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在执政和发展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国家新主题的背景下，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种探索涵盖了引入市场机制的多种经济形态的治理、以权力监督为核心的政治治理、以城乡教育均衡化为核心的文化治理等多个方面，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对执政思维的拓展，以及在执政思维增长过程中的制度适应性，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源头。

关键词：列宁晚年；国家治理；社会主义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国家基础上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即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经历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型，列宁敏锐地抓住了执政和发展的新主题，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但重要的探索。

一、背景：执政和发展的新主题凸显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把世界革命当做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他试图通过俄国革命实现欧洲革命，进而完成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稳定性，同时，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利益和积极性受到抑制。1921年初，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也转变了“世界革命”的构想。俄国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即执政和发展的问题，摆在了列宁面前。

面对执政和发展的问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重心转变论，他指出，“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在这里，列宁所说的文化即“大文化”，是物质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形态。

随着执政和发展新主题的凸显，列宁开始充分意识到国家治理的问题。1922年3月，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二、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初建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治理是一个有机体系，是包含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等方面在内的协调建设。因此，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也是从多方面展开的，他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

（一）以市场化为导向、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治理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列宁逐渐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为经济发展社会化提供了可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市场的自我调控有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市场的制度化需求，有利于监督利益固化的趋向。

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列宁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创新。俄国的客观环境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面对市场经济全新环境的经济治理，列宁首先强调法律的权威。在讲到司法人民委员会如何适应新经济政策的环境时，列宁指出：“做生意吧，发财吧，我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的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

（二）以权力监督为核心、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治理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法治尚未建立健全。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苏俄逐渐实施无产阶级先进阶层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间接代表制度。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被选举的代表或官员虽然是基于人民的信任掌管国家权力，但他们仍然可能滥用权力，列宁要求充分发挥法律和制度在社会主义治理中的规范作用，其中包括权力要在法制框架内运行。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治理，不仅需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作保障，也必须建立在体制意义上的权力有效性、决策科学性和权力所代表政治价值的平等性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列宁指出首先要改善国家机关，第一步即改善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是1920年俄共（布）九大上设立的党内监察机构，这一机构由专职人员组成，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它监督中央委员会，并与中央委员会一起作为中央领导机构抵制地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捍卫国家统一和法制的实施。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俄国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改善国家机关，还必须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列宁指出要实现人民监督权力的制度化，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20 年 2 月，列宁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建成为工农检察院，试图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另外，列宁还从党政关系的角度提出把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查委员会合并的设想。他主张为了加强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必须要用特殊的方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使工农检察院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

（三）以教育水平提高、城乡均衡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化治理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文化发展是提高人民治理手段的关键，他强调，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盲在政治之外；除了经济手段，文化是联合工农群众的精神手段。因此，提高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水平也成为列宁晚年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探索中，列宁主张实事求是地制定文化建设和发展战略，反对抽象的空谈。首先，他指出要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国家预算要保证教育经费；要重视教师的地位和物质生活，如果不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三、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探索的当代启示

列宁晚年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许多问题的认识并不系统和全面，但其探索仍在深层次上表现出了俄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增长以及通过制度调整和制度建设所体现出来的制度适应性，这一点构成了列宁晚年政治思想最具现代性的元素。

第一，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在一个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社会日益多样化的发展环境中，列宁没有简单地套用过去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方法，而是不断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要求资本家遵守共产主义法律条文，还是要求把国家计划法律化，都体现出列宁对法的统治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列宁还强调要用法律手段来推进和加强共产党员的纯洁性。1922 年 2 月 22 日，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部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说：“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这反映出列宁对共产党员更严厉的法律要求。

第二，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十月革命后的具体政治环境使俄国走上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道路，在一党执政的环境中如何保证党的决策不犯错误是国家治理中的关键性因素。显然，列宁晚年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强调，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关系的设计，是试图建立起一种“等级锥体型”的权力体系，这表明列宁抓住了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规范的要害和国家治理制度的核心。

第三，坚决反封建主义。在探索国家治理和推进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晚年开始注意到封建主义对党和国家机体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列宁以一种非常悖论的方式指出：“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列宁这里所说的“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实际上就是俄国长期封建主义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现实主义表征。列宁提出这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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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页.

作者简介：魏培培，曲阜师范大學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