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文献修复组“唤醒”古籍的年轻人

华南

早上9点，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80后的李屹东，90后的杨凡、宋玥，还有其他几位年轻的小伙伴围在桌前，小心翼翼地从袋子里拿出来8张淡黄色、颤颤巍巍的纸团，这些明朝天启年间的地契有的零落、有的卷在一起，残破中藏着350多年前的社会密码。今天，李屹东他们将负责把它们“唤醒”。

在110岁的国家图书馆里，明代的古籍并不算年长者。馆藏3700多万册文献中，不仅有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藏书，还有超千岁的古籍善本和书画，其中中华古籍特藏270万册，十分之一是中文古籍善本。在古籍修复室十几张两米长的橘黄色工作台上，摆放过千年历史的《赵城金藏》，还修补过1800多年前的“敦煌遗书”。

时间的刻度好像在这里被拉长，一日光影的变化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世的光阴也不过区区。百余年来，一代代国图的古籍修复师青灯黄卷、兢兢业业，将国家宝藏尽量完好地传给后人。现在，接力棒传给了年轻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现有16名古籍修复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其中80后、90后共12人，绝大多数年轻古籍修复师具有化学、美术史、历史等专业硕士学位。

“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若不是举书对着光亮，根本辨不出补过的痕迹，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早有提及的古人修书的工艺境界，正由李屹东、杨凡、宋玥和更多年轻的同行们共同接棒传承。

宋玥修古书从学擦桌子开始

出生于1993年的宋玥，是目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里最年轻的古籍修复师，“不过快要有95后来了”。这个白净温婉，说话轻声细语的90后女孩儿，从小喜欢做手工，喜欢历史，大学时学了考古专业，却发现自己体力跟不上野外考古的工作要求，于是考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文物与博物馆专业读硕士研究生，是中国社科院古籍修复方向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可谓与“古”渊源颇深。

震撼，是宋玥当年走进国家博物馆古籍修复室的第一印象。那么多古籍“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在古籍修复师的妙手下回春，让她瞬间感受到惊喜、责任与压力。2017年硕士毕业后，宋玥成为一名真正的古籍修复师，被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一批普通古籍，从最简单的修复入手。虽然是科班出身，但她依然紧张，“不敢下手，总是担心修坏了怎么办，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都要跑去请教老师。因为这些古书都很珍贵，修坏了，就再也没有了，这不是钱，是责任”。宋玥说着，不由得坐得更直，似乎有些热泪盈眶。

宋玥的硕士导师，是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毕业后进入国图古籍馆，杜伟生还是她的老师。宋玥曾看到老师们修复珍贵古籍时的状态，那种敬畏、庄重、细致让她印象深刻。这种态度也鲜明地传递给了宋玥这些年轻人，在文献修复组，擦桌子都有规矩。“要先顺着擦干净桌边，然后再擦里面”，否则伸手往里擦时，桌边的脏东西会蹭到工作服上，容易弄脏了古籍。

古籍修复也是个经验活，日复一日的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平、捶书等十余道工序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古籍修复师的宝贵财富。刚上班那段时间，宋玥下班回到家也要自己练练做样书、折页之类的基本功。现在入职一年半，她已经慢慢做一些复杂的修复工作，“但距离独立承担修复项目，那还差得远”。

宋玥也发现，修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也不是外人眼里光坐在桌子前面修修补补就行了，而是对体力要求挺高的。比如已经广为人知的打浆糊，在古籍修复室，浆糊分两种，淀粉浆糊和面粉浆糊，前者多用于修书，后者多用于修画。准备打面粉浆糊前，全组一起上阵，“用这么大的盆和面，很累，胳膊都酸了”，宋玥笑着比量着直径接近半米的“盆”。有时，修补到了关键时刻要屏气凝神，绷着一股劲儿，无形中也是消耗。

除了专业的进步，职业还润物无声地改变着这个喜欢绚烂的女孩子。宋玥指了指自己的灰蓝色薄毛衣、淡蓝色牛仔裤和白色帆布鞋，笑着解释“其实我有挺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呢，可是好像穿着来上班就有点奇怪，因为古籍都年深日久，颜色很淡很旧，看得多了，对颜色的感觉都会变得不一样。记得一次修古画，我用了这个绿色，已经很淡很旧，可老师还是觉得太艳了。”她随手指了一下桌上一本书已经淡得发白的黄绿色封面。

真正修书的过程，也不像紀录片中看到的那般清秀光鲜，而是往往在灰尘飞扬、纸絮零落中“忙得蓬头垢面”，补到关键处气也不敢喘一口。

库房里待修的古籍很多，宋玥和她的小伙伴们需要更快地成长。她也曾听杜伟生谈起有经验的专业人才匮乏问题，觉得干这一行的年轻人还是少。

2008年，古籍修复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国家及社会都对古籍修复事业给予了很大支持与关注。为进一步加强全国古籍修复工作，2009年，文化部在国家图书馆等12家具备较好修复工作条件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设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现在，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已从不到 100人增长为现在的近700人，但还是有缺口。

“我那一届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一共20多人，细分方向之后，最终选择古籍修复的算我只有两人。杜老师会担心真正动手修好东西的，没有10年、20年经验不行，但现在这个行业人才依然非常紧缺”。当宋玥说这句话时，老师杜伟生就远远地坐在修复室的另一边埋头工作，日影淡淡地斜在他的工作台和背上。杜伟生已经在国图古籍修复室工作了40多年，参与或主持过“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等重大修复项目，半世光阴在这间大屋子里修书度过，杜伟生不觉寂寞，他曾说“修书即修行”。

因为安保等原因，古籍修复室不允许加班，每天晚上五点之后的时间，都属于自己。这在快节奏的当下社会，无疑是难得的幸福。不过，慢也是检验人耐性的事。工作一年半了，宋玥参与的第一个修复项目，目前才将将接近尾声，“我们组几个人，修了几大箱子的古书，地上排了一长溜”。

这似乎是一项一眼能看到边的工作，但宋玥乐在其中，“好好修书，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下去。”

杨凡 期待用科技的力量推动古籍修复

对于理科生杨凡来说，修古籍似乎是她过往生活的反面。

楊凡是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后，来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在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之前，她主要致力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研究，那些文化遗址和古迹是她重点关注的对象，“那时大概一年要出差十几次，它们不可移动，就要我们移动”，这个爱笑的女孩子半开玩笑地说道。

到了文献修复组，杨凡的工作半径变成了一桌一灯，每天相伴的是毛笔、剪刀、镊子、宣纸、浆糊、放大镜，还有冷光源补书板，面对着破损的古籍，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修补。

“挺有挑战的”，这个自称从小手工就不太好的女孩子，坦言看着老师们拿着工具修古书，那工具就跟老师的手一样精准可靠，可是轮到自己，“手下就没那么有感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杨凡对当下工作的喜爱。因为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里，她刚刚触碰到皮毛，探索未知，是她的乐趣。

杨凡此前主要从事科技手段进行文物保护的研究，关注对新材料的应用。而在古籍修复室，连浆糊都要自己买面粉、洗面筋，纯手工制作，特别强调对天然材料的使用。“其实大家在说到修复某样东西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化学材料，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更倾向于使用天然材料。这是对的，因为这些古籍本身也是用的天然材料”。这给了杨凡参与古籍修复工作的另一个视角，也让她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新的思考：“在接触、修复古籍的过程中，发现需求，并希望用以前学到的科学方法和科技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杨凡已经成功申请了一个2019年国家图书馆科技项目课题，主要是对一种修复用纸在染色方面作出改进，“还得了2万元课题费”。这个课题的来源就是组里老师在修书时，感到有一种纸的颜色稍深，跟文物原纸的颜色有些不搭，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杨凡想了想，好像可以，于是决定试一下。

长期以来，古籍修复中对新材料的使用十分谨慎。老师们就曾坚决拒绝过国外所谓“能提升纸张拉力，维持10000年的高分子技术”，因为完全无法验证。“创新是有底线的，必须建立在对古籍修复原有的工法、技艺熟练掌握的基础上。比如一张纸，修补后皱了，如果我的修补技术不好，就不知道是自己没有修好，还是修补技艺存在问题。这要求我必须先打好基础。”杨凡对此很清醒。

古籍修复也让杨凡看到独特的中国元素，“与修复瓷器和很多其他材质的文物不同，古籍制作使用的材料，纸、墨等本身就很中国，一些行业内国际通用的修复手段对于中国古籍并不适用，这就更要投入专门的关注。因此，从长远来讲，希望基于古籍保护的实际需要做点事。”

李屹东 修古籍要尽量保留“古”感

“这张地契，虽然是不知名的人写的，但是，笔法还挺好的。”上午十一点，李屹东把一张地契托纸修补好，认认真真地端详了半天，轻轻感叹道。很多早上还卷成一团的地方，都已经被舒展开，上面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李屹东修书很精细，手中这张地契，被他轻轻放在垫纸上，地契上有破洞需要补纸，他会先比量好破洞大小，拿毛笔蘸着浆糊，在用来补漏洞的大张衬纸上润湿一块，拿下来，再轻轻往古籍破洞处刷上浆糊，贴好。补上去的纸一般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左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会不平整。“我们修补的古籍有些是被前代人修过的，古代修复师也并不都认真，书页上有破洞需要补纸，但有的古人拿着一张大纸就糊上去了。我们最怕古代修复师不讲究，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复师骂。”埋头修书的李屹东，淡淡地说着。

现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也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流程，“修复时你用了哪种纸、哪种浆糊，都是要签注的，这样修好后也可以回头追查”，李屹东笑道，“想糊弄也不可能了”。

除了材质之外，衬纸的颜色也要有考虑，“比原件的纸张颜色稍浅，这样补好既能显示出修补的痕迹，又比较美观”。

出生于1989年的李屹东，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古书画鉴定专业，2015年来到文献修复组，至今将满四年。从最初零起点，到现在已经有后来的小同事称他“李老师”，向他请教问题，也开始自己主持古籍修复项目。不过，在李屹东看来，距离当老师还差得远，“至少要年过40岁，修过一二十年的书，做过重要的项目，才行吧”。他见过老师们修重量级古籍时的样子，比如修复乾隆时期的《五百罗汉图》孤拓，原石早已不存，拓片也只此一件。修复小组有十几个人，年轻人就给老师傅打下手，20多米长的拓片铺在地上，老少修复师跪成一排，全撅着屁股，足足修了一两个月。

衣钵传承到这一代，已经不用再像旧时那样拜师学艺，组里的前辈都可以随时请教、讨论交流。这让李屹东颇感幸福，“还是现在好啊”。

走过最初对“能够直接触碰文物”的新奇阶段，李屹东感受最强烈的，是修书理念的变化。经过世代总结，修复师为古籍修复立下了“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修复原则。杜伟生曾参与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修补得尽善尽美，但无意中也覆盖了一些历史痕迹。后来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入文章《〈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里：“《赵城金藏》经过蒸揭，全部托裱。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了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1991年，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修复工作重新启动，一张张经卷，在杜伟生所倡导的“最小干预修复原则”下被合理修复。

从工作台上的一堆毛边纸中抬起头，李屹东一字一板地解释道：“原来修书，重在‘天衣无缝，要修补得好看，但是现在基于文物保护的原则，要尽量保留，甚至进一步发掘古籍的信息量，前代的修复痕迹也要尽力保留。”

中午11点过了，李屹东修补好了地契上最后一个破洞。而后，他往修补好的地契上蒙一张衬纸，用手掌各处按一按，把刷浆糊时洇出的水分吸干，拿下衬纸，把修好的地契扣过来，再一点点揭下垫纸，“这样不容易把古籍的原件撕坏，要慢慢来，这个工作就是快不了，快了就坏了”，李屹东一边说着，一边有条不紊地干活。

学古书画鉴定专业出身的李屹东，更喜欢修补与此有关的古籍，有时修补完了还会认真地研究一下。“有的作品很好看，修好了真是赏心悦目”。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隐在国家图书馆南区一层走廊的尽头，走过长长的通道，推开门，眼前豁然开朗，宽敞得像厂房一样的办公室，即便工作时间也一片安静，相对于门外昼夜车流不息的中关村南大街，这里可谓“大隐隐于市”，古籍修复师不论老少都埋头故纸堆中，无声地与古人对话。

“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是国家图书馆资深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对这个职业的总结。他曾说“很多人都觉得做这个会有一些传奇的经历，其实做这个工作恰恰很平凡，做古籍修复工作不允许心情有大喜大悲，这都对书不好。要求修复古籍的人要平和。”

李屹东也有同样的感受，“外界把这个职业神秘化了。我们都是普通人，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一样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只是我们接触的很多事物都是古董级别的。平时我们也会上网刷微博，也会在办公室讨论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