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长琮再议

刘文强

摘   要：金沙遗址的10节长琮和良渚文化晚期的多节长琮形制一致，但其上部的刻画图案却属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系统。金沙长琮和国博刻符长琮性质一致，均是产生于海岱地区的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族群之间应用于部落联盟场合的互盟物品，即联盟的见证物。金沙长琮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由联盟部落后裔携带，自海岱地区辗转中原、甘青最终落脚成都平原的。

关键词：金沙遗址;长琮;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部落联盟

2001年2月，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玉石器、象牙器和陶器等物品。其中便有一件典型良渚文化形制风格的高体玉琮，为青玉质，高22.2厘米、上宽6.9厘米、下宽6.3厘米、孔径5.2厘米、射径6.25—6.8厘米，上大下小，共10节。每节各有四幅简化人面纹，且上端一面有一特殊的人形刻画符号（图一，1、2）。此件玉琮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因为一方面与此件玉琮风格类似的良渚文化玉琮最晚也在距今4300年左右，而金沙遗址的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晚期，[1]其间差距千年以上。且良渚文化所在的太湖区域和金沙遗址所在的四川盆地相距甚远，仅直线距离就有1800公里左右，因此其来源问题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此件玉琮本身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刻画符号，此类较为稀少的刻符玉琮的功用及其刻画图案的内涵，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有鉴于此，先后有多位学者都曾著文对此件金沙长琮进行过探讨。[2]也因此，笔者拟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此件长琮的几点新认识和看法，以期对此件古代重要遗物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一、年代与产地

关于金沙长琮的年代，很多学者根据此件器物的形制，认为其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且多认为约在良渚文化晚期。[3]朱乃诚先生曾专门对其绝对年代进行对比观察，认为其器物成形年代约在距今4800年前，刻画图案的年代约在距今4600—4400年之间。[4]本文较为认同朱乃诚先生文章分析过程中认为此件玉琮刻符的年代下限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推论，但对此件玉琮成形年代在距今4800年前的结论持保留看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有一件19节长琮，[5]碧绿色玉质，高49.2、上宽6.4、下宽5.6厘米，上有“日月纹”刻符（图二，1、2）。其形制、玉质以及刻符内容均与金沙长琮有可比性。此两件长琮应均为良渚文化晚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作品，且器物成形年代與刻符年代当相距不远。

就玉质而言，此件金沙长琮为青玉质，透明。国博长琮为碧绿色玉质。同时刻有此两件玉琮刻符图案的美国弗利尔博物馆馆藏玉镯亦为黄绿色玉质（图三）。[6]此类较为莹润的玉质，似与良渚文化玉器沁后多乳白色特点有较大差距。因此，笔者较为同意邓淑萍先生的看法：“由其莹透的黄绿玉料观之，较接近山东地区大汶口或龙山文化的风格”[7]。并且，国博馆藏玉琮是山东一位先生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8]对国博玉琮的材质，石志廉先生初步判断为东北岫岩玉。据此推测，其不是在良渚文化区制造而可能为山东地区生产。后据北京大学张传玺先生陈述，国博玉琮是捐赠人在青岛地摊上购买，[9]因此其在大汶口文化地区形成的可能性较大。也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此三件遗物的产地均在山东海岱地区。

二、刻划图案

金沙长琮的刻画图案，简报描述为人形图案（图一，2）。此类单体图案在玉琮上尚属首次发现，但在其他一些遗物上已经出现过多次。如美国弗利尔博物馆馆藏玉镯的外侧就有类似的阴刻刻画符号。[10]国内外一些博物馆馆藏的若干璧、琮以及良渚文化区域类发现的几件璧、琮上也有类似的复合刻画符号。[11]此种单体符号，笔者以前也认为是良渚文化的刻符，但通过考证其来源，最终发现其渊源可追溯至陵阳河遗址的陶尊刻符。而金沙长琮的此件单体符号，正好处于陵阳河陶尊刻符向山东龙山文化的此类构图演变的过渡阶段（图四）。此类构图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兼具介形上部及两侧飞翅的特点。为便于描述，本文暂统称之为飞翅介形图案。此类图案构图自陵阳河“冠形”刻符[12]始（图四，1），历经北阴阳营陶尊刻符的发展（图四，2）、[13]金沙刻符和弗利尔玉镯刻符等的过渡（图四，3、4），最终演变成了两城镇玉圭上的飞翅介形类“兽面”纹（图四，5）。[14]也因此，笔者认为此类刻画图案源自大汶口文化，最终演变至龙山文化。其图案本身应该属于典型的海岱地区刻画传统。而金沙长琮刻符的图案，恰是该类大汶口文化图案演变发展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若没有这件刻符玉琮的出土，弗利尔玉镯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多件玉璧上的台形刻符内部的刻画图案均很难找到文化归属，此类刻符的性质和功用也因之难以判断。

三、玉琮及刻符功用

如上文所述，金沙玉琮造型方面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风格，从玉质方面看又有着山东地区制造的可能，刻画符号也属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传统。从这三点观察，金沙长琮和国博长琮应有着相似的形成境遇（日月纹也是典型的大汶口文化传统刻符）。如此，此两件可能制造于山东地区同时都刻划有大汶口文化符号的良渚风格玉琮又会有什么作用？笔者认为，就此类单体符号的渊源来说，即便不能肯定其就是族徽一类，则至少在此类符号的背后各自都有一群对其符号有着共同认知的史前先民。从这点上来说，符号背后的先民族群将其共同认知赋予一器，似乎便是古代族群间进行联盟的信物。而联盟的双方，表现在金沙长琮上，应该便是大汶口文化中的“人形”符号群组及良渚文化先民;表现在国博玉琮上，则是大汶口文化中的“日月纹”族群及良渚文化先民。而联盟的地点，应该便是玉琮的制作地海岱地区。此点，从苏北地区诸多的良渚文化北上遗迹也能初窥端倪。诸如苏北徐州花厅等遗址良渚文化因素能绵延数百余年，其显然不是光靠武力便能达成的，和大汶口文化先民联盟合作或许是更好的办法。而这，或许便是金沙长琮与国博长琮等得以产生的环境土壤。而良渚文化区域出土的刻符璧、琮等的功能，应该也和此两件长琮一致，只不过有所发展变化而已。[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