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首位平民总统连任的代价

吴阳煜

“佐科维！佐科维！”几天前雅加达体育场内“十万人集会”上支持者的呼声言犹在耳，4月17日大选日当晚的出口民调就显示，佐科-马鲁夫组合的得票率领先普拉博沃-乌诺组合约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印尼第一位平民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极有可能开启下一个5年总统任期。

佐科与普拉博沃，在上届总统大选中就是对手。印尼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67岁的普拉博沃也是孤注一掷，故此次竞选延续了上届大选的胶着态势，从2018年9月竞选期伊始，即趋于激烈。尽管选前大多数民调显示，佐科的支持率优势保持在双位数，但也有声音称其领先幅度在缩小，选举变数犹存。

防范保守宗教势力攻击

印尼民主化转型以来的20余年里，佐科所属的斗争民主党，曾数次和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达成政治联盟。

在2012年雅加达首都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中，為了对抗来自专业集团党的竞争，斗争民主党推选了当时的梭罗市长佐科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大印尼行动党的党主席普拉博沃则提名了党内的华人政治家钟万学为副行政长官候选人，最终两党在雅加达正副行政长官的宝座上成功联手。

身为华裔、基督徒这个“双重少数”，钟万学是佐科主政雅加达时的盟友，还在佐科于2014年因参选总统离职后代理了其行政长官一职。当时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内地位很高的钟万学，于2014年9月退出该党。

“单飞”后的钟万学，不断受到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和干扰。2017年，施政满意度超过七成的钟万学，意外连任失败，还被以在任期间“亵渎”《古兰经》为由判刑两年，并立即执行。而在选举中击败钟万学的阿尼斯，其支持者主要就来自大印尼行动党和有激进伊斯兰倾向的繁荣公正党。

本届大选前，卷土重来的普拉博沃，试图联合国内保守宗教势力，煽动极端宗教情绪来攻击佐科。面对莫名其妙的指控和抹黑，2018年8月，佐科任命75岁高龄的印尼伊斯兰学者理事会（MUI）总主席马鲁夫·阿敏为自己的副总统竞选搭档，而非此前各方认为佐科所属意的、曾担任过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的宪法法院前首席法官马福德。

马鲁夫一直以来扮演着印尼温和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角色，没有政府部门行政经验。佐科联手马鲁夫，堵住了普拉博沃利用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和佐科形成对抗的空间。根据今年3月的一份权威民调，在穆斯林选民中，50.9%支持佐科和马鲁夫组合，只有41.6%支持普拉博沃和乌诺组合；特别是在号称有9000万会员的MUI中，62.7%的会员支持前者。

重点投入基建见效慢

在宗教议题上遭到佐科的严防死守，普拉博沃将攻防重点引向了经济议题。

竞选期间，普拉博沃猛攻印尼经济在佐科治理下疲软，更将矛头直指佐科大力推进的数个重大基建项目，声称若当选总统，会重新评估雅万高铁项目，“也会与中国展开谈判，寻求更公平的贸易”。

2014-2018年，印尼的经济增速约为5%，未达到佐科上台时提出的7%的目标。且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2018年9月，印尼盾的币值跌至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而中国是印尼连续8年来最大的贸易国，根据印尼贸易部的数据，两国双边贸易额在2018年前11个月增长了25%，达660亿美元，但印尼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一时期飙涨近42%至16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逆差额。

在G20国家里，2017年迈入“GDP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印尼，这些年的经济增速仅排在中国、印度之后，位居第三。这些都与佐科稳健的总体经济方针分不开。

外界普遍认为，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印尼能保持5%的经济增速来之不易。尽管印尼人均GDP低于东南亚的平均值，但和20年前的低谷相比，已经实现七至八倍的增长。在G20国家里，2017年迈入“GDP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印尼，这些年的经济增速仅排在中国、印度之后，位居第三。这些都与佐科稳健的总体经济方针分不开。

暨南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主任李皖南向笔者表示，印尼盾疲软等对外经济指标恶化，给了普拉博沃在经济议题上攻击现政府很好的数据依据，而中国恰好成为了目标中的一环。

她预计佐科连任之后，会继续执行之前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落实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迈向“全球海洋支点国家”的政策，和在北苏里曼丹、北苏门答腊、北苏拉威西与巴厘岛的基建项目。“通过扩大招商引资来加强基建，刺激民生经济，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转型，这些都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能完成的。”

今年25岁的Erwin在雅加达从事互联网行业，是一名印尼华人。他告诉笔者，现政府在公共交通建设上成果颇多，在基建方面的投入切切实实改善了民生。“3月份雅加达市内第一条地铁线开通，加上新增了很多日常通勤的大巴线路，和以前比确实方便了很多。”

地方分权的正反面影响

在盘踞印尼政坛32年的苏哈托家族倒台以后，从第一位民选总统瓦希德，到第一位女性总统梅加瓦蒂，到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统苏西诺，再到首位平民总统佐科，印尼的民主转型有目共睹。但最近20年，印尼的民主化水平仍处于波动阶段，在民主协商方面呈现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

1999年，军人哈比比领导的中央政府颁布地方分权相关法案，赋予地方议会立法权，还建立了地方首长选举制度。尽管地方分权有助于民主化快速推进，但也出现了许多乱象：金钱政治、贿赂选票、地方保护主义、暴力威胁等。新的分权体制中，在强人苏哈托时代被压制的地方势力，开始适应新的政体，通过构建新的权力-金钱关系来谋取利益。

此次大选就多次闹出了贿选的丑闻。在投票日到来前，印尼的肃贪委员会逮捕了国会第二大党—专业集团党的议员波沃·西迪克，并现场缴获了约合58万美元的印尼盾现钞。波沃被指计划在投票日当天清晨，向出门投票的选民分发现金红包贿選。党内精英陆续涉贪落马，使得这个在苏哈托时代最大的政党逐渐黯淡—据民调结果，专业集团党将在大选中跌至第三。

而贿选在地方选举中更为盛行。据印尼民间选举监察组织反映，在北苏拉威西省和西苏拉威西省等地的县市议员选举中，拉拢一张选票的行贿款约为35美元，甚至在一些偏僻选区，还闹出以山羊行贿的丑剧。

该如何看待印尼民主转型和设立地方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印尼研究所的何冠岐告诉笔者，在最高立法机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692个席位中，80%即560个席位由国会议员组成，另外132个席位则由印尼33个一级行政区推选的地方理事会议员担任。

何冠岐称，从2016年的国会席位情况来看，作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斗争民主党在国会中也仅有109席，无法改变印尼地方分权的现象。“佐科这5年里为反腐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肃贪委员会就曾多次执行了他的命令，但其实收效不大。”

李皖南亦表示，中央政府治权分散，是印尼长期以来的国情决定的，短期内某位在任总统是没办法改变的。“像雅万高铁项目之所以进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地方征地困难重重，各省给出的方案都不一样，中央政府没法协调。”

来自党内元老的制衡

除了受中央治权分散的掣肘，何冠岐认为，佐科在下个任期内，还将面临来自党内元老的权力制衡和国会其他主要党派阻挠施政的挑战。

“在2016年梅加瓦蒂就曾否决过佐科关于卢胡特的内阁成员提名，如今卢胡特是海事统筹部长，佐科的得力干将。直到现在，梅加瓦蒂的女儿普安·马哈拉妮还是人力资源发展与文化统筹部的部长、佐科内阁成员之一。”何冠岐表示。

曾担任印尼第五任总统的梅加瓦蒂，作为印尼国父苏加诺的女儿，2014年原本计划作为斗争民主党的主席再度参选总统，却在以清廉、亲和形象横空出世的“黑马”佐科强大的号召力下放弃，转而统领党内资源推举佐科竞选总统，并带领斗争民主党在2014年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

和2014年当选时在国会内仅有40%不到的支持率相比，如今支持佐科的包含6个政党在内的执政联盟在国会里的议席超过六成。

回顾2016年各党在国会的议席分布情况，普拉博沃率领的大印尼行动党已经占了73席，排名第三。而在未来，原本为国会第二大党的专业集团党，预计在国会中的议席将继续流失，为大印尼行动党的壮大提供契机。

何冠岐表示，对佐科下一任期而言，应付普拉博沃在国会的势力也将是一大挑战。“如何和这个竞选对手、国会第二大党党魁在执政过程中相处好，还要看佐科的政治手腕。”

李皖南则认为，印尼的民主制度发展至今已相对成熟。往届大选，总统选举和国会、地方选举分开，耗费大量成本。“现在实行‘五合一选举，把民众的精力从反复的政治活动上拉回来，聚焦到经济发展上，这也是印尼选举委员会研究过后的决定，在印尼选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但她同时表示，这次大选也有许多细节尚待完善。“在这一亿多庞大的选民队伍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素质不够，所以只能采取最为传统的投票方式，而这给大选计票环节制造了很多麻烦。”

至于佐科在第二个任期内面临的党内挑战问题，李皖南称，和2014年当选时在国会内仅有40%不到的支持率相比，如今支持佐科的包含6个政党在内的执政联盟在国会里的议席超过六成，这为佐科日后施政铺开了相对平坦的道路。

“在2014年刚当选总统的佐科，第一次公布的组阁名单上几乎全是梅加瓦蒂安排的人选。当时许多印尼人都在问，我们选出了一位总统还是党主席？”尽管如此，李皖南对佐科日益成熟的平衡协调能力表示看好：“他已经懂得如何去摆脱党内元老对他的干涉。这几年他对内阁改组多次，更换了很多部长，知道如何去平衡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利益。”

曾任印尼特种部队总司令、陆军战略预备部队总司令等职的普拉博沃，是已故强人苏哈托的前女婿，被指认参与了1998年印尼种族暴动的幕后指挥行动。与上届大选类似，普拉博沃在本届大选后，也在第一时间拒不承认印尼多家民调机构的快速计票结果，而宣布自己“胜选”。

何冠岐认为，选后印尼发生大规模骚乱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普拉博沃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有兵权的自己了。而且印尼人民享受和平年代这么久，也不会希望有骚乱发生。”

Erwin也表示，感觉此次大选整体文明、平和。“直到4月14日至16日的‘平静期，街上都未曾看到军警在处理动乱或冲突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