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宣佩的三个“侧影”

文 图/戎静侃

1985 年，黄宣佩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办公室

黄宣佩（1930—2013），浙江鄞县人。1950 年上海水产学院渔捞专科毕业，1952 年进入上海博物馆，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职。黄宣佩先生致力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与太湖地区考古研究，在上海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先后领队发掘了马桥、崧泽和福泉山等遗址，主持筹建了青浦、嘉定、松江、奉贤等区县博物馆。主编《崧泽——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专集》《良渚文化珍品展》图集，发表了《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文明迹象》《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剖析》《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等考古报告与论文。1993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

黄宣佩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六年了。

20 世纪50 年代，黄宣佩开创了上海地区的考古工作，他领导调查发现了20 余处古文化遗址，命名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将上海的历史推至距今6000 年前，在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发展中写下精彩篇章。黄宣佩建立起上海第一支考古队伍，他是上海现代科学考古的创始人，由此获誉“上海考古第一人”。除了这些职务、荣誉，黄宣佩的生涯中，有三个不同侧面的身份，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丰硕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

让上海“有文化”的开拓者

20 世纪50 年代，在黄宣佩先生最初接触考古工作的时候，上海所辖范围内除 1935 年发现的金山县金山嘴戚家墩遗址外，几乎没有什么古代遗址。上海地势低平，少有土崖断面，地下水位又高，古代遗存大多埋藏在水线以下，地下遗物与遗迹不容易暴露，志书中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有了“上海无古可考”之说。黄宣佩先生曾经打趣地说：“上海考古是在柏油马路上考古。”上海考古工作开展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黄宣佩先生经过多年的奋斗与钻研，为探寻上海地区历史之源做出了重要贡献，让上海拥有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

学界一般以为，上海在距今1600 多年前只是一处海滨渔村；或据相传春秋时吴王寿梦筑华亭，上海曾经是吴王的狩猎休憩地，再往前就无据可查。1961 年黄宣佩主持发掘青浦崧泽遗址，第一次在上海地区发现了距今6000 年前后的马家浜文化遗存；此后又在青浦福泉山和金山的查山遗址发现了同类文化遗存。马家浜文化以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的马家浜而得名，是太湖地区现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木炭，经14C 年代测定，距今为5985±105年和4035±40 年，上海第一人、第一房、第一井、第一稻等都出自这里，呈现了上海最早先民的生活情况。

崧泽遗址被发现、发掘之前，学界对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只知道6000 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和4000 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两种类型。黄宣佩主持发掘崧泽遗址时，在下层马家浜文化遗存之上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群，其遗物特征与马家浜文化明显不同，与良渚文化也有所差异。由此可得出结论：崧泽遗址中层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由于发现的遗迹和出土器物非常典型，又及时发表了考古报告，后被考古界命名为“崧泽文化”。除崧泽遗址外，上海境内的崧泽文化遗存还有福泉山、汤庙村、寺前村等多处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黄宣佩按照文化层的土质土色变化和器物形制的演变，将崧泽文化划分为四期，呈现由马家浜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的状态。崧泽文化是太湖古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黄宣佩先生还主持了闵行马桥遗址1959—1960 年的第一次发掘和1966 年的第二次发掘，在遗址中层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这类文化的陶器表面通体拍印编织纹，此前曾被考古界泛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又被归入首次发现于南京湖熟镇的湖熟文化。但经过黄宣佩的整理研究，发现马桥遗址中层遗存与湖熟文化并不相同，代表的是太湖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后被考古界定名为“马桥文化”。

1974 年崧泽遗址出土崧泽文化带盖竹编纹陶罐

马桥遗址的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将上海的历史向前追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其次，将上海的成陆年代向前推了一大步，黄宣佩认为至少在5000 年前上海西部及西南部就已成陆，远较学术界当时的普遍认识要早，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最后，确认了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先后关系，当时曾有观点认为良渚文化与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马桥文化是共存关系，而马桥遗址的发掘找到了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叠压关系，为判断良渚文化早于马桥文化提供了直接的地层依据。

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科学发掘不仅完善了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也为黄宣佩先生个人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上海以相对很小的陆域面积，能命名两个考古学文化，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黄宣佩在学术上的敏锐性和严谨性，相辅相成，使他既能收获新发现，又能做好扎实的研究工作，这才让这得来不易的“命名权”水到渠成。

让考古学“接地气”的宣传家

1960 年春，黄宣佩先生主持马桥遗址发掘（前排左四）

崧泽遗址发掘

上海考古筚路蓝缕、初有所成的岁月，也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开展的年代。“考古是人民的事业”，公众考古进入了中国考古人的视野。很多单位和个人做了大量将文物考古发现成果，通过图录以及陈列展览的方式，更直观地向社会公众做宣传和普及的工作。在田野考古一线工作和学习的职业考古者和大学师生也会在考古发掘工地上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向当地群众宣传考古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普及考古知识等。上海考古在这一领域也丝毫不落人后，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黄宣佩。他敏锐地认识到时代的潮流，很早就开始进行公众考古实践，而且多种形式并举，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是“预流”者。

1959 年，黄宣佩组织了各县文物普查，随后他和同事就策划了一个小型文物展览——“什么是文物”。这个展览不像上海博物馆里那样陈列青铜、陶瓷等珍贵文物，而是展出一些比较生活化的物品，像古代瓷片、陶片、铜钱等。展览在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流动展出，宣传文物保护工作、树立文物保护观念，希望大家在发现文物时能够主动上报。这个展览后来还送到各县文管会、中小学展出。这种结合基层、发动群众的公众考古实践的举办，使得社会各界对考古和文物的认识极大提高，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中，这也超出了黄宣佩的预料。在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下，那段时间先后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古文化遗址28 处，上海的文物“家底”一下子变得丰厚起来，为之后上海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基础。

发掘马桥遗址的同时，黄宣佩利用各种机会向各界群众普及考古、文物知识。发掘结束后，就“趁热打铁”在上海博物馆大厅举办了一次马桥文物专题展览，进一步宣传、扩大影响。作为上海第一次进行的科学考古的发掘工作，马桥遗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因此在1960 年，考古队被评为上海文化先进集体和上海青年先进集体，黄宣佩获得了上海市文教单位先进工作者奖章。这给了黄宣佩和他的同事们极大鼓舞，也让黄宣佩对考古更加入迷，从此与考古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后来发掘崧泽、亭林等诸多遗址时，黄宣佩也紧密结合本乡本土，坚持举办出土文物展览，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历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个足迹。重视将考古成果及时向大众宣传、发挥其社会文化效益的优良传统，也从此根植于上海考古事业当中。

经过长期的工作经验积累，黄宣佩对于公众考古工作的思考和实践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意识到不能仅仅停留在以流动性的、临时性的展览普及考古知识，而是要有在地性的、长期性的场馆。为此，考古工作要与博物馆、教育界、文化界乃至旅游领域有机结合，形成多维度、跨领域的“根据地”，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辐射效应。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才有了后来崧泽遗址博物馆的蓝图和最终落地成为现实。福泉山遗址同样是黄宣佩非常重视的地方，他很关心福泉山作为教育基地的建设，认为教育基地要有“货”给学生看，因此多次到现场指导，并在考古现场复原了红烧土祭坛、139 号大墓等。此后，这里又陆续兴建起文化长廊，改造升级陈列室，展现了福泉山遗址历经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变迁过程，展现了福泉山良渚高台墓地是“中国土建金字塔”。

让博物馆“焕新颜”的设计师

1979 年，黄宣佩被上海市文化局任命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主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文物保护技术科学实验室的工作，同时还兼任考古部主任。繁忙工作的同时，黄宣佩除了挤出时间从事考古研究，还要分精力扑在建设区县博物馆的工作上。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相继建成了青浦、嘉定、宝山、松江、奉贤、金山、崇明等区县的博物馆。

向群众宣传发现文物后的上报方式

在发掘的工地举办现场展览

1986年秋，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视察福泉山遗址

上海各个区县的博物馆，大多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建立的，后来有的区县博物馆与其他文化单位合并，有的干脆撤销了建制。1978 年以后，各区县博物馆才开始陆续恢复，这时馆内业务人员大多是从各个文化单位或是学校里调派过来的，他们都觉得自身文博业务能力不足，经常求助上海市文管会。1986 年年底前，黄宣佩带领考古部专业人员，为青浦博物馆完成基本陈列。1986 年后，在黄宣佩的提议下，上海市文管会地面文物部成立了“区县博物馆辅导组”，对上海各区县的博物馆进行业务辅导。当时辅导组的组员只有一人，直接由黄馆长指挥。

尽管人少，黄宣佩还是带着唯一的组员跑遍了各个区县的博物馆，开办业务培训班。那时各馆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改建改陈，辅导组以此为抓手，一面进行调研，一面确定第二轮的改建方案，推动各馆的业务力量发展壮大。各区县博物馆恢复时策划的基本陈列大多是围绕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出土文物。策划这样的通史性陈列要求很高，各馆的文物肯定是不够支撑的，有时候一个朝代就只有一件文物，显然会有缺失。更何况上海地区范围不大，各区县的历史进程大多相近，如果都搞通史性的陈列，就形成了“千馆一面”的尴尬局面，到哪个馆参观都觉得似曾相识，难以引起观众的兴趣。这样一来，博物馆能发挥的影响极为有限，当地政府也不太重视。第二轮改建的时候，黄宣佩感到不能再这样做了。经过反复的调研，他提出了每一到两年帮助筹建或改建一个区县博物馆的方针，并为全市区县博物馆定下了分工原则，即根据每个区自己的历史和藏品特色，策划一个专题陈列。比方说，青浦地下文物最多，可以设计通史性的陈列；松江的地面文物很有特色，那就侧重于展示地面文物，同时将一些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如广富林遗址等穿插在内；宝山出土文物不太多，但是历史上有好几次重大的战役是在这里打响的，所以在第二轮改建时策划了陈化成纪念馆，以后又创建了淞沪抗战纪念馆；嘉定是一个人文历史积淀深厚的地方，特别是科举文化很有代表性，在这里举办科举文物陈列是最适宜的。

作为业务辅导的主体部门，黄宣佩和辅导组自然是全力以赴。除了策划陈列，征集、调拨和借展藏品以外，还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黄宣佩丰富的考古经历，让他对上海各区域出土的文物了然于心，在确定建馆主题的时候，他其实也就在盘算需要补充和借展哪些藏品了。通过黄宣佩在市文管会的协调，区县博物馆获得不少借展或调拨的藏品，构建起完整的陈列体系。从设计办馆方案、撰写陈列大纲、挑选展出文物，直到起草讲解稿和培训工作人员，很多博物馆都是由黄宣佩与其带领的同事一起亲历亲为做成的。从1986 年筹划第一座青浦博物馆开始，随后是松江博物馆、金山博物馆、奉贤博物馆等，前后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各区县博物馆的陈列焕然一新，业务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20 世纪70 年代，松江县历史文物陈列展

黄宣佩先生在青浦县博物馆（前排左四）

1996 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六千年”展

1989 年，辅导组正式从地面文物部独立出来，成立了博物馆纪念馆管理部，承担着全市博物馆和纪念馆的业务管理工作。1991 年，原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正式更名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以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为主要陈列内容。1996 年，在黄宣佩的主持下推出了“上海六千年”展，使得真正的上海通史在此呈现。在他的关心和统筹下，上海博物馆调拨数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以丰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体系。2018 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馆于黄宣佩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博物馆旧址——跑马总会大楼重新与上海市民和海内外宾朋见面，当年的这批文物成为基本陈列中“古代上海”部分的展品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栽树，而今荫蔽后人，令人感怀。

在科研学术有建树，在社会领域有开拓，在行政岗位有事功——这就是黄宣佩考古文博生涯的轨迹。当然，他留给我们的财富，远远无法以此简单概括。

1993 年，黄宣佩先生获得由国务院颁发的“为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这是对他多年来在文博和考古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撰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其中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突出贡献的100 位考古学家，上海只有三位学者入选，其中之一便是黄宣佩。

黄宣佩与考古结缘，择一事，终一生，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前行，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情怀，他的人生已与考古融为一体，在上海文博事业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