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下农民信息素质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高星汉 刘玲

摘 要 农村信息化背景下，农民的信息素质事关信息接收的效率，影响着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本文依据来自我国13个省份的561份农村居民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个人特征及管理经历对我国农民信息素质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经历越多（有过村委任职经历、土地流转经历、家庭年收入高）的农户具有更高的信息素质。基于此，提出了重点关注村内具有一定管理经验的农民，并培养此类农民成为土地信息的主要传播者；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建立相关微信平台及创办夜校等建议。

关键词 农民信息素质 ；有序多分类回归模型 ；土地资产

中图分类号 S-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9.02.018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informatizati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farmers is related to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reception and affects the property income of farmers. The data from 561 questionnaires received from rural residents in 13 provinces of China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which an ordinal multicategorical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on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farmer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farmers who had mor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such as being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village committee， experience in land circulation， and high household income） had a higher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In this context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pay attention to farmers having some management experience who should be educated to become the main disseminators of land information； encourage to participate in land circulation； establish relevant WeChat platforms and night school.

Key words farm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 ordinal multicategorical regression model ； land asset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农村信息化背景下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1]，达到土地信息联通共享的目标。不可忽视的是，信息涉及多方面主体，农民作为其中的信息接收主体，在信息传递中占据重要地位，直接关系到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质量。

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农业在我国农民的经济财产收入中仅占较小比例，与之相反，土地作为村民集体所有的資源和资产，其增值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前我国土地市场正在不断完善，而农民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正确的信息，面临着巨大的交易风险。近年，土地的流转、抵押等经济活动愈发频繁，在政府行政力推动下的土地征收和征用现象也越来越多。要想保护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土地相关利益分配中获得合理的收益，就得让农民依据自身需求及时获取土地相关信息，有效辨别并合理利用。在我国土地制度频繁变更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农民信息素质更高，有效提升农民的信息素质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当前学者通过实证探讨了农民的信息状态对其土地资产管理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土地抵押融资、宅基地退出及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及流转相关的意愿及行为等。研究内容包含农民对政策信息的了解会显著影响农房抵押意愿及行为[2]、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意愿及行为[3]；文化程度（或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民的土地资产管理意愿及行为[4]等。同时，新媒介下农民信息素质偏低对信息接收的阻碍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存在因缺乏计算机技术知识而导致难以高效利用互联网技术的现象[5]。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导致其在信息搜集中处于弱势[6]的现象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下形成热点。

目前的研究多片面地通过信息能力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研究人力资本特征对土地经营管理的影响。本文将信息素质看做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信息意识、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认知能力、信息辨别能力、信息利用能力这5个方面综合构成农民信息素质状态，探讨个人特征及后天管理经历带来的影响。试图通过探寻其影响因素以提升农民信息素质，最终达到“农村土地信息互通共享”的目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力资本同时具有要素功能和外部性功能[7]。即人力资本素质不仅仅与家庭和个人禀赋有关，也会受后天经营管理经历的影响，后者则可以通过家庭资产管理情况、外出务工经历和干部任职经历等可观测变量表示。

在现有禀赋资源难以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本文着重考虑后天经历对农民信息素质的影响。人力资本要素方面，由于劳动力能力的差別，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土地功能使用的倾向性不同。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使用土地的生产性功能，而不是投入市场经营管理以获得更大的利益[8]；在农户的政治资本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农民的政治角色有助于自身及亲属对非对称信息的获取，使其更快捷、更准确的获取政府政策及社会组织信息[9]；外出务工的农民相较于全职农民可接触到的信息更多，并且可能带回一定的技术、知识及资金，并建立起与外界的社会网络，造成其对土地相关政策的反应程度不同，部分研究表明，兼业的农民相较于专职农民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对信息时可以有更好的掌控能力[10]；土地的流转经历使农民在实际操作中更高效地接触土地相关信息，并亲自参与了土地相关信息的获取、认知、辨别、利用这一信息传递的整个过程；农户的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将现有资产进行投资以获取更大的效益，因此将具有更多的资产经营管理经验，在与土地信息的接触中也将更有经验[11]。

特别考虑到微信作为新媒介，与传统信息媒介相比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隔阂，降低了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增加了农民与信息的接触机会。同时在新媒介的使用中，农民对信息的态度渐渐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找寻转变[12]。

根据以上分析，做出假设如下。

H1：农民的年龄越大，其信息素质越低。

H2：农民在村委任职越久，其信息素质越高。

H3：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具有更高的信息 素质。

H4：有过土地流转经历的农民信息素质更高。

H5：家庭年收入越高的信息素质越高。

H6：使用微信频率越高的农民，信息素质更 高。

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因变量农民信息素质Y属于i级及以下的概率与属于i级以上的概率之比称为优势比，即OR值，在此处，我们利用OR值对自身情况不同的农民信息素质倾向进行判断。当Xj的回归系数为βi时，其OR值为原来取值的eβj倍。

本次问卷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地域涉及福建、山西、甘肃、湖南、海南、重庆、四川、内蒙古、山东、广东、河南等13个市县。对我国东、西、南、北、中部经济条件不同的农村农民，进行问卷发放与入户访谈。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561份，其中有效问卷50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9.7%，调查对象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月收入家庭、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民，且均为家庭经济活动的主要决策人。通过问卷内部各组分的得分加权综合获取农民信息素质评分，模型具体变量及其定义赋值见下表（表1）。

3 研究结果

运用统计软件SPSS 20.0，对调查整理所得数据进行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将农民信息素质作为因变量，农民年龄（X2）、外出务工经历（X4）、土地流转经历（X5）、家庭年收入（X6）、微信使用状况（X7）等作为自变量，在运行模型时出现了农民性别（X1）与其村委会任职经历（X3）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问题，故将两项合并成为一个交互项X1* X3，根据这6个自变量与农民信息素质做多分类ordered-probit回归。其中，年龄为5（60岁及以上）、年收入为4（5万元以上），务工状况为2（无务工经历）、土地流转经历为2（无土地流转经历）、未担任过村干部的女性、微信使用状况为5（每天都用微信）的设置为参考类。

在此，针对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表2），对模型原有的假定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3.1 农民的村内管理经历对其信息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显示，男性农民的村委会任职经历对信息素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p<0.05），且曾经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民比正在担任村干部的农民具有更高的信息素质，假定通过。

性别*任职经历的偏回归系数大于零，其OR值大于1，由于该项为交互项且部分显著，故在此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可能的解释是，在村干部中男性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女性，故在性别都为男性时，正在任职与曾经任职显示出显著性，且由于OR值大于1，曾经任职者的信息素质呈现出更高的趋势，这说明从事长时间的土地管理工作者相较于工作期限较短者具有更高的信息素质，这也为挑选农民内部信息传播渠道提供了很好的导向。在正在任职的村干部群体中，女性往往要比男性具有更高的信息素质，故而在农民信息素质提升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女性村干部的作用。

农民的土地流转经历对信息素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p<0.05），且经历过土地流转的农民呈现出信息素质更高的趋势，假定通过。土地流转经历的偏回归系数β5=-0.243 < 0， OR5=eβ5 < 1，这说明土地流转经历能提升农民的信息素质。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自然而然的会接触到土地相关的信息，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会锻炼其信息获取、辨别等能力。

农民的家庭年收入对信息素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p<0.05），且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信息素质也呈现出越高的趋势，假定通过。由表5可知，农民年收入的偏回归系数β6（0.548，0.668，0.420；分别对应x6=1，2，3）> 0，OR6 = eβ6 > 1，这说明与家庭年收入较低的农户相比，家庭年收入高的农户具有更高的信息素质。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年收入高的家庭拥有的资产更多，其对资产的管理经历也就更多，导致其拥有更高的素质。

3.2 农民在生活中缺乏利用身边可及的外部资源获取土地相关信息的主动性

模型显示，农民的外出务工经历对信息素质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p>0.05），假定未通过。这可能是由于外出务工对家乡的土地政策没有或极少接触，在外务工收入比农业收入更高的情况下，农民更倾向于了解务工信息而非土地信息而造成的。

农民的微信使用状况对信息素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p<0.05），但是微信的使用情况对信息素质的影响为负，假定未通过。微信使用情况的偏回归系数β7（-1.617，-1.172，-0.447；分别对应x7=1，2，3）< 0，OR7 = eβ7<1，这说明农民微信使用情况与其信息素质呈负向关联关系，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没有信息的把关者，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如今农民的微信使用主要集中在聊天社交上，对于自身土地资产关联信息的关注度并没有体现在微信上。这也说明了我们需要在微信上建立相关平台，如公众号等，对农民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把关，同时定期进行推送，保证农民能更好的利用微信这一互联网资源。

最后，农民的年龄对其信息素质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p>0.05），H1被拒绝，这说明，年齡越大的农民的信息素质并没有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 充分激发农民学习土地政策的内生动力，农民问卷中年龄的分类造成的，问卷中最低年龄段为18～30岁，通常可以认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接受能力较高，在回归中该年龄段也显示出显著性，且OR值大于1，影响程度较大。但是30岁以上的农民的信息素质并未受年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30岁以下的农民的认知处于一个成型阶段，对新鲜事物更具有好奇心，而30岁以上农民对信息更趋向于被动接受所造成的。

4 结论及建议

综合分析结果，可知农民信息素质受到农民的管理经历影响，管理经历越多，信息素质就越强。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村集体内管理经验越丰富会导致信息素质越高，特别是女性村干部的信息素质表现出受到管理经验的显著影响，这给了我们有针对性的选取信息带头人的启示。土地流转作为农民日常频繁接触到的土地管理行为与管理经历对农民信息素质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微信的使用对农民的信息素质也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下，其影响方向为负，如何更有效的利用手机网络资源，也将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根据以上结论，为了增强农民信息素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充分利用农民的村内管理经历的影响，鼓励村内管理经历多者带动整体信息素质的发展

针对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民具有更高信息素质倾向的特点，应采取返聘的方式，充分利用当地的离退休村干部来对政策进行宣传和讲解，利用他们的声望和较高的信息素质来带动农民的学习积极性。另外，还应重视女性村干部在提升农民整体信息素质中的作用，回归结果显示，正在担任村干部的农民中，女性的回归系数大于男性，且于当前农村老人、妇女、儿童较多的情况下，女性在信息传播中存在天然的交流优势，信息素质较高的女性干部的力量值得重视。

针对较富有家庭信息素质较高在特点，建议成立互助小组，以其为中心对周围在农户进行带动，形成扩散效应，用“先富带后富”的形式整体改善农民信息素质水平。政府还应鼓励农户参加土地流转，使其在实际参与中提升自身的信息素质水平。意主动去了解信息，充分感受信息素质能力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2） 鼓励农民充分利用身边可及的外部资源主动获取土地相关信息

针对农民在生活中较少主动关注土地相关信息，并造成资源的不充分利用的特点，应拓宽农民了解土地相关政策的渠道，如创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由官方人员统一对信息进行把关后在微信平台上及时更新土地相关政策，公开透明地展示土地的各种信息，为渴望深入了解土地信息的农民提供可靠的信息获取渠道。

同时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在农民工群体中建立土地信息交流组织，选定切实可行的时间，如在晚饭后的空余时间对近期的土地政策进行讲解，结合村镇具体的实例，对农民具有的权利和可得到的利益进行说明，通过身边农民维护自身权利获得经济回报的真实案例，充分激发农民参与土地管理的热情，并在现场解答农民的疑惑，使之产生主动性，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信息素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

[2] 张 希. 农户农房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9）：918-922.

[3] 于丽红，陈晋丽，兰庆高. 农户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需求意愿分析--基于辽宁省385个农户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2014，35（3）：25-31.

[4] 王 静，孙 慧，秦梦柯等. 农村基层组织文化调查--以新疆塔城反修先锋三队为例[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5（1）：76-80.

[5] 张 铭. 微信在农业传播的应用探究[J]. 南方农业，2018，12（02）：140-141.

[6] 董 雯. 新媒体在农业传播中的应用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7] 王丽霞. 家庭农场主个人禀赋对政府补贴获取的影响--基于安徽768个家庭农场的调查[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05）：11-17.

[8] 苏 群，汪霏菲，陈 杰. 农户分化与土地流转行为[J]. 资源科学，2016，38（03）：377-386.

[9] 罗明忠，罗 琦. 家庭禀赋对农民创业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32（05）：13-19.

[10] 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2012，27（03）：157-181+245.

[11] 周逸先，崔玉平.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的相关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1（04）：60-67.

[12] 赵 妤. 新媒体在农业传播中的应用研究[D]. 舟山：浙江海洋学院，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