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盒

阿舍

又到了下一年的春末，戈壁滩干燥的空气里全是沙枣花的花香，那味道不怎么好闻，仿佛一位又傻又粗野的姑娘，拿她开玩笑的人多，真正喜欢的少。可是我还是会试着想象它的美好，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它是戈壁滩的功臣，戈壁滩的水土保护没有它就会完蛋。我们的戈壁滩在哪里呢？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南角，一个叫乌鲁克镇的地方。

有一天，我学着那位从焉耆城来的大学生姐姐的模样，从离家最近的水渠旁的沙枣树上折了两枝正在绽放的沙枣花插在了罐头瓶里。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颇为自己的变化得意了一番：瞧，姑娘们都应该喜欢花啊草啊头绳啊发夹啊悄悄话啊什么的，现在我也慢慢和她们一样了。

把罐头瓶搁在窗台上，我就去上学了，中午回来没顾得上看，下午放学想起，凑上去一瞧，妈呀，整束花都蔫了不说，最吓人的是，瓶子周围还有倚窗而放的方桌边上，密密麻麻落了一层干死的小黑虫。哪来的虫子？爸爸说，全是小苍蝇。苍蝇怎么在这里呢？大苍蝇把卵下在花里头了呗。蜜蜂采蜜，苍蝇吃屎，怎么它们上花里面来了？苍蝇管你香臭，闻到味儿它们就来了。

闻到味儿它们就来了。这句话说得顶好，没想到一向笨嘴拙舌的父亲说了一句这么漂亮的话儿。是的，父亲说的正好是我们，正好是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对于欢乐和新鲜事物的穷追不舍。这一年春天开始，真的又有一个好东西吸引了我们，它真的就像戈壁滩五月的沙枣花香，不管蜜蜂还是苍蝇，都冲着它扑了过去。它出现得那么突然，又如此恰当。正是我们的身心开始像个饿狼般寻求食物、贪吃又胃口大开的时期，正是我们向成人世界迈进的加速阶段，正是自我意识如同野草一般开始冒芽的时刻——电视来了。

1

立体四边形的方匣子，沉甸甸的，像装着一块大石头，高级和神奇得令我们一窍不通。我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它，只当它是个魔盒，不管这玩意儿意味着什么，即将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打开它，就是要围绕着它犯傻、争夺、打架和模仿。

三医院有电视，每周六晚上都播电视连续剧！

伙伴里总有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人。三医院有三医院的地盘，我们公检法大院也有自己的地盘，两边的孩子谁都不服气谁，但是我们这边的孩子都没看过电视。

三医院的性质同我们“公检法”相似，由位于库尔勒市的上级——农二师师部直接管理，驻地在乌鲁克镇，所以从院长到下面打开水扫地的门房都认为自己高人一头，不把镇上的团场职工放在眼里。不过，就三医院放公开电视这件事来讲，人家可真是牛，比镇上牛，比我们“公检法”更牛。整个镇上，有那么多的单位，人口加起来五六千人，没听说哪个单位买了电视，买了就买了吧，还要公开放映电视连续剧，大摇大摆地嘚瑟，这真是太让我们高兴了！

眨眼就是星期六，等不到晚饭时间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公检法”大院的七八个小屁孩背着自己的凳子，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火烧火燎往三医院赶。离天黑还得四五个小时，我们都对是否能占到好座位没有把握。但我们不可能来得更早了，我们得结伴，得凑够一个足够人数的小集体。各家情况不一样，越是孩子头越是麻烦多，他或者她统治着我们这个小王国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出出进进都首先受制于他或者她的家长，而家长的意愿或者喜怒我们根本无法判断、预料。等待作为孩子王的他或者她是必要的，我们去的是三医院的地盘，我们曾经用自己的大狼狗欺负过连队住校生，所以当然明白前往别人的地盘意味的风险，而孩子王则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和主心骨，但凡意外出现，我们必须听从他或者她的指挥，必须团结在他或者她的周围，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别人欺负。

我们穿过学校食堂，然后抄小路往北走。从小路开始就是水工连的地盘了，这条路走起来令人开心，因为它就是一条长长的小渠渠帮，渠边青草葱茏、泥土湿润，野慈姑、莎草、马齿苋、骆驼刺、甘草、棘豆……杂乱而稠密地挤在一起，它们见水疯长。我喜欢它们扑打在脚踝上轻微的刺痛感。渠两边是长得望不到边的棉田，棉花正在初蕾期，个子和叶片也像得了失心疯，每天噌噌猛长。事实上，这条小路并不比百米之外与它平行的那条马路路程更短，相反，它窄细不平，不时需要跨越横穿而去的灌溉渠，一路又蹦又跳，而每个人都背着椅凳，不仅无法加快速度，反而更耽误时间。即便着急，我们也不会走大路，是的，我们急着去看电视，却没有人愿意放弃走在路上的诸多乐趣。

还没到地方，只远远望着，我们已经失望得要死。放映场上已经乌泱乌泱围满了人。走近细看，不仅是娃娃，大人也笑眯眯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我们抱着凳子手足无措，不甘心坐在最后，也不知道往哪里见缝插针。更气人的是，那些占据了前排最好位置的三医院的小屁孩们，看到我们抱着凳子发呆，竟然大呼小叫起来。有一个光脑门脸上黑油油的男孩站起来，手一挥，大声喊道：外头人来了，看好座位，别让他们抢了。顺着他的手势看去，我们简直要气炸了，超出一半的场地都被他们圈了起来。看看他們怎么干的吧，用高低不一的长凳短凳先把四周围起来，围起来的地盘里，又用各种形状的砖块石头分出了不同的区域，大概是各家各户的位置;大一点儿凶一点儿的孩子坐在作为围墙的凳子上气势汹汹地瞅着我们，小一点儿不懂事的娃娃坐在地上玩耍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霸占了大半个场地，且不允许一个外来人进入，这种赶尽杀绝的狠劲让我们目瞪口呆，但是气红了脸，也没有人敢上前一步，连孩子王也没敢轻举妄动。我瞅了一眼我们这边个头最高的男孩，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拳头也攥了起来，胳膊上的青筋跳来跳去，双眼死盯着那个光脑门的黑脸男孩。看见被人盯着，黑脸男孩更加猖狂，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在围出的地盘上走来走去，把表示占领点的砖头石块用脚尖码得更齐整。这样肆无忌惮的挑衅我们还真是头一回见到，不免愣在原地。我们这边的孩子王是两个初三女生，不知什么时候，我再回头，她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死抓住我们这边个头最高的男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听见孩子王低声说。她侧过身，冲着我们这群矮她一头的跟屁虫说：往后站，靠右边挨着坐，到时候看不见，都站在凳子上，谁也不许闹事。她一发令，我们心中烽烟四起的恼怒与胆怯都安稳了，个头最高的男孩被孩子王推着往一边走，但男孩的弟弟显然不愿意，他无法无天惯了，哪能忍得下这口气，死活不退，孩子王扯着他又骂又哄，却被他一把甩开，直到高个男孩——他的哥哥——上去一脚将他踹倒在地，这才罢了休。他气哼哼的，横下一条心，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揉着被擦破了皮的胳膊，一边红着眼眶骂了一句脏话，又朝电视吐了口唾沫，而后头也没回飞跑着离开了。

从这天晚上起，我和我的伙伴们都为这只魔盒中了魔，这当然是因为电视连续剧本身，它使我们兴奋，叫我们念念不忘，它一集接一集的连续播放形式，让日常散碎单调的时间聚拢成一根由七彩光线构成的空中轨道，我们像猴子一般沿着它行走、攀爬、打转儿、跳跃……等到电视连续剧结束之时，每个人的身心都不知不觉起了变化。

关于《姿三四郎》，第一个晚上，我并没有记住什么难忘的情节，令我心潮难平的是每集开始时播放的主题曲。它与我所听过的音乐全然不同，天哪，它狠巴巴的，拐腔拐调，却又那么动情动听，似乎是咬牙切齿地在唱，似乎痛苦又真挚得要把心肝肺都掏出来。它的感染力如此之强，瞬间便可将人掳走，这种感受是如此猛烈持久，以至于当我回到家躺在床上仍然认为自己还在另一个世界游荡。

《姿三四郎》每周三集连续往下演，我们“公检法”与他们“三医院”——类似两拨“江湖派系”——的关系时有缓和时有恶化，但越往后，更吸引和左右我们的，已经是电视剧里那个更富于想象的世界，至于没有座位的现实，无论再危急，我们也能想出办法化险为夷。那些日子，当身边的男孩被《姿三四郎》里的柔道迷得在院落里踢沙袋练打桩时，十一岁的我在一遍遍回想剧中的两个女子——早乙美和高子。这对双胞胎姐妹长着同样娇美的脸蛋儿，一个是天使，另一个却是魔鬼，她们与姿三四郎的三角恋关系无法不令人想入非非。一个善良，一个邪恶，可是她们无法用好坏的标准去判断，无法叫我选择喜欢谁不喜欢谁，从服装到声音到神情，再到内心与性格，两个人都有让我喜欢、不舍的地方。飘缈，无形，满是惆怅和甜蜜，一触即散，有关爱情的幻想、有关两性关系的启蒙，就这样随着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来到了我的大脑中。

2

《姿三四郎》剩下最后两集的时候，传来一个令我发狂的好消息：学校某老师家买了电视机。消息是在学校工作的爸爸带回来的，他说，以后就去某老师家看，三医院那么远，又那么乱，女孩子家不要随便去。

某老师家与我家离得不远，扛着椅凳走过一座排水渠桥，再穿过夹在“公检法”办公楼和菜地之间的一条弯曲的小路，七八分钟就能到。这个消息令我为之发狂还在于前往三医院的看电视经历，其间的屈辱感让我们这帮小伙伴都懂得了“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别，三医院那帮小气鬼和二流子之所以欺负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外人”。现在，某老师与爸爸都是学校职工，那么，我对这家人来讲，就是“自己人”了。

公共放映场地虽然条件差，但有一个最大好处——可以提前占位置，可以用占位置的明争暗斗缓解等待电视开播的焦急，可以撒野，可以吆五喝六大声嚷嚷。改去某老师家看电视则首先要脱离原来的小团伙，要“背叛”那些一起玩乐、打架、吵闹、偷东西、两肋插刀若干年的小伙伴，因为说什么都不可能十来个小屁孩一起挤进某老师家窄小的房间。这一点尤其令我不安，“背叛”意味着我从此会被小团伙排除在外，意味着为了看电视我放弃了其他非关电视和小伙伴在一起的少年欢乐，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承受住这些沉重的打击。还有，去某老师家得收敛正在身体里乱窜的顽劣本性，得像个女孩子，得有礼貌，吃瓜子啃香瓜这种事情就别想了。这些都是从公共放映场地转战来到私人空间看电视所需付出的代价。我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说什么都要去的，还有比看电视更紧要的事情吗？想想吧，坐在某老师家里，不论座位再偏、再后，也比在三医院大门口看得清、看得带劲儿。真是伤脑筋啊，既不愿背上一个“背叛者”的骂名，又渴望坐在某老师家不再忍受蚊虫叮咬、安静而舒服地看电视。偷偷摸摸地去看，一定是行不通的，须知那些小伙伴全是千里眼顺风耳，为了欺骗大人躲避家长，我们从未间断过磨练自己的间谍功夫，并且一再在實战中将这种功夫升级换代、修补漏洞。“背叛”一定会被迅速发现，一旦败露，必然会招致严厉的驱除，恶果会立竿见影，第二天你就会成为一个没人搭理的大傻瓜和可怜虫。

我想到一个办法，把某老师家有电视的消息告诉了小团伙中的核心人物，这个核心人物只要不动怒，小团伙就不会孤立我。说出这个消息的同时，我讨好地对她说——我可以带你一块儿去。而她，先是看着我的目光吃惊地跳了一下，接着垂下眼睑抠手指上的肉刺。想了一阵，她答应了我，但一再说明要带上她的妹妹。这样，加上我的妹妹，周六傍晚，我们四人来到了某老师家的院门外。

深褐色的木头大门紧紧关着，我们不敢冒然推门，踮着脚尖往里瞧。怎么这么静呢？家里跟没人一样。这会儿，三医院大门口的放映场地上指不定多热闹呢！大人小孩一定坐满了，一定嘈杂热闹得激动人心。按说我们撒野惯了，胆子应该不小，但这一刻怎么怕成这样呢？连门都不敢敲。四个人干等着，各自放下手里的椅凳，心里越发焦急，就叽叽咕咕起来。她——小团伙的核心人物问我，你是不是搞错了，他家有电视吗？他家是不是不住这里啊？说完我们抬头看了一眼立在院中的电视天线，而后她接着说，有电视干吗不在院子里看，院子里地方不是大多了，肯定是不乐意别人来看……正说着，门开了，是某老师家的大儿子，比我高一年级，长脸、平头，黝黑的脸颊上摊着几个五分硬币大小的皮癣。因为离得近，我第一次发现他几乎没有上唇线，为此我无端想到了一些动物，然而又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他什么时候溜到院子里的，抑或一直藏在院子的某个暗角？我们吓了一跳，刚才那番叽叽咕咕肯定都被他听去了。

他沉着脸傲慢地扫了我们一眼，沉默片刻，然后指着我和我妹妹，无礼地说，你俩进来，她们不能看。我急出一头汗，赶快说，她们是和我一起的。一起的也不行。就看这一次。一次也不行，你俩看不看？要看就进来，不然我拴门了。这下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涨红了脸紧张地看着她——我们小团伙的核心人物，正因为我而遭受别人的羞辱，而同时我又一百个知道自己不可能扛着椅凳和她一起离开。这一刻，与电视的吸引力相比，伙伴的情意无可奈何地退居其后了。你看过枪吗？摸过枪和子弹吗？我爸爸有枪，我可以带你去看。她不慌不忙地说。真是机智又老练啊！不愧是孩子头。某老师家的大儿子眼睛一亮，吃惊地望了她一眼，然后盯着我看。我点点头，说：她爸爸是公安局的，天天揣着枪，就挂在皮带上，我见过，是真的。某老师家的大儿子半信半疑，咬着嘴唇想了又想，终于头往屋里一点，嘴里蹦出两个字：进来。

小屋里的情景吓了我们一跳。昏暗的房间里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圆圆的小脑袋，都是附近的教工子弟。电视机搁在最里面的一个高低柜上，电视关着，对着窗户的鼠灰色荧屏上，浮映着窗棱和逐渐暗下去的天光。靠走廊的墙壁下面，倚墙并排着两张沙发，空着，一定是留给这家的两位家长的。即使有了“带他看枪”这个颇有吸引力的交换条件，某老师的大儿子也没有改变他粗鲁无礼的态度，见我们挤在房间门口，他手往墙角一挥：你们坐那儿去。

这场电视——《姿三四郎》的最后两集——我看得别扭极了，某老师的大儿子要不是依仗家里有了电视，平常都没人搭理，一个在任何游戏中都胡闹耍赖的二货。现在，瞧瞧他，坐在屋里最好的位置上，呼来喝去，嗓门儿在大声叫喊中变得又尖又细，又动辄搡一把别人的肩膀。为了招摇，他连续走进走出，边走边用身体撞人，嘴里不住地嚷嚷，即便他的妈妈喝止过他，依然一副狗改不了吃屎的模样。多么让人羞愧啊！为了舍不下的电视连续剧，竟然要忍耐这个坏小子，竟然要低下头由他指手画脚，竟然要带着讨好的笑不能有一丝不满。不知道挤在这间屋里的其他人有什么想法，我却被《姿三四郎》的主题曲激发出愈发强烈的屈辱感，心中愈发愤愤不平，甩手离去的想法几次冲上脑门。去三医院看电视，也常给人欺负，然而那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对抗，且凡事都有孩子王出面主持，因此分摊到我们这些小屁孩头上的荣辱感既不会汹涌也不曾久驻于心。不仅如此，那样的对抗虽然也剑拔弩张，却是一种光天化日下的弱肉强食，你进我退之间透明而坦白，即便是那些恶狠狠的敌意也仅仅限于看电视那一晚，决不蔓延或者升级。眼前这位某老师的大儿子，从我们进屋坐下到电视开始，始终想羞辱谁就羞辱谁。他可以随口嚷嚷，却不允许别人哪怕小声地说一句或者笑一声。似乎每个人他都不肯放过，他盯住和创造每一个机会，以便找碴拨弄和踩踏对方的自尊心，然后从中获得比看电视更大更持久的快乐。他就像一个胡作非为的小暴君，冲着屋里每一个同龄人任意喷射他心中那些恶毒的念头。因为这种屈辱感，我从未有过地感到气愤，《姿三四郎》大结局的情节也没法吸引我，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有关人的一种极其恶劣的东西，第一次被这种东西深深地伤害。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想了又想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它令我害怕，于是在憎恶它的时候，又因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而忧伤起来。

3

紧接着《姿三四郎》的，是另一部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我们五年级教室旁边有个沙池，在《排球女将》播出之前，我不曾关注过沙池中奔跑、跳跃的人影，那是学校女子排球队的训练场地，都是些高年级的女孩，长得又高又苗条，我和她们的距离就像地球与月亮那般遥远。《排球女将》的播放也给女子排球队带来了变化，训练次数明显增加，训练热情一夜之间从奄奄一息变成熊熊大火，燃烧了大半个校园。她们多在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开始训练，以往十分平静的她们突然都喜欢上了喊叫、喝彩，跟《排球女将》里的女孩子们一样，嗓门忽地都大起来。这样一来，坐在教室里的我就根本无法背书或者做作业了。下课铃响过之后，班主任一般还要再啰嗦几句，等到我背着书包跑到沙池边上时，女子排球队总是正在解散。我遗憾地望着她们被汗水沾湿的脸颊和头发，幻想有一天也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沙池上满是她们跑跳扑打留下的足印，我站在沙池边缘，正好迎着橘红色的晚霞。微风吹来，排球网轻轻晃动，我听了听，感到之前那些清脆的喊叫和喝彩声还挂在球网上，是这些声音而不是风在摇动着它。就是这一刻，我开始盘算如何将电视剧里的这一幕搬到这片空荡又宁静的沙池上，但是，这首先需要组建一支自己的排球队。

回到家我就行动起来。组建排球队当然需要有只排球，但是排球只有学校有，学校肯定不会把排球借给我。那就自己缝一只排球。我们平常玩一种打沙包游戏，沙包里有装沙子，有装沙枣核、大米或者黄豆，但这些东西打在人身上会很疼，若是不小心打在脸上，半张脸都会肿起来。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棉花沙包，用棉花将拳头大小的布袋塞实，用起来十分轻巧，最关键的是，它有了弹性，棉花越塞得紧，弹性就越大。缝沙包对我来讲十分简单，从家里放碎布头的抽屉里找出几块花布，三下五除二，我就缝起了一个比平常大三倍的沙包。沙袋缝好了，留条口子塞棉花，这就要小心些了。家里自留地种了些棉花，每年只收那么两三袋，都是用来打网套做被子的，妈妈可是拿它们当宝贝，每只袋子扎紧了口搁在大衣柜上面，谁都不能动。之前我有一个小许多的棉花沙包，被媽妈发现后审问过棉花是哪里来的，我骗她说是别人的沙包，这才蒙混过关。事实是，那个小沙包的棉花是我从家里铺在床上的网套里一朵朵揪出来的，一床网套揪几朵，一个小沙包的分量差不多就够了，妈妈也发现不了。但是要把眼前这个巨型沙袋塞满塞实，至少需要一公斤皮棉，那得多大一把棉花啊！再从网套上揪显然不行，只要换床单，妈妈必然发现，一旦暴露肯定挨顿痛打，因此，只能去袋子里拿。做案过程还是很顺利的，瞅准一个下午放学家里没人的机会，我将一大把白花花的皮棉塞进了沙袋里，我手脚麻利耳听八方，一边塞棉花，一边替妈妈感到痛心，直到那只沙袋被棉花撑成了一只圆滚滚一弹老高的布面排球。

“排球”做好之后，我开始组建排球队。“公检法”大院的小伙伴们因为后来我独自去某老师家看电视已经与我疏远，所以只能打班里同学的主意。没想到真有响应的，三女两男，连听话的乖乖女——数学老师的女儿都被我说动了，电视的魔力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他们也和我一样，都得了疯魔症！

训练时间定在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空下来的沙池可以让我玩到天黑。训练环节与招式全部模仿《排球女将》，先是热身跑，沿沙池两圈，边跑边嘿嘿哈哈喊号令以鼓舞士气，接着是实战练习，每人选电视中一位球手的绝招作为招牌，譬如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由佳的“流星赶月”、花子的“高抛发球”……击球时也要像电视中一样，大声叫喊出绝招。

放学后的校园即刻沉寂，而我们汗流浃背忘乎所以，夕阳将我们五个人的身姿斜映在沙池里，狂喜中我瞄了几眼自己的影子，立刻被置身于其中的一种豪迈所感染，脚下的步子也就迈得更大了。沿沙池跑圈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这不是游戏而是一件庄严又了不起的大事;为接一个飞来的“高抛发球”而扑倒在沙地上的时候，我们毫不怀疑自己真的就是一位真正的排球队员，必须拼尽一切力量挽救每一个球。

很快有人被我们吸引过来，有时候是学校附近的住家户，有时候是被老师罚作业或者做值日晚归的学生。住家户多是闲着没事的大人，瞧热闹似的看我们几分钟，便带着被逗笑的神情走了。那些学生一般先是好奇：他们干什么呢，又喊又叫的？凑过来看一会儿后，有人会张口问：你们是排球队的吗？不是。我们说。那你们在干什么？训练！训练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训练。对方一般哑然片刻，而后其中一个会说：快走，别看了，一帮神经病、疯子。这种评价会挫伤我们几分钟，令我们从专注与陶醉中暂时醒过神来，然而只要身体一直处于运动中，不一会儿又会重新回到投入状态。更重要的，球手是不应该轻易就被几句话打倒的，我们不就是要像电视里的排球女将一样勇敢与拼命吗？于是，在打出一个球时，每个人的嘴中发出了更大的喊叫声。那只塞满棉花的布面排球，就像歌中所唱一样，“球儿凌空多有力”，它飞来又飞去，在晚霞灿烂的光泽中旋转或者落地。我们围绕、追随着它，我们跳起来又扑倒在地，我们笑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真是一群小疯子。

两个男生第二天就退出了排球队。消息传得太快，第二天上午，班里其他男生大概就在集体嘲笑他俩。说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但一定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放学后，剩下我们三个女生，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从对方眼中看到鼓励与决心。我们的胆魄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头脑里的热情与冲动犹如一根水银温度计，外部世界的冷暖时刻遥控着它的刻度指数。要跳出这个外部世界该有多大的信念与力量呢？不知道是谁说了句“不管他们，我们练我们的”，刹时，三个人眼睛一亮，因为这句话而欢欣起来，说着我们大步跑向沙池，一个追着一个，仿佛要追上快乐巨大的身影。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玩得越来越晚，不到天黑绝不回家。那几天的天气尤其好，戈壁滩完全进入夏季，空气里多了些许潮润，草木开始蓬勃生长，一切看起来鲜亮许多。沙池过去，先是一条蒲草浓密的排水渠，再过去是一条胡杨树林带，胡杨树新栽不久，大概也就一人高的样子。每个傍晚，红彤彤的霞光都是被蒲草的草尖和胡杨树的树梢托举着送到沙池上来，我们的脸和影子在这片光泽中浸润得时间越长，腿上的力气和心中的快乐就越大。太阳还没完全落下，星星就已经在天边眨眼了，每天都是那几颗，金光闪闪的，又小又亮，挂在藏青色的天空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像是看出我们的需要，要来陪伴我们似的。

有一天我们玩得更晚，原因是被称为“花子”的女同学老是接不住球，她太胖了，接球时跑不动。天边只余一缕灰蓝色的天光，我们决定惩罚她，罚她再绕沙池跑一圈，她愉快地接受了惩罚，一个人绕着沙池外沿跑。为了鼓励她，我们两个绕小圈陪着她，边跑边大声地喊“加油”。跑完一圈，天也黑透了，“花子”累得一头倒在沙地上，一边喘气一边大笑。我们先是和她一起笑，然后并排躺在一起，这时才发现星星已经布满夜空。

我们都放低了呼吸，璀灿的星空让我们安静下来。这样一凝神，我们才看出，星星其实比我们还要疯。流星一只接一只，有的短短一瞬就没了，像是一头栽下来的风筝;有的远在天边，仿佛没人管的孩子，自由地划来划去;有的就在头顶，这样的星星最吓人，我们都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我们呢;有几只是最意外的，忽然从一端起飞，之后轻盈地横跨了整个天空，那金色的线条、优雅的弧度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每见到一颗这样的流星，我们都会在屏息后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而那些待在原地看似不动的，其实都推来搡去挤作一团，都忽隐忽现地不肯老实待着，就像体育课上的男生，老师叫排队，他们总是你挤我我挤你不一会儿就打闹起来。星星让我们忘记了排球，更忘记了回家，那一晚星星还给了我许多遐想，甚至让我感知到了一些就要临近的和一些无可避免的事物，譬如几天连续回家这么晚，爸爸已经在用不客气的眼神打量我了，譬如班里已经有其他女生悄悄议论和轻蔑我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数学自习课上，最令我生畏的数学老师敲敲我的桌子，将我叫到教室外面。你们每天那么晚回家都在干什么？数学老师是个上海人，平常傲慢又严厉，我的数学成绩不好，她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这几天我把她的女儿拉去撒野发疯，她更要借此数落我。我吓得不敢吭气，瞧见她眼睛往外喷火，赶快低下头去。数学老师等了半天没有结果，只好自己一个人说，马上要期末考试了，马上要升初中了，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几个女孩子疯成那样干什么！再不听话，我告诉你爸爸，叫你以后电视也不要去看了，一点都不学好！数学老师的声音像一根硬生生的棍子，一下又一下地敲着我的肩膀。回到教室后，我瞥了一眼数学老师的女儿——我的同伙，她低着头咬着嘴唇，眼睛红肿，估计昨晚挨了巴掌。我们教工子弟都晓得她妈妈的厉害，吼一声老虎都得抖三抖，她女儿的耳朵常被她揪得青一块紫一块。

三个人的排球队被数学老师一把扯散，我的疯魔症也渐渐平息。人清醒之后会有一段异常难过的阶段，因为中魔和清醒所在的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分别有不同的快乐与忧伤、不同的尺度与疆域，离开这一个进入另一个之后，再从另一个的视角凝望这一个时，视线会因为距离的错位而发生奇怪的扭曲。我便经历了这种扭曲。因为数学老师对我们的行为如此嗤之以鼻，因为我的学习成绩的确已经一塌糊涂，因为班里有人说起我们时用的确实是一种轻蔑取笑的口吻……所以，连我自己也相信那些行为是丢人的、可笑的、不堪回首的。

4

秋天开始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初中生。一天中午，午休后我背上书包懒洋洋地往学校走。经过家门附近的十字路口时，远远望见大路另一头一辆大卡车晃晃悠悠朝我家这边驶来。跟在大卡车后面的，是一条高高的灰尘带，灰蒙蒙的，那一边的世界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我站在路中央，望着那辆车发了一阵呆，很少见这种大卡车开进这条路来，不知车厢里都装了些什么，那么高那么重，压得车都走不动了，像个老太婆似的晃来晃去。没精打彩地望了一阵儿，什么也没看出来，我转过头去了学校。

下午放学回来，刚刚走过排水渠，邻居小伙伴就从家门附近的小渠边冲到我面前。你家買电视了！我家买电视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么没谱的事情也编得出来！我认定他在耍什么鬼心眼，没搭理他，走到渠边的一块石阶上，往下瞧水里的动静。排水渠的水就要干了，各种水草的根都裸露出来，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渠里面的鱼和水蛇都藏到哪里去了呢？要等到来年夏天，我才能再见到它们。你妈说是金星牌的，14英寸。我回头瞪着他，惊得张大了嘴。都能说出电视有多大，这就没法不信了。我腾地转过身子，风一般往家里跑。家里一屋人，有大人有孩子，妈妈站在大屋里端的高低柜旁边，笑得又得意又有风韵，她一边极其优雅地克制着内心的骄傲，一边满意地听着满屋子人议论纷纷。爸爸站在妈妈身后，左右调试着电视天线。

一直等到关门吃晚饭的时候，我才问：妈，你买电视怎么都不和我说？这种事情，买回来才能说，你小孩子不懂。从库尔勒买的？库尔勒哪能买到！上海，你严阿姨托人从上海买来的，名牌。怎么运来的呀，那么远？在阿姨那里压了好长时间，今天才找到便车。是不是中午那辆大卡车？是啊。这一天应该是载入我家史册的重大时刻，我真后悔没有牢牢记住它的日子。这一天，电视已经让我做梦都要发出响亮的笑声了，岂料还有更大的惊喜！吃完饭，妈妈朝爸爸投去会意的一眼，又从里屋抱出另一样好东西，一台两个喇叭的三洋牌录音机！瞪着这个稀罕玩意儿，我和妹妹几乎蹦上了房梁。爸爸妈妈简直是魔术师啊，一夜之间我们家什么都有了，再也没有谁能在我面前拽来拽去了！抑止不住狂喜，我又明知故问了一句：妈，你怎么想到买这些呀？为什么？你们去别人家看电视白眼还没挨够吗？嗬，真是我的亲娘啊！连我想什么都知道。接着，我们一家人凑在方桌四周，就着灯泡的光亮仔细琢磨录音机的各个按键。遗憾的是妈妈没买磁带，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仅仅惊讶地听着录音机空转了一阵儿。录音机按键上都是英文，妈妈像是想起什么，忽地脸上严肃起来：给你俩讲啊，录音机不是用来玩的，买它是因为我要用它学俄语。谁知道妈妈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正这台录音机很快就被我们用来听邓丽君的歌曲，至于她学俄语的事，我只听过她捂着喉咙一本正经跟着磁带发出过几个音节，再就没有下文了。

电视机与录音机分别有两张使用说明书，我们一家只有爸爸意识到了说明书的重要性，但是他把仔细阅读和学习说明书的任务交给了我。从那天晚上爸爸嘱咐我的神情来看，他俨然将“使用说明书”上的内容视为一种了不起的科学，并与我的未来息息相关，而我作为一个学生，必须要去掌握这样的知识，至少也要对这种知识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样看来，一向寡言本分的父亲又是敏锐的，至少在我们一家四口当中，唯有他意识到了“电子技术”的不同凡响，唯有他表现出对掌握这类“知识”的郑重与严肃。而我又一次令父亲失望了，除了按照说明书找出每个开关或者按键的用途，我对说明书上写的每一个字都不感兴趣;除了意识到从今往后家中将会因为电视机和录音机的到来多出许多欢乐，我什么都不愿意多想。与我的考试成绩令爸爸感到无颜一样，我对“说明书”的冷落和不屑让他望着我的目光又一次透出深深的寂寥。但是能怎么办呢？爸爸一定在想——她要是个男孩子的话，也许会好好看一看那上面的东西。

有了电视，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安装一根接收信号的电视天线，妈妈早就打听过，电视天线越高，电视信号就越好。于是爸爸买线杆、找铜丝，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将材料找齐，又请人指点做了顶端的天线架，然后将一粗一细两根圆木接成一根近二十米高的电线杆，最后在院子一角挖出一个几乎和我一样高的深坑。一切准备就绪，爸爸妈妈定下拉线杆的日子——一个周末下午。

拉线杆也许是一件和盖房子同样重大的事情，加之我家又是“公检法”大院第一家买电视的人，所以，那个深秋的下午，我家就像办喜事一样热闹，大人们来来往往挽起袖子准备帮忙，小孩们窜进窜出高声尖叫，狗儿露露被拴得不高兴，一会儿冲着人吠，一会儿呃呜呃呜地小声哭。幸好院子里已经空出大片地方，葡萄枝被爸爸压好埋进土里，蔬菜——主要是萝卜和大白菜——也都收好储藏在地窖里，否则，二十米高的电视天线是无法横放在院子里的，那么多人也无法在我家转得开身。那天下午，妈妈交给我的任务是，看好所有拉线杆和安装天线的工具，保证大人们用的时候能找得到。拉线杆之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检查线杆头上的天线连结点，电视信号有没有，好不好全靠这个玩意儿;其次是两根圆木接得牢实不牢实，千万不能在竖杆时出现意外，此外还得扛住戈壁滩一年四季的大风狂沙天。將近六点，夕阳的霞光披照我家东墙角上，埋电视天线的大坑恰好在此。坑周围站着六七位身强体壮的叔叔，再往上看，四根有我小腕粗的缰绳已经从四个方位渐渐扯紧，爸爸站在房脊上，望着屋后某个地方，指挥其中一个方向的缰绳再往某个方位移动几步。忽然传出一声号令，房前屋后所有搭手的男人齐声应和，接着又一声令起，众人手脚立刻跟上，一边紧呼一边发力，每张脸片刻间全都涨得通红。电线杆先是颤颤巍巍接着稳稳当当立在大坑里。突然，不知哪个方向松了力，线杆猛然一晃，刹时惹起一片惊呼和斥责，那泄力的一方赶快回手吃住劲，顷刻间，天线重新笔直地伫立在戈壁滩钴蓝色的天空下。那一刻，我站在院子一角，胡乱抹了一把快要冻出来的清鼻涕，望望线杆顶端被晚霞映红的铜丝天线，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谁能想到，就在这充满喜悦的一天，就在我家里里外外笑声四起的这一刻，嘭一声，一道沉闷又巨大的爆炸声从我家屋内传出，跟着声音响起的，是从我家屋顶烟囱飞出的一块黑砖和一股一飞冲天的黑色烟雾。浓烟在空中翻滚，比烟雾飞得更高的，是一把又一把黑色的小星星，它们像是刹那间从浓烟中诞生的小精灵，一出生就中了魔，一见光就获得了非凡的生命力，它们开心得要命，力气大得要命，因此比烟雾冲得更高，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有的像雪花那样轻飘飘地飞，有的像鞭炮一般再次飞起来炸开。烟雾被冷风一吹，顷刻间散开，而它们——那些黑色的小星星，仍然自顾自地在半空中起起落落。所有人都怔住了，立在原地，不知发生了什么。还是站在屋顶的爸爸反应最快，他大吼一声：火墙爆了！快，进去看看有没有伤到人！

真是乐极生悲。冬天，戈壁滩上的人家喜欢用土火墙取暖。我家的火墙是爸爸自己砌的，通风好，散热快，用了多年，从未有过堵烟的毛病。好在无人受伤，但家里惨透了！屋内每个角落和缝隙都铺着一层一指厚的乌黑的毛絮状的黑灰，崭新的电视、水缸、厨具、床铺，连大衣柜顶，都是一层令人绝望的一触即飞的黑絮。屋里屋外一片混乱，幸好家里人多，左邻右舍的阿姨帮忙清扫，天黑前，我家才从一片乌黑中渐渐露出家具原本的颜色。见此情景，连最顽皮的小孩也不敢再提晚上看电视的事情，住得近的邻居说了几句安慰话便闪身离去，剩下我们一家人时候，爸爸说：火墙明天再砌吧，今晚先接上铁烟囱，还得烧火做饭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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