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州鼓乐之民俗文化渊源

吉玲竹，尹浩杰，赵 怡

(1.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 2.太原师范学院 音乐系; 3.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一、被誉为“国之瑰宝”的绛州鼓乐

“从1992年夏赴山西录制第一张《绛州大鼓》唱片至今,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站在绛州鼓乐团前,被他们的鼓声和击鼓的风采彻底融化。当时全身的毛孔都竖立起来,无法说明其原因,唯一的解释是我人生中从未看到这样精彩和动人的鼓乐,在农民鼓手打鼓的形态中,仿佛看到他们的血管中还流淌着一千多年前盛唐时期的鼓文化的血液,鼓与他们似乎融为一体,这种有如此深刻关系的民间艺术实为罕见!”这是绛州鼓乐多年的录音师冯维国先生讲述他第一次给绛州鼓乐团表演录音时的感受。[1]106

新绛县是古绛州的州府所在地,位于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是晋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省唯一的“非遗传承示范县”。发源于此地的绛州鼓乐包含锣鼓乐和吹打乐等,素以擂大鼓、花敲干打以及演绎故事著称。绛州鼓乐源自远古人的石器打击,形成于春秋时期,兴盛于唐宋明清时代, 发展革新于当代。绛州鼓乐是“山西十大文化品牌”之一,荣获“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称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绛州鼓乐团自1988年成立以来,六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铿锵的鼓声传遍全国,演出的足迹踏遍美国、法国、日本等三十多个国家,七次获得国家群星大奖,被誉为“一带一路”的文化名片。海外媒体称:“世界最精湛的鼓艺在中国,中国最优秀的鼓艺在山西,山西最出色的鼓艺就在绛州。”[2]

二、绛州鼓乐的起源

中国原始人类繁衍的一个中心地带在山西南部。与新绛县相距二百多里的芮城县在一百八十万年前就有了西侯度人,在一路之隔的襄汾县又发现了早期智人——丁村人。新绛和襄汾至今仍有三个乡镇接壤,在新绛境内发现了二十多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以及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等。丁村人分布于汾河中下游汾河和浍河交汇处,新绛县正好位于此处,距离“丁村遗址”仅仅二十余公里, 属于丁村人的生活区域。距今约十六万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石器工具。从丁村遗址出土的两千多件石器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使用“锤击法”“碰击法”“杂击法”以及“交叉打击法”来打造三棱尖状器。在长期周而复始的劳动中,人们发现了碰撞时的击鸣声具有节奏性,先祖们经过对打击声音的长期反复的体验,掌握了基本的节奏,逐渐把噪音变成了悦耳动听的音乐,进而演变成原始的打击乐。这为绛州鼓乐的诞生充当了助产士。[3]44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以麋辂置缶而鼓之,乃拊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声,以致舞百兽。”[1]108晋南是原始鼓乐的发源地,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鼓就出现在晋南——1980年出土的“陶寺鼓”,距今四五千年,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属于龙山文化, 正好处于新绛县所在位置。从《击壤歌》到《狩猎舞》,陶寺鼓能够击打出节奏和跳舞可踏的拍子,逐渐脱离了原始状态,为绛州鼓乐开启了前奏曲。

新绛周边县如曲沃、侯马、闻喜等地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编钟、钮钟、甬钟等,编钟遍布晋国的属地,有铸钟的作坊,更有一批音乐大师,如师旷、师涓等。《吕氏春秋》中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晋国钟鼓之乐的发展优于其他诸侯国:“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 ‘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 ‘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 ‘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3]451997年在新绛县柳泉乡出土的墓葬中有战国时期的钮钟、甬钟各六件,两钟相套。这一发现,揭开了早期绛州鼓乐——钟鼓之乐的神秘面纱。

西周时期,晋国国兴乐盛,晋文公和晋平公在位时,大力提倡新声,促进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融合,给当时的音乐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晋国鼓乐迅速发展,晋鼓秦筝,名扬天下。晋鼓的雅乐大量吸收了晋国流行的民间音乐,很快又被民间接纳,雅俗共赏,绛州鼓乐得以飞速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高潮,来自西域的各种鼓大量涌入,峰鼓、长鼓、横鼓、百鼓等相继传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锣、钹、塞北吹管乐、胡音沙锣和西域铜锣的加入,中原音乐出现了新高峰。初唐时期,绛州成为李世民东渡北伐的根据地,是水旱码头和铸币重地,绛州鼓乐的发展又得益于李世民的柏壁屯兵。在他攻克夏县时,河东士庶为之庆功而作的《秦王破阵乐》成为中国音乐舞蹈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资治通鉴》称“朕昔受威专征,民间遂有此曲”。[3]78绛州鼓乐孕育了《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又带动绛州鼓乐走向新的阶段,至今新绛县堡里村及其相邻的阳王和万安两个乡镇年年擂大鼓。李世民在绛州先后驻留半年,绛州鼓乐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三足而立的车鼓、穿箱锣鼓和花敲鼓开始形成:车鼓由李世民战车演变而来,大鼓置于车上,边走边敲;穿箱锣鼓有一定的故事情节,鼓手穿特定服装,最经典的曲目为《秦王出城》;花敲鼓来源于军中庆祝胜利的表演,以二十四节令和动物为舞蹈线索,传统曲目就是名扬海内外的《秦王点兵》。

三、民俗活动中的绛州鼓乐

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兴起于初唐时期的绛州鼓乐当然也不例外。新绛县(古称“绛州”)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秦汉、隋唐和明清时期,它的繁荣得益于区位和水旱码头的交通优势。秦汉时期,绛州位于河东地区,属于京畿重地,粮食经济居于全国前列,商业发展更是值得关注;隋唐时期,由于绛州担负着拱卫首都的重任,是去首都长安(今西安)的重要水旱码头,各路官宦商贾、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云集绛州;明清两代,绛州更是南来北往的货物和人流集散地,进一步促进了绛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西汉到唐宋再到清朝中叶,绛州是晋、陕、豫、甘和京津等各地产品加工和交换的集散地, 有“七十二行”城之称。绛州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文化、艺术、建筑、教育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逐渐沉淀于绛州的世风民俗和日常生活中。绛州鼓乐作为雅俗共赏的音乐,更是民间活动和官方祭祀庆典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民间传说中的绛州鼓乐

1.马踏鼓水

位于新绛县汾河以北的鼓堆一带有这样的传说:李世民率领一千轻骑经过九原山,向马首山进发,他骑马经过青石河床的水道时,马蹄踏水击石,发出如鼓一般的声音,震荡山谷,铿锵奔放,犹如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他带领的将士们闻声飞奔起来,一千匹马的马蹄声汇成了一曲雄伟的鼓乐。

2.九原山传说

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有次地震后刮了七天七夜的黄风,飞沙走石,昏天黑地,一夜之间晋国都城变成一片废墟,但后来在襄汾和新绛的交界处冒出来九个土堆,下面流出两股泉水,山形高圆如鼓,走在上面会发出声响,所以被人们称为“鼓山”。

3.梁公祠传说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临汾县令梁轨带领乡民凿山引水灌溉,鼓水流域从此获得了五百顷水浇地。当地老百姓为梁县令修建了祠堂,用花敲鼓的方式表示感谢和庆祝。1986年,运城市博物馆的杨明索先生采访了三泉村的老艺人郭春林先生(已故),老人说:“我们这儿的锣鼓是唐朝兴起的,鼓堆水浇地时就有了花敲鼓,到梁公祠迎神赛社。”[4]69后来的艺人们和当地的老百姓基本都持这种说法。

当地老百姓把鼓奉为图腾式的崇尚之物,在鼓水旁边建庙置鼓,每逢春祈秋报,必奏社鼓。

(二)祈求风调雨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古代科技水平低下,灌溉工程和抗旱技术都十分有限,农业生产直接受到雨水多少的影响,所以祈雨就成了官府和民间共同关心的抗旱手段。

人类的先祖用鼓进行祭祀,通达天地鬼神。进入农耕时期,为了风调雨顺，先人们用灵鼓社祭,以祈甘雨,旱涝保收,所以古代的祈雨活动中必然要用到鼓。古人认为打雷的声音就是天神在敲鼓,每年到了春分以后,天上才响起雷声。古人用木材做鼓身,皮革做鼓面儿,因为他们认为皮革蒙在空心的木头上,击打后发出的声音与天上打雷的声音很像。

李世民在攻取长安的路上,曾在鼓堆山上露宿,第二次东渡黄河时,囤兵新绛县堡里村,平息了刘武周河东叛乱,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人们用鼓乐形式为他歌功颂德。穿箱锣鼓《唐王出城》表现李世民在大旱之年,亲率太子皇孙、文武百官去龙王庙为民求雨,成为鼓水流域每年社火中的保留节目。这支队伍中鼓乐演奏人员就有上百名,另有十多名演员扮演李世民及其随从人员,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身着相应角色的唐代服装,乐队十分威风,大鼓、小鼓、锣、钹、梆子等打击乐器各自形成一个方队。

新绛县寨里村每年农历八月初一都要举行大型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表演“阴阳锣鼓”,目的是敬花池龙王。新绛是产麦区,农历八月初是小麦下种的时节,敬龙王就是为了祈雨以确保小麦下种和发芽时所需要的水分。[5] 202-203在上古时期,祈雨活动也包含男女阴阳交合的生殖崇拜观,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6]57新绛县寨里村的“阴阳锣鼓”应该也有这样的渊源。

新绛县北董村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在龙王庙举行祈雨庙会。该村位于马首山南麓,自古靠天吃饭,相传明朝万历年初,天旱不雨,广种薄收,遂在村中长者的提议下,由十名属龙的男子组成祈雨会,于黎明前出发,带着祭品,光着脚,怀着虔诚之心,到距离村子五华里,位于马首山腰的“云居寺”求龙王开恩赐雨,第二天,龙王显灵,普降春雨。为了表示感恩,村民们自发捐粮捐钱,出工出料, 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龙王庙。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龙王庙占地面积有十多亩,可惜的是1940年秋天被侵华日寇一把火烧掉了。

北董村的祈雨庙会延续数百年而长盛不衰,庙会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数以万计的人从新绛、稷山、乡宁以及汾城云集北董,规模宏大。庙会时有花鼓、车鼓、旱船、高跷、舞狮子等各种表演,尤其是人拉车鼓比赛将庙会推向高潮。在新绛县汾河北岸马首山边沿一带,二十多个村子有人拉车鼓的传统,当地人认为历史悠久,笔者认为,人拉车鼓跟骡拉车鼓、马拉车鼓一样都是由古代战鼓演变而来的,与李世民有关,军队中有不骑马的士卒,在战场上需要与对手搏斗、奔跑,后来演变成与鼓有关的民俗体育活动, 也有驱赶镇压邪魔之意。 在农历新年的开始,将大鼓装在车厢上,多个人用绳子拉着车奔跑,鼓声震天,疾行如飞,妖魔鬼怪闻声远遁,可保人们一年安康幸福。人拉车鼓经常是几个村子进行比赛,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拉绳人的力气大小以及他们之间协调合作的程度。

(三)绛州鼓乐与农耕时节

在新绛汾河以北一带流传的花敲鼓中,一般有二十四面扁鼓,代表着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还有两副拍板(当地人称作夹板)、两副梆子,代表牛、老虎、狮子和麒麟四种瑞兽,表现黄牛的忠诚、老虎的勇猛、狮子的威风和麒麟的吉祥。在古代的表演中,四种瑞兽的表演者还要戴上相应瑞兽的面具、穿上相应瑞兽蹄子形状的鞋子,还要有规律地翩翩起舞,让场面更加华丽多彩,以祈求自然周期的合理运转,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岁岁平安,事事如意。

花敲鼓的起源还没有史书可考,在绛州当地有两种说法,一是与隋唐时期的梁公祠祭祀活动有关,二是与元朝时期的圣母传说有关,二者都与鼓水灌溉农田相关。另外,绛州位于汾河向西转弯的地带,农耕文明早就在这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底蕴十分深厚。位于新绛县阳王镇的稷益庙壁画祭祀主体为“三圣”,东壁三圣为黄帝、伏羲和神农,西壁三圣为大禹、后稷和伯益。壁画记载了农民朝圣、稷益传说、烧荒狩猎、伐木耕获、山川园林等故事,是一部中国古代农业史,此类主题的壁画为国内罕见。这些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古绛州人早已了解自然周期和节令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酬神娱人的民间艺术活动中穿插了他们的农业和气象知识。另外,清嘉庆五年(1800)重修的北京鼓楼,楼上就设了二十四面鼓,用来代表二十四个节气。

(四)绛州鼓乐与迎神赛社、春祈秋报

1981年在新绛县汾河北岸、吕梁山麓的南范庄发现一座金墓,墓内南壁有三十三块乐舞砖雕,上层为二十四孝图,下层为伎乐图,雕有民间社火, 使用的鼓有大鼓、羯鼓和腰鼓等,东西两壁上也各砌有击锣俑、打鼓俑和拍板俑砖雕,是绛州鼓乐在民俗活动中的活化石。

迎神赛社是上古时期巫文化的遗俗传承,尧之遗风也。人们每逢战乱之时都要祈求平安;在灾荒之年,人们要求生存;在丰收之年,人们要谢天酬神。天地神鬼、忠孝节义,在绛州都要建庙立祠,七十二行,行行有祖师爷,庙庙有祭祀日。民国初年,全县还有近五百所庙宇。绛州人对农业极其重视,土神小庙随处可见。老百姓对一年一度的春祈秋报十分重视,将其当作一件神圣的大事儿来做,到了冬天农闲季节,人们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鼓乐的排练工作。新绛县志记载:“本县迎神赛社之盛,无如三月者。三日为药王节。八日为圣母节。清明为孚惠圣母节。十五日为土地节、为龙王节。二十二日为三皇节。二十八日为东岳泰山节。”[7] 93古绛州下辖的闻喜县县志中对当地的迎神赛社活动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村各有所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凡轮值之社,及沿定之期,锣鼓外必闹会,有花车、鼓车……”[3] 61

凡有庙会,必然有香火祭拜和社火表演,如舞狮子、耍龙灯、扭秧歌、打花杆、赛锣鼓、玩杂耍等等,开道和压轴的都是锣鼓,其他表演均使用各种锣鼓进行伴奏。花敲锣鼓和穿箱锣鼓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互相交流,不断改进提高的。

新绛县南关村是昔日绛州南大门的守卫之所,自古就与绛州城一衣带水、休戚相关,南关更是见证了古绛州的商贸繁荣,发生过著名的“泛舟之役”(公元前647年),缔结了秦晋之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水上运输的重大事件。

2019年农历六月初六,南关村在新建的府君庙举行了第五届祭祀府君崔子玉的庙会,首先是香火祭祀,紧接着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社火祭祀,新绛具有的各种鼓种全体上场,如洋鼓、花鼓、花敲鼓、穿箱锣鼓、擂大鼓,以及用鼓击节伴奏的各种秧歌、旱船和扇子等表演。府君庙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似乎再现了南关码头昔日客商云集、紧张繁忙的景象。

据新绛县文化促进会截至201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古庙会共计98个,其中县城内有五个庙会日期相同。新绛县每年农历三月的庙会统计见表1。[4] 60

(五)人生礼仪中的绛州鼓乐与伦理教化

绛州自隋唐至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一直是水旱码头、货物集散地,客商云集,经济发达。绛州人生活殷实,文化底蕴深厚,人生礼仪自然要比其他地区更加周全和繁琐。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最初都是以仪式礼乐的形式而存在,并广泛应用于各种习俗和宗教礼仪中,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人生礼仪日益繁缛。在绛州,婚丧嫁娶,“以音乐不备为耻”,不论贫富,行则动乐。康熙九年版的《绛州志》说:“音乐会竞相厨美……余风未殄,婚丧犹无定制,鼓乐必用数十人以为美观。”[3] 69

1.婚礼

在新绛, 鼓乐在婚礼上所用的曲目一般都是明快热烈的乐曲。这种喜事儿用的乐曲除了在风格方面必须与婚礼吻合外,曲目的选择比较自由,戏曲、民间小调、时尚小曲等都可以使用。

2.葬礼

葬礼是人生终结礼, 非常受人们重视。 在新绛县南范庄和寨里等村庄的元代墓葬中可以发现墓室建筑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同时期一些地区的民宅。当地有个习俗,不管村子里谁家有人去世,不论贫富,村子里的鼓乐手获悉后一定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前去参加葬礼活动,其他村民也会主动过去安慰、帮忙。

绛州鼓乐在葬礼中的使用更加普遍。因为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葬礼中除了表达儒家的孝道思想和对逝者的缅怀之情,也有佛教的转世超生和因果轮回因素,还有道教驱邪的功能。鼓乐中的丧事乐曲被当地人称为“白事曲”,大多为苍凉凄楚的悲曲。对于寿终正寝的逝者,鼓乐班也会演奏欢快热烈的喜曲,意味着老人驾鹤西去,到了极乐世界。锣鼓乐主要用在“震灵”“震头锣鼓”“出殡”与“震室”这些环节,与辟邪有关。除了鼓乐,有的主家还会请和尚或者道士来诵经。新绛县的葬礼仪式中儒释道的痕迹都可以找到, 这跟当地的庙宇和庙会中祭祀鼓乐类似。

3.祭礼

新绛县的祭礼中包含社会性祭祀(庙会)、社区性祭祀、家族性祭祀以及家庭性祭祀,祭祀活动中大多有鼓乐参与,但在新绛不同的乡镇也有差异。

鼓乐在这样的人生礼仪中衬托着或喜或悲的气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后代传递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忠孝节义、尊老爱幼、行善积德等。在特定的礼俗活动中,传统鼓乐的教化作用要远远超过简单的说教,特殊的声响效果和气氛将传统的道德观念注入人们的心灵深处。[8]

表1 新绛县每年农历三月的庙会统计

四、变化中的民俗与绛州鼓乐

民俗具有传承性,在特定的环境和范围内,人们遵照执行,不断重复,但重复中悄然发生着变化。绛州的民俗与绛州鼓乐互相作用,相互渗透。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科学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通信技术等飞速发展和普及,人们的娱乐方式变得多种多样,这些因素打破了相对封闭的传统习俗环境。

(一)女鼓手与女子鼓乐团

传统习俗中针对女人的规矩很多,如吃饭时“女人不能上桌”、庙会祭祀时“女人不能打鼓”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子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打鼓的女性仍然寥寥无几。1987年绛州鼓乐团成立,女性也参与到鼓乐的表演中,有了专业的女鼓手,并且鼓乐团招收的女学员越来越多,绛州女子鼓乐团活跃在全国各地和世界五大洲。现在,新绛老百姓对女鼓手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在政府庆典、商业活动、人生礼仪中经常看到女鼓手演奏。在新绛县中小学里学习打鼓的女孩子越来越多,许多家长督促孩子认真练习,鼓励她们鼓打得好就可以去香港、澳门甚至出国参加比赛。上海东绛州鼓乐团的女鼓手们在上海的各种商演中很受欢迎。

(二)庙会活动减少

过去,每年冬天是农闲季节,绛州人就利用这段时间练习打鼓。敲锣打鼓既是人们的娱乐方式和精神寄托,也是为迎神赛社、春祈秋报做准备。现在,几乎没有了农闲季,一年四季人们或在外打工、旅游,或在家从事各种小手工业劳动。最近几年,新绛的各种庙会恢复了不少,但与历史上的数量相比还相差很多,这就缩小了绛州鼓乐最基础的生存空间。现有的大多数民间鼓乐队都是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参与社火表演,表演次数少,排练时间也减少了,艺人经常演奏的曲牌就那么几个,久而久之,其他的曲牌就渐渐被淡忘了。

(三)鼓乐在民俗活动中功能的转变

过去,绛州锣鼓在各种庙会的民俗活动中的功能以祈福、消灾、娱神为主。一谈到民间鼓乐,人们就会联想到礼俗活动,二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

现在,鼓乐的娱神功能逐渐弱化,参加庙会的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庙里敬的是什么神,更不明白鼓乐所表演的曲牌与庙中神灵之间的关系,人们不知道、不了解与神灵有关的美丽传说。鼓乐的审美、娱人功能逐渐加强,如县城附近寨里村用来祈雨的“阴阳锣鼓”本来有着很深的寓意,后来逐渐变成了欢庆的花敲鼓,说明鼓乐表演更多是为了艺术欣赏和自娱自乐,离祈雨的目的越来越远。有一年春节，在狄庄村的社火演出现场,小学生们表演鼓乐《秦王点兵》,笔者问站在旁边观看的本村年轻小伙子是否知道秦王是谁,他回答说“秦始皇呗”,当然，他更不会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在绛州“柏壁囤兵”的故事了。

根据新绛县北董村王登科先生的记述,赶庙会的人如果以一万来计可分为以下几类:戏迷2 000人,来到北董村后,直奔戏台子看戏、鼓掌;买东西置办货物者3 000人;凑热闹者2 000人;品尝小吃者3 000人。[9]

在这个庙会上,各村的人拉鼓车比赛是重头戏,但了解此类鼓乐表演历史文化背景者寥寥无几。

绛州鼓乐在当地成了民众狂欢的一种形式,因为在鼓乐表演的热闹场景中,人们忘却了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宣泄了生活中的压力,摆脱了各种规矩的束缚,享受到了游戏带来的轻松快乐。[10]

(四)在突破中求发展

2002年,绛州鼓乐团在团长王秦安先生的带领下到上海参加商业艺术演出。上海各种文艺团体林立,因为长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洋音乐的关注度更高,想在这里立足,难度可想而知。

与北方人不同的是,上海人更喜欢轻盈欢快的小型鼓乐作品,如《老鼠娶亲》《滚核桃》等,女鼓手更受上海观众的青睐。为了适应上海人的审美情趣,绛州鼓乐团在他们原本“声传千里,地动山摇”[2]的风格中增添了阴柔之美:女鼓手增加了舞蹈动作,还加入了京剧表演的动作;女鼓手的服装更加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山西风土人情的服装,也有专门配合个别节目的定制服装;增加了腰鼓节目。民间艺术审美功能的提升与异地观众审美取向的不同给绛州鼓乐团带来了新的挑战、机遇和希望。[11]

到外地演出的绛州鼓乐团除了演奏绛州鼓乐的经典曲目外,还会增加当地比较流行的曲目。比如,绛州鼓乐团到台湾演出,曾经以台湾山地音乐为素材,吸收了山西的黄河谣,在人声的烘托下,通过“拓荒”“耕耘”“收获”三个乐段,展现宝岛台湾的英雄业绩与光辉历史。[12]

总之,千百年来,在绛州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和打磨下,绛州鼓乐走出山西,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传达着黄河文化的精髓;走出国门,把华夏儿女的优秀文化带给了世界五大洲的人们,并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了其他乐种和文化精华,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绛州鼓乐文化底蕴丰富,魅力无穷,目前在新绛县,村村社社几乎都有“自行发起、自我运转、自娱并自乐其中的‘鼓民’,他们或在家中习艺,或在村中走街,或到邻庄表演,或分批进城显技,造就了绛州鼓乐生生不息的活力”[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