（芦花）地区，在此地为过草地筹粮、熬盐，筹措防寒物资，借路北上。

当地上层反动土司头人同国民党相勾结，指挥土兵与红军发生大小战斗80余次。红军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毛儿盖等地也发生了战斗。频繁的作战，加之疾病、饥饿和劳累，近万名红军牺牲在黑水，这在长征路上极其罕见。

黑水境内红军较大伤亡有记载的——当年，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一部进入木斯部寨后，遭土兵袭击，伤亡几十人；一方面军大部和四方面军一部翻越长坂山到马河坝，因饥饿、寒冷、阴湿和脑膜炎、痢疾等原因，沿途近500人倒下；病魔在红军部队中继续漫延，红军大部在泽盖驻扎一月余，病魔就夺去了2000余名指战员的生命；周恩来也在黑水患病，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毛儿盖；一方面军驻守芦花后山喇嘛庙附近制高点的部队遇土兵袭击，先后牺牲20余人。

在阿坝州首府松潘县川主寺镇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上，还有一座红军长征纪念碑（总碑）。纪念碑高44.8米，碑体为三面体立柱，每面镶嵌一颗闪闪红星，象征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纪念碑以冲霄凌云之势拔地而起，令人仰望。碑顶红军战士铜像一手持枪，一手拿花，双手高举成“V”字形，象征长征胜利。与黑水的无名烈士纪念墓一样，这尊红军战士铜像也没有名字，因为他同样是长征路上千千万万无名烈士的代表。

一家四代人85载的守候

在贵州台江县方召乡一个古老的苗寨巫脚交村，有一座一家人四代守护的红军无名烈士墓。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过境台江县，在与土匪的激战中，一名红军战士不幸牺牲，被安葬在巫脚交村后的交翁山上。第二天，村民张堂开上山砍柴时，发现那位红军战士的遗体被野猪从坟堆中拱了出来。张堂开非常痛心，立即叫来儿子重新选了块地，把红军烈士重新安葬好。此后，张堂开便一直看护着这座红军墓，每逢清明都带着全家人去奠扫。

1981年，台江县政府决定将散落山乡的红军墓统一搬迁到县烈士陵园。听到这个消息后，张堂开的几个儿子急了，赶忙去县里“求情”：“几十年来，我们已把红军墓当成了自家祖坟，年年都给这位红军烈士扫墓，求你们不要迁走。”被张家对红军的真情所感动，有关部门特事特办，把红军坟留在原地，并立碑为记。

1983年5月，85岁的张堂开老人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把家人们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交待：“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也有人出门当过兵，但你们赶上好时代，都能够平安回来，人家红军却死在我们家乡。我去世后，你们要像我活着那样，照顾好红军坟，象对待祖先一样，年年去挂亲人（祭奠亲人）……”

多年来，张堂开的儿孙们依旧精心守护着红军墓，如今沿袭到张在显、张东显等四兄弟及其他们的儿子，已经是第四代人了。

红军烈士多无名

漫漫长征路，既是一条扭转乾坤的胜利之路，也是一条慷慨悲歌的牺牲之路。有人把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殊不知，在这条“红飘带”飘过的地方，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那一座座红军烈士陵园。长征路上的烈士陵园内的布局大致相同：一座主碑，几堆坟茔；碑文寥寥数语，记载着悲壮的战斗；苍松翠柏环抱，营造出肃穆的氛围。然而，主碑上没有人名，陵园里也没有烈士名录，管理人员往往只能告诉你这里安葬着几十或几百名红军烈士，却没人能说出他们的姓名。

在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甘肃省会宁县，也有这样两座红军烈士陵园。1936年10月22日，担任红四方面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为掩护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会宁以南30公里的大墩梁地区与尾随北犯的敌37军展开激战，副军长罗南辉身负重伤，坐着担架仍指挥战斗。第二天，敌人见步兵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便调来7架飞机轮番轰炸，罗南辉及800多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几天后，即1936年10月28日，红31军91师、93师等部为掩护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在会宁以北50公里的慢牛坡阻擊敌25师时，又有包括红93师师长柴洪宇等200多名红军将士英勇献身。

据史料记载，会宁会师期间，红军总共打了6仗，牺牲1800余人。而在大墩梁和慢牛坡两座红军烈士陵园里，人们只能看到罗南辉和柴洪宇两位烈士的墓碑。在直罗镇和山城堡的烈士陵园里，也只能了解到红四团代理政委黄苏的事迹。同样，西路军在祁连山下的倪家营、梨园口与敌激战47天，歼敌万余，红军牺牲3000多人，大多没有留下姓名。就连飞夺泸定桥那种拯救红军的关键之战，22名勇士也只有5人留有姓名。

难道真是“英魂聚汇地，不留个人名”？其实，谁也不愿意淡忘烈士的英名。然而毕竟当时条件太艰苦、战斗太频繁、牺牲太经常，资料一批批失散，战友一个个离去，往事一件件尘封……最终，无情的岁月湮灭了无数生动的细节，只给世人留下一个大致的轮廓。

在会宁，关于长征路上无名烈士的几年，还有这样一段往事：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会宁人民曾托人请邓小平同志题写会师塔塔名，邓小平欣然命笔，写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18个大字。当工作人员提醒他署名落款时，邓小平说：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我为什么一定要署名呢？

时至今日，镌刻在会师塔上的塔名，仍然没有署邓小平的名字。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历史是无名烈士创造的，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作为个体，红军烈士大多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传世的墓碑上，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却把红军的英名深深地刻进人民群众的心中。岁月消蚀了他们的尸骨，时间模糊了他们的姓名，而历史却清晰地记载着这个伟大群体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