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dget Riley 布里奇特·赖利:60年代的眩晕延续至今

2019-05-09 02:13SarahMoroz
优雅 2019年5期
关键词:美术馆艺术家创作

Sarah Moroz

易感之眼

1965年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Responsive Eye”(易感之眼),摒弃了以往观画时的感性或理性判断,排除人的情感,改用眼睛的感应来探索画作,给观者带来运动、隐藏、震抖、膨胀及扭曲的视觉幻象和感受。利用精确及严谨的几何图形,创造实际上静止不动、观者却知觉画面移动等错视的作品,这便是欧普艺术;1965也被称作欧普艺术元年。欧普艺术追求的是观者与作品直接产生互动,而视点的移动、形状大小与距离、色彩融合等,都是很重要的表现方式。

布里奇特·路易斯·赖利(Bridget Louise Riley,1931-)被誉为对欧普艺术的视觉形式语言把握得最娴熟的一位艺术家。要理解赖利的艺术并不难,只用眼睛便足够。

赖利早年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进行艺术研习,深受古典油画、印象派画风和点描法笔触的影响,因此她的职业生涯中也始终贯穿着乔治·修拉 (Georges Seurat) 色彩灵光的影响。毕业后,赖利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此时她的创作便大多和图形、纹理有关。1960年夏天,她与导师一起去意大利参观了威尼斯双年展,展览中大量的未来主义作品的连续动感和错觉激发了赖利的灵感,此后她投入到光效应艺术中,创作出一批极富动势的抽象作品。她擅长用色块和曲线组成波纹的图案,流动起伏的动感使观众眼花缭乱,甚至无法在画前逗留。這批别具一格的创作很快为她赢得了画廊的赏识,于1962年在伦敦第一画廊举办首次个展,继而声名鹊起。

然而与其他欧普艺术纯粹以色彩理论,数学或科学制造“视幻”的方式不同,赖利的工作更多依靠其主观的视觉经验。她深受自然、光线和视觉方面的影响,例如阳光照在水波之上或者阳光穿过树叶反射过来的光。对赖利而言,自然间的联系是她作品的核心。

在以黑白打开局面之后,赖利开始尝试在平衡的“黑白灰”中加入色彩。她说:“在我开始考虑颜色的可能性之前,我必须完成黑白画作。没有捷径。我必须一步一步地测试,然后才采取行动。”1967年赖利第一次这样做了,但结果并不那么令她满意,因为她发现“颜色的基础是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颜色永远不会完全“纯粹”,却会变奏——色彩彼此间的侵犯、渗透和衍变。

步入70年代,由于颜色的使用增添了些许混乱,赖利也在不断的观看和旅游中寻找新的视觉刺激。埃及之行时,赖利受到色彩缤纷的象形文字装饰的启发,开始探索色彩和对比,并开创了她口中的“埃及调色板”,包含了百余种色彩的色谱。一方面,她用更强烈的色线运用于创建闪烁视觉效果,而在其他作品中,画布则充满了不规则菱形或流线型色彩。

至今,赖利的色彩实验一直在继续,期间她还完成过一些大型委托项目,以往的手绘也已经由工作室的其他人来代劳,而她自己则完全专注于形式的设计。

制造一场眼花缭乱

对艺术家而言,作品遵从于自我内心与赢得外界认可,到底哪个更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艺术评论家们也热衷于给出自己的建议。然而任何同艺术有关的话题,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也很难用一种妥当的方式给到万无一失的答案。因为艺术本就皆可为也皆可不为。随着时间、经历、周围环境的更迭,艺术作品究竟该直指何处?答案也会在经年累月中产生微妙的变化。

布里奇特·赖利多年来一直被动地被这一问题困扰着。之所以说是被动,是因为赖利本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一话题,她将整个艺术生涯都全情投入到自己创作的那些线条、波纹、几何形状里,心无旁骛。然而人们却总是对这位善于制造“眼花缭乱的图形”的艺术家兴趣有加:有人欣赏她的独特,也有人对此不置可否,更有人甚至用“危险”一词形容她的作品。

客观来看,赖利的工作令人神往:她研究颜色、线条和形状的极端可能性;她的作品充满沉浸感。艺术评论家Robert Melville因此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艺术家,不管在世的还是已故的,曾像布里奇特·赖利那样在意我们的眼睛。”

“我发现‘观看具有治愈力。” 2014年赖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谈及自己的一场展览时如此说道。她说起自己的母亲为了排除烦心事,总是“乐观迎接每一天,努力发掘并呈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的回忆。赖利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视觉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知道自己迫切地想要去追寻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应征入伍,赖利和其他家人为逃离战火移居到英国西南方的康瓦尔郡(Cornwall)。在那里,赖利度过了非常自由的童年时光,风光明媚的乡村美景也在时刻唤醒她的观感。赖利喜欢观察光线的变化、自然的颜色、云的构成,然后存放在记忆里。

作为欧普艺术代表人物的赖利也和别的艺术家一样,其个人成长史总是和各种展览连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赖利任教于一所艺术学校,并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不过,当她那些摇摆起伏、令人眩晕的画作得到认可之后,她就放弃了这两份工作,转而参加了一些团体展,包括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的“新世代”(The New Generation)展览,以及泰特(Tate)美术馆的“绘画及雕塑十年展(1954-1964)”(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a Decade (1954-1964))。赖利还参加过1965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易感之眼”(The Responsive Eye)展览,这场展览让欧普艺术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推广。1968年,她凭借为英国馆所创作的绘画作品,与英国雕塑家Phillip King 一起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国际绘画奖(International Painting Prize)。赖利是第一位赢得该奖项的英国画家,更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然而艺术家的生涯在很大层面上是由起起伏伏的状态构成的。70年代,赖利的作品商业需求飙升,但到了80年代却鲜有问津。一位执着光学的人却失去了自己在艺术层面的可见性,这似乎有些讽刺。但她坚持创作,并逐步通过展览进行缓慢的复苏。2000年,赖利重出纽约艺术圈,在迪亚艺术中心(Dia Art Center)和佩斯威尔斯滕画廊(PaceWildenstein)同时举办展览;2003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举办了大型回顾展;2008年又来到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2018年,布里奇特·赖利个展于日本DIC川村纪念美术馆(Kawamura Memorial DIC Museum of Art)开幕,展览命名为“Painting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是赖利自1980年于东京國家美术馆的个展后,近38年来在日本的首次大型个展。展览呈献了超过30幅跨越她创作生涯各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她60年代创作的黑白作品、70年代的条纹油画、90年代的曲线绘画,以及她近期的璧画创作。她终于再次回归关注焦点。

赖利的作品具有视觉上的侵略性,迫使观众直接参与其中。可很多人并不喜欢这种侵略性,尤其是当它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2008年,英国小说家及记者Will Self 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发表了一篇充满讽刺的文章,嘲笑赖利所引起的“视网膜恶心”。“布里奇特·赖利的创作都是美好的,但它们真的可以算作艺术吗?或许只是带有画框的壁纸?”

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境下,赖利的作品确实营造了某种紧张感,具有迷失方向般的效果。“她的画作不只是挂在墙上,还会扭曲,会搏动,”艺术评论家Jonathan Jones 写道,“当她的脑中浮现出如此危险的画面时,她到底在想些什么?”Jones 甚至表示它们“对神经元进行重组”。盯着赖利的作品,观众必须重新适应周围的环境,因为这些画作让人心生惶惑。但这是莫大的财富,而非负担。你接受赞誉或引起争议,都是你向外界表达自我特质的方式。拥有特质,便是拥有创作的话语权。

赖利在视觉表达的一个(由线条、波纹、几何形状、色块构成的)狭窄领域里倾其一生。在这一范围内,她创造出了一些既激进又好玩,既摇摆又分裂的事物。她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能不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呈现;她渴望的是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看到,是公众对艺术家最好的奖励。至于其它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颠覆艺术“神性”的她为何是当下的市场潜力股?

在今天的艺术史书写和市场语境中,赖利的创作生涯也被清晰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塑绘画的语言。该时期的作品不限定在一个框架内,反而无形地沿着画布的边缘游走——当时的美国评论家把这种风格叫做“满布绘画”,并将其看作对抽象语言极大的解放。而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赖利褪去锋利,捡起了欧洲传统绘画中的优雅, 并唤起了修拉之光,使人不禁想象她和马蒂斯在普罗旺斯午餐后交流的画面,更具装饰性和愉悦感。

也许是成名太早,不可避免地导致余生都在走下坡路,有许多评论家对赖利后期作品颇有微词,认为其失去了对变革绘画语言和艺术史的信仰。然而从其几次大型展览的观众反馈和媒体报道中,赖利的后期作品却往往更受普通观众欢迎。这或许与其转变艺术目标——旨在令艺术和观者更加平静有关。

赖利之所以今天不断被人回望,其影响力也能从艺术史的横向对比中突显。我们不妨将她与二战后改变艺术世界的美国抽象派画家相比较——波洛克和巴尼特·纽曼开阔的作品以一种宏大的方式与灵魂进行对话。赖利的作品则嘲笑了灵魂存在这一观点。与灵魂对话?这其实是光学原理。你对你的大脑做了什么。这不是浪漫的神秘故事,而是欺骗你眼睛的东西。赖利在她的生涯里,担负起了最重大、最具革命性的艺术重任,并颠覆了它的假设。她的作品声称,启示并不是只有灵性精英才会获得的稀有宝物,而是科学传递出来的民主权利。

赖利的艺术实践长达半个世纪,其间经历了诸多潮流更迭:她曾经因为欧普艺术充满运动的视错觉在1960-70年代初红极一时,也在其后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波普艺术、新表现主义等新风格的冲击而遇冷。但她的艺术就像湍急瀑布中央一块屹立不倒的岩石,纵然表面被水流打磨得愈发光亮,但其根基却牢固依旧,拒绝随波逐流,皆在于赖利看透视觉的幻象,眼睛的欺骗。这么看来与其说赖利是艺术家,倒不如说她完全具备了科学家的理性,表现出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的冷静态度。

而在最近十年中,随着抽象以及视觉艺术审美趣味的卷土重来,市场为这位88岁的老人补上了失去的时间。如今,她60至70年代的绘画最为抢手。在威尼斯双年展展示过的《吟唱2号(Chant 2)》(1967)2008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卖到256.125万英镑。而在2014年,这个记录在佳士得再度被刷新,其1966年的《无题(对角曲线)》拍出433.8万英镑,赖利也成最贵的在世女艺术家之一。

在最近结束的2019年伦敦20世纪艺术周中,苏富比和佳士得均以大力度推荐了赖利的作品,延续了火热的市场走势。与此同时,许多博物馆也开始重新注意到赖利。如继日本DIC川村纪念美术馆(Kawamura Memorial DIC Museum of Art)个展后,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计划在2019年10月为她策划一场大型回顾展。市场和学术两端共同关注,正是赖利的艺术潜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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