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共谈判时期美蒋分歧浅析

关键词：国共谈判，中美关系，蒋介石，马歇尔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7-0067-06

多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蒋关系一直被定义为“美蒋勾结”“美蒋一家”，但这只是美蒋关系的一方面。事实上，美国虽然支持国民政府，援助国民党，却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有诸多批评甚至厌恶；蒋介石虽然依赖美援打内战，却并未对美国感激涕零，反而恨得咬牙切齿。对于美蒋合作的史实已有诸多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国共谈判时期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分歧进行浅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协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但国共军队在局部地区的作战，可能引发全面内战。美国担心中国的内战会将美苏卷入，造成美苏之间的对抗，更担心国民党作战失败而共产党取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势力范围的扩大，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美国在战后初期并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是希望国共停止内争，继续进行和谈，以实现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统一。1946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明确提出，为了美国和全体联合国家最重大的利益，希望中国强盛、团结和民主。为此，美国呼吁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之间，立即设法停止敌对活动；呼吁召集包括各种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中国内争的办法。①

为实现美国对华政策，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将军为特使前往中国进行调处。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到达中国，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力图促进国共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建立联合政府，统编中国军队，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于1947年1月8日黯然离华返美。在一年多的调处中，美国对国民党有许多援助和支持，马歇尔与蒋介石也有许多合作，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权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而其根本即在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和政策的不同。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蒋介石概括为三点：“第一、协助中国统一与建设，能负东亚安定之责，为美减除远东之威胁。第二、调解中国国内和平统一。第三、解决东北问题，不使俄国乘机或借口保侨保路，驻兵东北。”②应该说，蒋介石认识和总结得比较准确。这样的政策之下，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就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目的。这是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与蒋介石矛盾的根本所在，也是国民党与美国在合作之中又有分歧的根源之一。

美国的国家利益希望中国统一，因为这样中国才能替美国担负安定东亚之责，并且减除苏联和日本等国在远东对美国的威胁。而且，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表示支持和协助国民政府，①这一政策为国民党政权所欢迎，蒋介石当然是要将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但是，在统一的途径上，美国与蒋介石的政策不完全相同。美国力求国共和平谈判，“绝对不愿政府用军事解决中共”，主要是担心国共冲突引起全面内战，以致“兵连祸结，引起俄国干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②所以马歇尔坚持要求国共在东北停战，防止俄国以维护中长铁路交通为借口进兵东北，干涉中国内战，将美国卷入战争旋涡。

对于美国的政策以及马歇尔的方针，蒋介石承认“其精神予我协助，其目的亦与我一致，而且成败相关”，但认为其方法是错误的。③蒋介石的利益在于不能让共产党势力扩大，他不相信可以通过谈判收编共产党，认为马歇尔“怀柔中共，求得共军之就范与和平之改编”④根本行不通，他明确告知马歇尔，“如果仍用怀柔妥协之旧法，则必贻误大计，而且根本失败也”。⑤蒋介石也不愿意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真正的联合政府，只信奉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不同意马歇尔和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态度与方法，他只想让其协助国民政府，以达收服共产党之目的。他劝马歇尔放弃调解国共妥协，“先协助政府军事解决共匪，而后再收容共匪，此乃剿抚兼施之道也”。⑥蒋介石坚持在东北进攻的政策，不认可马歇尔所提东北停战之条件，他让宋美龄告诉马歇尔：“如果你和政府立场坚决，共产党就会让步，万一共产党不让步，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占领满洲各战略中心。”⑦当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蒋介石更加狂妄地坚持剿共方针，“东北共匪主力既经击溃，应速令整个收复全境之方针……不使共匪再有喘息掩护之机会为妥”。⑧

美国派遣马歇尔来华，除调解国共冲突外，还力图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美国政府虽然不得不支持国民党，但不满其专制腐败，要求其进行民主改革。因此，马歇尔来华后，“一贯的工作不仅为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而且也为了改变一党专制的政府，进而发展一个民主体制”。他很清楚，“这自然遭到那些将失去权力和地位的人之有力反对”。⑨的确，蒋介石并不打算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是企图消灭共产党，这与美國政策有着极大的不同。

从1941年开始，美国外交界、政界、军界中一批被称为“中国通”的驻华人员发回了很多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共同基调是：专制无能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使得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甚至不如希特勒政权拥有的民主性”。⑩这些来自中国的信息，对美国最高决策层、对马歇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鲁门在对华声明中虽然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指出它是一个“一党政府”，竭力主张由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商定办法，扩大这个政府的基础以容纳国内其他政党。①

因此，马歇尔来到中国，不仅是要调处国共冲突，也是想“通过一部健全的民主宪法并改组政府，以作为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一种可能的手段”。②来华不久，他即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由他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这份草案是根据杜鲁门声明中“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建立的向民主发展的临时办法——一党训政制度”③的有关要求，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起草制定的。马歇尔主张立即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其中9人为国民党，6人为共产党，1人为民盟，1人为青年党，1人为无党派人士。政府各部、院委员等中，50%为国民党人，30%为共产党，20%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④蒋介石阅后大为震惊，深为忧虑，他所能接受的最多只是在政府中给共产党代表两三个名额而已。因此，蒋介石认为马歇尔所拟草案“乃为共党本身亦所不敢提者”，不仅误事，且可亡国。⑤

美国调处伊始，蒋介石对马歇尔提出的建国方针表现出了配合的姿态，“开放中央政权，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以消除美国对我一党专政制度之疑虑”，⑥并对马歇尔承诺，宪法草案原则或“以总理遗教”实际试行，或“应照美国型式仿效”。⑦在有魏德迈参加的中央军事机构研讨会议上，蒋介石也表态会“完全依照美国制度改组”。⑧但蒋所言，却非心中所愿，不过是迎合美国而已。对此，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看得很清楚，指出蒋介石是“希望建立一个装潢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⑨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实则是想在宪政的名义下，取消中共的政权与武装。

随着马歇尔调处的深入，蒋介石感到了民主制度对自己的掣肘，认定民主政治不切合中国国情。他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如中共军力不能归编，则武装政党一日存在，中国民主政治之障碍无法消除，民权主义亦难实现，今日只有用我国古法，剿抚兼施之政策，或能使中共最后就范也。”⑩其中深意，无非是埋怨美国的那一套民主政治在中国行不通。当马歇尔要求联合政府应让共产党参加时，蒋反问马：“中国非共党参加之政府，即不成其民主政府乎？”{11}但马歇尔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受尊敬的反对党，中国就不能使世界相信是建立了民主制度”。{12}可见二人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有着很深的隔阂。对于蒋介石关闭政治协商大门、一心剿共的政策，马歇尔斥责其“专用武力为工具达成政治之目的，如此决不能成为民主”。{13}蒋介石却认为马歇尔“一意要求政府对共立即停战，以达成其个人成就之目的，而对中国之生死存亡，以及余个人对国家之责任，则彼自不问也”。{14}

除了认为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无异缘木求鱼外，蒋介石还认为提倡美式民主搅乱了中国的社会风气，给人以攻击政府之口实，“中国之学风与士品之坏可说大半是由美国之政策及其学者怂恿而出。彼等实昧于中国教育与学界之实情，而强以美国所用之民主与自由思想强加于中国，于是共匪与政客乃皆假此民主与自由之名而行其卖国害民、谄外欺上、败坏风气之生涯，无所不至”。①蒋介石这样厌恶民主政治，其对马歇尔调处和美国政策的反感就可想而知了。在他看来，美国对华政策就是“畏惧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压迫国民党开放政权，成为美国式两党之民主政治”，②这无异于干涉中国内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美国人不仅要改革中国政府，还要使中国军队国家化。根据杜鲁门对华声明中要求“所有中国军队应有效地统编为中国国军”的设想，马歇尔曾提出“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他强调，“中国必须遵循西方军事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用以作为一支民主的军队，而不是争实权的工具。所达成的协议就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这种总原则的基础之上”。③马歇尔主张在整编后60个师的作战部队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占1/3；在海、空军中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至少各占30%。④对于这一整编方案，蒋介石认为“离奇万分”。虽然蒋介石明白马歇尔的用意是“欲使共军国家化”，但他认为马之“手段与目的完全相反”，“其思想与观念完全为俄共所笼罩”，既生气又失望。⑤经过多次协商，1946年2月25日，由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提出的军队整编方案签字，协议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期一年半，规定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共编成20个军。⑥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全照共党预计也”，并责怪马歇尔已“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⑦碍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违心接受军队整编方案，但却是表面配合，实则抵制，整军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马歇尔通过与国民党的直接接触，了解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贪污和腐败，以及人民对于国民党日益增长的不满。⑧他甚至预见到国民党崩溃的可能性，因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内的诸多弊端，一直努力“争取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决议精神的民主宪法，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集团以支持一个好政府”。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等协议，但没过多久，国民党就企图修改《宪草修改原则》，因为该原则主张实行内阁制，限制总统的权力。虽然在中共及民盟的抗争和美国的施压之下，蒋介石接受了该原则，制订总统“虚位”的《中华民国宪法》，但通过增加《临时条款》的办法，扩大了总统权力。一年后马歇尔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⑩

中美政策差异以及美蒋之间的矛盾，也来源于蒋介石与马歇尔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不同。

尽管对中共有很多误解和批评，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共产党类似美国的一个反对党，中共是最成熟的共产党，发展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本土化，且对苏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11}因此，用美国的政治标准衡量，中共自然能够成为其设想的联合政府中的一个党派。在一年多的调处中，马歇尔始终坚持：“我唯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個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唯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作出非常重大的贡献。”①此外，马歇尔认识到，“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把争取他们参加政府的努力继续下去”。②

但是，这与蒋介石对中共的看法大相径庭。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交道25年，自认了解中共的手段与作风，不肯与共产党合作，他将中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以武力彻底消灭之。他坚信，“共产党从未打算和国民政府合作。它们仰承苏联的鼻息，他们的目的在于瓦解政府”。因此他认为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做到了这一点，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就不会有多大困难。③在他心目中，美国主张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就是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是纵容共军，是被中共和苏俄愚弄。马歇尔一再坚持国共停战，蒋介石偏执地认为他“受共之麻醉则更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煽动与愚弄，其老练如马犹且如此，其他可知，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④对刊发不利于国民政府报道的美国报刊，蒋介石也异常反感，认为美国舆论“受共匪宣传之深，几乎牢不可破矣”，⑤指责美联社与《纽约时报》记者“几乎全为共匪所运用卖弄”。⑥

显然，蒋介石与马歇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存在着很大差距，二者对于中共的政策也截然不同。马歇尔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并吸纳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马歇尔坚信，“这样一个反对党将永远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力量，蒋委员长可以利用它来肃清政府和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和无能，而且可以对现行的军队首脑独裁统治形成有效的制约”。⑦但在蒋介石看来，和共产党妥协，无异于降服和自杀，与共产党决战以争天下，才是国民党最高的政治利益，为此，他无视马歇尔的调处努力，甚至宁可不急于求成对美借款，也要“下决心对共决裂”。⑧

事实证明，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没有从一开始就扶蒋反共，恰恰相反，美国一心要阻止中国内战，力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希望国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将美苏卷入的危险，同时使中国和平统一及实现美国式民主。但是，美国想以本国民主制度为蓝图改造中国，是一厢情愿；想保持中立，却不得不偏袒国民党，是自相矛盾；想以美援向蒋介石施压，却激起蒋强烈抵制。最终，美国为了本国利益而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虽然讨厌蒋却只能支持蒋。

虽然美国一心要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但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还是在于扶助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离美赴华之际，对杜鲁门作了如下表述，“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⑨因此“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①可见，美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依然是要加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美国政策的底牌逐渐被蒋介石所掌握，以致其不愿做出真正的让步，并且越来越有恃无恐，因为他们认定，“从长远看，美国一定会支持国民政府去反对中国共产党”。②最终，美国的调解非但无助于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反而被国民政府当成军事行动的盾牌，用来掩护其军事作战。③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也并未达到以援助为条件换取和促使其改革之目的，反而成为“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援助者”。④虽然马歇尔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国不会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⑤但实际上美国的各种援助却助长了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的决心。

尽管如此，美蒋并非一家。蒋介石沉迷于中国传统的集权统治，而马歇尔则竭力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由此，美蒋对于国共冲突问题的解决和中国未来的建国方针都无法达成一致。缺乏认同的后果是强的一方试图去改变或影响弱的一方，而后者则会依靠各种力量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威。最终，美蒋在国共问题上的歧义，以马歇尔调处失败而告终，因为蒋介石“倾向于把武力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态度强硬，不肯停止战事；国民党政府摈绝任何民主程序，而遵循一项使用武力的独裁政策。⑥

尽管美国逐渐在国共谈判中放弃了中立调解人的立场，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并没有对美国感恩戴德，反而指责美国“利用共匪压制我军”。国共谈判初期，蒋介石想凭借军队优势击败“微弱共军”，未能如愿，就认为马歇尔的调停“明为援助暗实阻挠”，无异于帮助苏联和中共，“而将中国送入虎口”。他不单认为“中国军事为马氏所害”，而且认为“中国经济、政治、党务、教育及至社会人民，今日陷此苦境者，皆受马氏一人影响之害也”。⑦蒋介石还将国民党内战失败的原因，也归结于美国政策和马歇尔的调停，他在日记中痛斥：

自国民大会开会以来，政治失败，军事棘手，经济崩溃，外交陷于孤立，此虽为共匪內乱所造成，而使我国今日陷于如此绝境者，实马歇尔阴狠有以致之。⑧

此次革命剿匪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实失败于美马（马歇尔）冥顽不灵。⑨

国民党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也是其错误的对华政策所造就，可惜蒋介石和美国政府都未有正确认识，只是一味推诿塞责。美国扬言“极愿帮助中国使其获得和平及真正民主的政府”，可是却又肆无忌惮地援助国民党政府，使其放手进行内战。不管杜鲁门如何强辩，说美国政府“避免牵入中国内争”，实际上它已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鼓舞者。⑩蒋介石集团用武力“维持其自身的封建控制”，但却“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至于“经济破坏”与“交通破坏”，都是蒋介石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结果。{11}美国与蒋介石虽然有矛盾分歧，但防苏防共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使美国把自己绑在了国民党的战车上，并且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失败。

【作者简介】杨雨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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