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份有限公司”到“无限公司”：认识中国近现代政府组织形式的新视角

李玉

关键词： 政府组织形式;“股份有限”;“无限责任股东”;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摘要： 借助公司原理去理解政府组织形式，有助于拓展思路，开阔视野。晚清以降的政治发展表明，中国政府组织形式渐从“股份有限”转向“无限公司”。但国民党的“无限责任股东”不合格，只有具备卓越素质的中国共产党方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西方“股份有限公司”式政府无法实现的巨大建设成效。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2-0079-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党建、党史以及宣传领域的专家学者已有大量成果问世，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与解析，厥功甚伟。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理论探索与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笔者不避浅陋之嫌，拟为“跨界”之思，以公司机理进行政治分析，提出近代以降中国政府组织形式从“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限公司”过渡的拙见，尚祈识者教正为感。

一、“股权”与“民权”

股权与民权各有所指，不应混淆。股权是一个经济学名称，民权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本不搭界，但既然均为一种权益，就不乏共同性与可比性。其实，在总体权力制约机制中个体应享权益的方面，股权与民权的可比之处还不在少数。

所谓股权，就是股东的权利。股东是个人投资之后的当然身份，股权就是股东基于投资而在公司之中应该获享的各种权益。所谓民权，则是基于公民资格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股权与民权虽然生成机制与表现形式有别，但都有资格限制，享有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履行必要的义务。股权与民权还有一个共性，就是个体无差异性。也就是说，单一的股权是均等的，亦即所谓的股权平等;在法律面前，每个公民的应享权益也是平等的。

但如果落实到权利享有者身上，股权与民权有一个重大区别，即股东可以根据投资多寡，形成所谓的“大股东”与“小股东”，而公民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稍差异，没有“大公民”与“小公民”之分。

股权机制在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之内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股东在股权平等原则之下，通过股东会等程序实现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参与和监督，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与监事会，分别负责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决策与监察，与管理层共同构成公司的组织架构，颇似现代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机制。

股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股东对于投资权益均一性与平等性的追求，这对近代国人关于独立意识和民主权利的领悟，不无某种类推与比附作用，股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溢出公司边界，产生某些政治与文化效应。政、学各界，常有用公司制度比拟现代民主制度的论说。例如梁启超早在清季末年就直言：“大抵股份公司之为物，与立宪政体之国家最相类，公司律则譬犹宪法也，职员则譬犹政府官吏也，股东则譬犹全体国民也。”[1]116著名报人杨荫杭在1922年4月9日为《申报》撰写的评论中，直接将政府与公司进行类比：“政府，一大公司也;公司，一小政府也。”[2]566孙中山1923年在欢迎海军“永翔”与“楚豫”两舰的演说中也指出：“民国犹之公司然，凡属国民，皆为股东也。”[3]110即使普通民众也认为“股东会与国会同一性质”，“董事性质，譬之参议院议员”[4];“董事议事之权系股东所托付，照法律解释近于代议士”[5]。

可见，在近代中国语境中，以“股权”比附“民权”、以“股份有限公司”比附“共和国家”的言论不在少数。有别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无限公司的投资者因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对于公司经营决策拥有较大权力。同“股份有限公司”一样，“无限公司”无疑也可以比附另一种政府组织。经济方面，两种公司机制各有优长，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公司制”也是如此，但在近代中国语境中，“股份有限公司”逐渐让位于“无限公司”。

二、政府组织形式从“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限公司”的过渡

清末民初，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受到国人普遍追捧，被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不二法门。辛亥革命之后，体现西方民主原则的议会制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目标。但是，议会制除了漂亮的名号之外，其实际运行则乏善可陈。尤其是议院混乱，会多议少，效率低下，舞弊成风，民主共和政治越来越成为军事强权争夺和掌控国家法统的工具，内阁成为各实力派角逐权势与禄位的舞台。民主政治的失真与变形反过来又伤害了民主政治本身的社会信用。杨荫杭如此评论：“选举，美法也，自买票之法行，而选举为恶法矣。代议，美名也，自收买之法行，而代议为丑名矣。所谓讨厌者如是。”[2]31还有人干脆直言：“共和之名常存，而共和之实早灭”[6];“专制，弊政也，共和成立，而政弊反甚于专制”[7]。甚至认为北洋时期的“共和政治”对中国的危害，胜过清季百倍，“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8]。不少人“都以为共和是不祥之物，还不如满清专制的好”[9]112。正因为民主共和政体没有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未能赢得民众认同，“人民没有取得政体改革后的利益，也怪不得对于政体不生浓厚的感情”[10]。

北洋政治史表明，中国对西方议会政治但学其形似，未学其神似。以议会制为主的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因变形走样，又不断失去人心。于是，中国对于高效政治越来越需求，俾集中资源，团结力量，挽救国家危难。凡此二者均对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国政治不得不由“民主”向“集中”过渡;中国政府组织形式也由“股份有限公司”向“無限责任公司制”转变。

与经济领域一样，政治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可体现民主决策原则，如果运行得当，可充分调动参与者的责任心与积极性，以收凝心聚力、众擎易举之效。但如果运行失当，则无疑会出现一国三公、纷争不休，导致国家重大决策当断不断，贻误重要的发展机遇，增加国家建设成本。

正是基于对“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厌弃，20年代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建国”与“训政”方针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也使得国民党在短时期之内得以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国民党基于三民主义理论的执政机制和执政目标，是对此前中国政治制度的颠覆。在新创的政治架构中，国民党的政治权利与政治责任均超越于一般竞争式政治运作机制下轮流执政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也排斥了其他政党对于国家管理事务的参与，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集“大权利”与“大责任”于一体的现代意义的执政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一种“无限公司”式的政府组织模式。

三、国民党的“无限责任股东”不合格

中国“政治无限公司”的设计者当推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是民主共和这一“政治股份公司”的积极倡导者与维护者，并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但袁世凯等政治强人武断地改变既定规则，破坏政体，甚至改变国体，造成国家动荡。以“倒袁”为目标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树“以党救国”的革命旗帜，建构了以党魁制为特征的中华革命党。但护国战争结束之后，孙中山又开始忙于政务，而非党务，致力于“护法”，运动国会议员，南下重组政府，以继法统。

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人的政治宣传，主要集中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然而不断遭到军阀势力排挤打击，孙中山自感难以实现护法理想，遂回到上海，从事理论著述，并亲自主持党务，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于1924年完成改组。

同此前孙中山将“党”置于“国”之下不同，国民党改组之后，“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救国救民”既是国民党自我宣传的口号，也呼应了现实的诉求。国民党自诩为“国民的党”，宣称实行“直接民权”，致力于以“民族”“民权”与“民生”为内核的三民主义，担当国家“救星”和民众“政治保姆”。国民党组建的“无限公司”式政府，得到民众的支持，“国民党革命之成功，非战器犀利，战略神妙，所恃者惟民意之赞助。”[11]国民党执政之后，规划国家蓝图，从事相关建设，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还是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有所为，在多个领域的成效远超北洋政府。

遗憾的是，国民党致力于“清共”“剿共”，打击进步政治力量，党际包容性非常有限，越来越不像“国民的党”，使其整合国家力量的能力受到极大贬损;国民党在建设国家与改善民生方面的敷衍低效与因循塞责、在维护国家与民族权益方面的犹柔寡断和软弱妥协，则使其领导国家谋求发展与应对危机的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而国民党通体腐败的愈演愈烈，则对其“无限责任股东”资格产生极大的瓦解。就连国民党最高领导者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9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7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至于国内政治“腐败纷乱，至不可言状”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7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领导下的大“公司”，焉能治理得好？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意识到，如果国民党不洁身自好，提升素质，端正态度，改进办法，加强治国能力，“则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也”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5年11月23日，美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正如学者翁有为研究表明，国民党之所以不能根治腐败，进而导致执政失败，“是由于他们缺乏甘愿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奋斗的‘公心，缺乏为建立公平合理社会制度而奋斗的理想和信仰”，因而不可能“立天下之大信，示天下之大公”[12]。

但是，国民党的执政失败，并不能证明“无限公司”式的“党治”模式不适于中国。对此，著名政治学家林尚立也曾论及，他在所著《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一书中写道：“应该指出的是，国民政府的失败并非缘于‘党治国家，而是缘于政党本身的失败。”他在对中国近现代政治走向及其成败利钝进行了深刻检讨之后指出，无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历史逻辑来看，“政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都是十分重大的。……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后来放弃英美政党模式，选择苏俄经验，试图建立苏俄式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但是，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国民党不但不能将整个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自身都无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党的失败也就成了历史必然”[13]25。换言之，以先进政党为首的“无限公司”式政府，在中国近现代以“赶超”西方为主要任务的历史语境中，一直有着较强的认同度。这既是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需要，也是中国进行伟大建设的需要。

四、中国共产党担当“无限责任股东”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并超越国民党，胜任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股东”身份，取得巨大的执政效应，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优势。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深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充分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体系，体现了人类的长远关怀和远大政治目标。其根本任务在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以追求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和谐为旨归。这是任何西方以本党集团现实利益为考量，将选举作为政治敲门砖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所完全不具备的雄心与气度。

第二，中国共产党具有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政治建设，同时厉行实践探索，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不断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制度优势。邓小平同志曾经说道：“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14]257习近平同志早在2012年就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15]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可以确保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使党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和蓬勃活力，从而提高执政效能，减少政策成本。

第四，中国共产党具有机制优势。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组织建设，从严治党，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控机制、自省机制和自我革新机制;同时，以各民主党派为主体的党外监督与协商机制，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保持优良品质。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善于自我完善，永葆活力，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政治与集中政治的各自优势得以有效结合。

第五，中国共产党具有行动优势。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信仰坚定，党内整合与党外沟通能力突出，具有极高的团结战斗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注重实效的工作作风，大力提倡实心为公、实心为民、实心为国的价值导向和奉献意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其他政党少有的务实作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优势减少了治国理政的决策成本，提高了政治和社会建设的工作效率。

第六，中国共产党具有人民优势。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所言，“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当为执政的根本原则，“谁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16]97。中国共产党以关怀和维护国家权益与民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与人民群众形成天然的密切联系，千千万万的中共党员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而无私奉献，乃至英勇牺牲，深受民众感戴。一切为了人民和为了人民的一切，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众支持的根本原因。

第七，中国共产党具有信仰优势。与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西方政党有别，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基于神圣信仰的价值共同体。西方政党“几乎没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17]477，而中国共产党则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18]159，以使党内“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

结、行动上一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华社北京（2017年）10月24日电。，从而决定了该党具有其他政党无法企及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虽然曾经走过弯路，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转变施政方向，以经济建设为导向，带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使国家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一举改变了自近代以来家国皆贫的窘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

虽然成就可以赢得喝彩，但未来仍然任重道远，这是由“无限责任股东”的角色性质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进一步当好国家的“无限责任股东”，尚须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不断提升党的理论素养、政治素养与制度素养，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治国理政的各项要求，不断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历史。

五、“无限公司”式政府与中国政治话语权建构

西方“股份有限公司”式政治話语体系，是其特定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产物。“选举政府”或“选举斗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19]495，其最后结局必然演化成“金钱政治”和“权贵政治”;个人或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使得政治与行政效率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家和社会资源被严重浪费，这对以发展为导向和以创造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国家而言，并非最优选择。近代中国不是没有引进和试用过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但事实证明其水土不服，并未给中国带来福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政协同体制和议行合一机制，才被实践证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政治制度。

在商界，虽然股份有限公司数量占优，但无限公司也有其优势，有的人喜欢采用前者，有的人更乐于采用后者;有的行业适合于采用前者，有的行业则采用后者效果更好。政治制度也是一样，“股份有限公司”式与“无限公司”式两种政府组织形式，各有其适应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与股份有限公司注重流程不同，无限公司强调结果;与股份有限公司强调股东“共同治理”有别，无限公司注重“精英治理”;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共同负责不同，无限公司执行业务股东拥有较大权利，并承担无限责任。代表公司执行业务的无限责任股东实际是基于普遍信任、肩负重大使命、具有卓越能力的受托人。换言之，无限公司实际上是在充分信任机制下形成的较为纯粹的委托代理机制，有利于提高运行效率。凡此特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治国理政模式，实有某种契合。

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无限公司”式政府，并不意味着权利无限，不受制约，而在一定程度上突出的是责任无限，这既与儒家学说历来“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20]364的中国政治文化涵育有关，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与历史使命决定的。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限公司”式政府是中国政治路径的自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信仰坚定，理论先进，品质优秀，信誉卓著，是中国最好的“无限责任股东”;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得以洗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国防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莫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创造了无数奇迹，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相比较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执政成就而言，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的理论贡献的巨大价值，尚需不断解读。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参照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进行立论，并与西方对话，但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话路径不仅不利于展示中国的理论贡献，而且注定难以占得优势。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政治思想与智慧，中国共产党已用伟大的执政成就，诠释了自己的理论创新。历史已经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无限公司”政治话语体系完全可以抗衡西方“股份有限公司”的政治表述与理论体系。

中国古语中的“政治”是以“政”去“治”之意，所以政治评价的标准既要看程序，更要看实效。在这方面，“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与“无限公司”政府各有特点，各有适用对象。以中国共产党为“无限责任股东”的“无限公司”式政府，已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取得巨大成绩，中国共产党也将用更新、更大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成效去印证和诠释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以丰富人类政治思想宝库。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而哲学社会科学要想表现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就要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特别是，“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以期“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他强调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人民网2016年5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明了理论创新的途径与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运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去表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与中国气派的理论创新。这给我们探索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限公司”式政府理论，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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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