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2.0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世界经济急需美国和中国的“和平共处”计划。双方都要接受对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的权利。美国不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印象试图改变中国经济，中国必须承认美国对就业和技术泄露的担忧，接受因为这些担忧而偶尔受限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和平共处”一词，让人想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冷战期间的和平共处，也许看上去并不那么美丽，但它成功阻止了拥有核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类似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和平经济共处，也是阻止两大经济巨人之间爆发代价高昂的贸易大战的唯一办法。

美国与中国在今天的僵局，植根于我称之为“超级全球主义”的错误经济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国家必须向外国公司尽力开放经济，不管这会给它们的增长战略和社会模式带来什么后果。这要求国家经济模式—治理市场的国内规则—存在大趋同，而那些不一致之处会被视为所谓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按照这个范式，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抱怨在于，中国产业政策使美国公司难以在华经营；信贷补贴维持着国有企业的运转，让它们过度生产；知识产权规则让新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技术转移的要求，强制外国投资者与本地企业组建合资企业；限制性监管在阻止美国金融企业服务中国客户。

至于中国，它对其出口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大受冲击，或者其企业窃取技术机密的说法无法容忍。它希望美国在中国对美出口和投资上保持开放，同时中国自身对世界的贸易开放被精心地管理和排序，以避免对就业和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

和平共处需要美国和中国让彼此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让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性高于国际经济一体化。换句话说，中国能自由决定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从而构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美国能自由保护其劳动力市场免受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影响，对威胁到技术和国家安全目标的投资进行更多的监督。

反对者称，这样的方针将让世界贸易陷入停滞。但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开放贸易政策的推动力的误解。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之所以贸易，是因为贸易對自身有利。如果它们采取限制贸易的政策，那要么是因为它们从别处得到补偿，要么是因为国内政治失败（比如无法补偿输家）。问题是，国际协定和贸易伙伴无法可靠地区分这两者。即使它们可以，是否能够充分纠正或避免更多政治问题，也不得而知。

许多分析师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其向经济超级大国的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果真如此的话，遏制其产业政策将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及世界经济的利益。或者，有些人指出，这些政策总体而言对经济有害。但是，即便如此，大部分代价都由中国人自己承担。无论如何，赋权贸易谈判员—以及潜伏在其背后的特殊利益—去解决经济学家也莫衷一是的经济政策的根本性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根据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的关贸总协定，当时各国有更大的自由采取自己的经济战略，贸易规则比较弱，包含的东西也比较少。但在二战结束后的头35年里，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产出的）扩张速度，远快于1990年后的超级全球主义时期。

有人会说，这些考虑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必须遵守其规则。但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是建立在其已经（或很快就会）成为西方式市场经济的概念之上的。这并没有发生，也没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会（或应该）发生。你不能通过叠加错误来纠正错误。全球贸易机制无法与世界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中国相协调，这意味着这一机制亟待修改。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直接贸易谈判：明智的世界经济理念》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