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时间为什么越来越长？

聂辉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一百年后的人們担忧，到2030年，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个小时，每周工作五天，人们该如何打发这大把的闲暇时光啊？这会不会引起普遍的“精神崩溃”？

如果他穿越到2019年，肯定会大惑不解：在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今天，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减少，还延长了，连来之不易的八小时工作制都被打破了，996工作制甚至成了一些公司的常态。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之不易的八小时工作制

1866年，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劳动者协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大会，在会上做出了以下决议：“我们宣布以限制劳动日（一天的工作时间）为先决条件，若无这一条件，所有改善及解放的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倡议以八小时工作制为劳动日工作时间的法定最高限度。”并决定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目标。

但任何权利都不会自动到来。1877年，美国工人第一次大罢工，抗议高强度低工资。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被迫推出8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规定企业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在法案推出后，美国工厂开始推出“计件工资”制度。工人如果每天只工作8小时工，能得到的工资就无法生活，“8小时工作制”成了一纸空文。

于是，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主力，全美35万人再次大罢工，逼迫工厂主真正执行8小时工作制度。罢工遭到军警武装镇压，但为后世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社会养老金和保险制度，八小时工作制也在19世纪末得到各工业国家认可。

8小时工作制被视为全球劳工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因此，1889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恩格斯提议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劳动节。

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历史要短得多。1980年代，中国还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但企事业单位工作效率并不高，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据当时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调查，职工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一半左右。

原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发现，很多国家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工作效率却并没有降低，反而推动了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胡平便开始研究我国是否可以实行五天工作制，并在100人的研究中心先行试验，只留两位工作人员周末在办公室值班，等待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

1994年3月1日，我国试行了“隔一周五天工作制”。次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同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出台，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6小时的工时制度。

然而，在24年后，又一个五一劳动节来临之前，这一工作制却受到了公开的挑战。马云、刘强东等互联网大佬纷纷为“996”工作制站台。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姜颖感慨道：“一百多年前，工人通过大罢工才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一百多年后，部分企业却在鼓吹996工作制。损害劳动者健康，追求企业利益，这是历史的倒退。”

有一天，我们会闲得无聊吗？

据伦敦大学教授罗纳尔多·多尔统计，很多发达国家过去一直在缓慢而切实地缩短着工时，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却发生了逆转，工作时间开始变长了。美国学者朱丽叶· B ·斯格尔也曾出版《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业余时间出人意料地减少》，她在书中指出：“专家普遍预测，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作时间会减少，但这一预测是错误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劳动者只需一半时间就能生产出40年代末人们拥有的全部财富和服务。因此，从单纯数学运算的角度来说，每天工作4小时是有可能的。1967年，在美国参议院小委员会上，有的议员甚至勾勒出了这样一幅蓝图：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每周4天工作制（每周休息3天），每周工作22小时，每年只工作6个月，或者将标准退休年龄提前至38岁。还有大量论文和专著讨论过多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光的威胁。

这时候，看上去凯恩斯的预测终将实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舆论上开始热议过劳问题。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增加了一个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大阪过劳死问题联络会”会长森冈孝二长期关注这个问题，2006年，他在日本出版了专著《 过 劳 时 代 》，分析其成因。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觉得凯恩斯的预测已经很难实现。如果社会需求是固定的，随着技术的发展，需要的工人劳动力会相应减少。但社会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原来社会只需要做一个6寸大小的蛋糕，现在却需要做一个12寸的蛋糕。技术发展了，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并不会减少”。

而且网络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量越大，对于工作效率也有更多的要求。休息时间也难以和工作脱离，很多企业要求员工信息及时回复、及时处理，“24小时不关机”，只要能联系到都是工作时间。

据美国《信息周刊》杂志的调查报告称，84%使用手机办公的人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也在工作，“很多人因为手机和网络的存在而被工作拴住，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

随着邮件系统的发展，微信群等交流平台进入工作领域。

森冈孝二在历史上看到相似的情景。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前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工厂引进并普及了大机器生产，每小时的产量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工人的工作时间却并未减少，生活状态也未得到改善。由于机器的威力，一天的工作时间不再受自然或者习惯的限制，工人们自然而然地被迫一天工作12小时，每周的工作时间甚至达到70小时。随着电脑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作变得程序化，人像机器人一样地工作。

而如今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便利性的追求，也导致工作时间延长。森冈孝二觉得最典型的就是日本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和各地翌日达的上门送货服务。

2004年，杨河清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交流访问时了解到，在英国，领导在非工作时间给员工打电话处理工作事务，必须要和员工说明，“我要跟你谈的是工作内容，现在是下班时间，如果你能接受，现在开始给你算加班费。”

杨河清感慨，自己当时都震惊了，国内至今也没有做到这样处理加班问题，反而出现了大肆宣扬996工作制的现象。

难以界定的过劳死

“企业采用延长员工工作时间追求经济效益，是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甩锅给了国家和员工个人。”杨河清表示八小时工作制是经过历史验证，实现国家、企业和员工共赢的模式，“员工工作时间超过一定的界限，雖然会提升企业的短期经济效益，但员工身心健康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国家就需要承担这一后果。”

全球最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2015年发表论文，对来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50万人以上样本进行的研究就发现，与每周工作35—40小时以内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的人，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平均要高出13%，中风的风险平均高出33%！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过劳会扩大“睡眠赤字”，增加对咖啡因、酒精和不健康食品的依赖，提高患2型糖尿病的概率。

2006年，杨河清看到韩国媒体报道中国有60万人属于“过劳死”，十分吃惊。虽然对于这个数字，他强烈质疑，但他意识到中国的过劳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他查询资料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也很少，“知网一共有12篇论文，只有10名作者，其中大部分都是论文综述，只有一篇研究性论文”。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学生开始了相关研究。他们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5年，对政府机关、科研院校、医院、媒体、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查。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各项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超过30%，甚至有近10%的人超过了60个小时。“在一些职业和行业里，严重过劳的人是比较多的，例如医生、高校教师、警察、演艺人员、基层公务员、IT研发人员等，如果用日本的量表测量的话，他们中40%在过劳死的边缘，随时可能猝死。”

杨河清说，中国过去一直关注怎样发展的问题，对过劳的关注只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层面尚没有关于过劳死明确的概念和规范。发生过度劳动致病、致残、致死，用人单位到底是不是侵权，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也成为无法进行法律界定的问题。

根据中国现行《劳动法》，“过劳死”主要是以“工伤”的形式讨论。“只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才被视为工伤。员工离开加班岗位后死亡，或者加班严重但并不致死的情况，都很难被认定工伤。”

在书里，森冈孝二援引了多个过劳死的案例。为此，他推动了日本《过劳死等防治对策推进法》等相关法律的建立。然而，令人惋惜的是，2018年8月1日，在为《过劳时代》中文版写完序言一个月之后，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森冈孝二却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