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户返贫机理与对策分析

摘 要：“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实施以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贫困现象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然而在云南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返贫”问题也愈发突出。文章将就具有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返贫问题例如因教返贫、因毒返贫、因婚返贫现象进行探讨。面对此类问题，要实现“不掉一人”式脱贫，必须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众思想意识；必须严格控制毒品流向贫困户；必须建立健全相关制约机制，社会参与联动预防。关键词：贫困户；返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相关概念界定一、贫困户由于在我国，精准扶贫特指对那些生活在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的一种有效扶贫方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返贫问题，也仅仅局限于我国的农村地区，且本文着重研究我国边疆地区农村人口的返贫问题。对于贫困户的界定，国家有严格的指标体系，根据2018年最新的官方口径，贫困户即那些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250元的农村普通家庭。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户也指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户的退出通常以户为整体，以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且稳定的收入超过当年国家脱贫标准线（3250元）、且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为主要衡量指标。凡是生活标准超过以上主要衡量指标的家庭，一律视为已脱贫户。二、返贫“返贫”是指那些本已被政府视为已经脱贫的家庭，因为某些原因又重新陷入贫困的现象。这里存在两种返贫的形式，一种是指那些原本就是贫困家庭的人口，在经历某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之后，其家庭贫困程度或多或少进一步加深，严重影响其脱贫进程的现象；第二类为已经脱贫的家庭人口，受各种内外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生活条件迅速下滑，导致家庭在国家各类脱贫主要考核指标中不过关的现象，意味着此类家庭出现了“二次贫困”或者“多次贫困”。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第二类返贫现象。三、云南边疆地区返贫现状根据官方数据显示，近五年以来，云南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以“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革命老区和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落实“精准”二字，对贫困对象实行精准识别、动态管理。截至2017年，云南全省贫困人口已从2013年的804万下降到363万，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10万，减少了441万人，2016年底，贫困发生率从21.6%下降到9.8%。全省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达6068.65亿元，是2012年的1.5倍，年均增长11.1%，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民族地区社会事业也有了明显发展。综述，云南在精准扶贫工作平稳过渡期，走出一条符合边疆少数民族省情的精准脱贫道路。然而，在全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返贫问题日益突出。2017年，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新识别20.9万贫困户共计85.7万余人，占年均减少贫困人口的77.91%，需要说明的是，这类新识别人口本已为脱贫人口，现重新被纳入到贫困人口当中，被认定为“返贫”！与此同时，笔者曾多次走访云南边境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市州，采集云南省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数据500余户，其中发现存在返贫现象的农户126户，对此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其中因教返贫问题户38户，因毒返贫12户，因婚返贫29户。进入精准脱贫工作最后两年的攻坚时期，以前我们思考的是“扶贫谁”、“谁扶贫”、“如何扶贫”，当下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贫困户返贫”、“如何巩固扶贫成果”。本文将就具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返贫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四、边疆地区返贫原因剖析返贫问题在我国屡见不鲜，但因其特有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返贫现象区别于其他省份，具有不同个性。（一）因教返贫“因教返贫”是指贫困人口因无法承受过于庞大的教育支出而重归贫困状态或贫困程度加深。在我国，目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必须上学外，其他阶段的教育是可自愿选择的，那面对如此大的教育负担为何还有那么多的贫困家庭甘愿选择承受呢，这才是“因教返贫”现象发生的起因。从起因到返贫的结束同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家庭寄希望于通过孩子的求学深造去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但是作为仅仅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来说，要想孩子实现高中教育甚至高等教育是一项需要巨大成本的“投资”，并且这项成本在我国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因为受民族政策和人口素质底下的影响，上个世界开展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诸多家庭依旧孩子众多，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云南家庭人口数明显高于我国其他省份，也即是同比每个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抚养义务，需要更多的教育支出去阻断代际贫困，因此许多家庭不惜大力举债支撑孩子教育，以而致使贫困程度加深，抑或导致更加沉重的“返贫负担”。以德宏州某县为例，在被调研的贫困户中因教返贫的农户占据返贫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其中86%的高中或大学生家庭因孩子上学而负债数万元不等，相当一部分家庭因孩子上大学举债数额巨大，且举债数额连年增长，即便子女毕业工作，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难以偿还全部债务。（二）因毒返贫因毒返贫现象在类似云南这样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屡见不鲜。吸毒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尽管政府在禁毒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毒品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危仍然不容忽视。云南省毒品重灾县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同时也是毒品过境的必经地带，如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保山以及临沧地区，都受到毒品的严重危害。据统计，在目前云南全省51129名吸毒人员中，分布在省内4个民族自治州的达32000多人，约占62.59%。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缅甸接壤，与“金三角”临近，是毒品重灾区。德宏的吸毒人员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到70%以上。其中，景颇族占34.3%，傃族占30.8%，阿昌族占2.2%，僳傈族占2.1%，德昂族占0.6%，其他少数民族占0.7%。“毒品是万恶之源”，沾毒必家破人亡。边境线绵长且与多国接壤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泛滥，起初毒品只是中高薪阶层的“玩物”，随着物质社会的到来，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少年到城市学习以及就业，毒品的诱惑加之本身对诱惑的“免疫力”不足，致使部分农村青少年染毒。加深了其返贫的不稳定因素。（三）因婚返贫“一婚穷十年”在云南边境地区并不少见。一方面，据官方数据显示，云南边境地区男性人口较之于女性多出百万余人，恰巧诸多农村女青年外出务工，具备一定生活条件便远嫁他省，造就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大龄男青年，年龄三十至七十不等，他们多精神涣散、好逸恶劳、良田闲置，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基层政府通过反复的思想工作和帮扶措施难以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极易出现帮扶-脱贫-返贫-再帮扶-再脱贫-再返贫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买婚”现象在我国西南边陲的边疆各省份历来盛行，农村剩余大龄男青年不惜重金举债，通过非法渠道从东南亚国家购买所谓的“合法妻子”，然而负债累累购来的“妻子”在发现家庭条件恶劣之后基本会出现逃离的情况。如此既没有重振旗鼓增加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又再一次加深了家庭的贫困状况，陷入永久贫困的怪圈。再者，边境地区婚嫁习俗畸形也是导致农民返贫的重要原因，互相攀比、天价的结婚彩礼、大肆的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盛行。不仅关乎社会道德伦理层面的影响，还严重加具了导致农民的贫困程度，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绊脚石。五、对策研究（一）创新教育扶贫措施一方面，国家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的优惠政策，已经相当大程度地减轻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但是造成“因教返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高等教育即高中以及大学教育的庞大支出，因此针对“因教返贫”现象的突出，需要立即加强教育救助，其重点在于完善非义务阶段的中、高等教育救助。需要加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救助制度建设，需要相关部门承担起救助责任，成立相关教育救助机构和建设相关平台，出台救助办法和建立一系列反馈和考评机制，加强教育救助经费的投入力度，扩大中高等教育受助范围，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在继续宣传国家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政策的基础上，对于实属无力上大学的孩子，应鼓励其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学习，把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省、本地方工业园区发展的需求相对接，确保接受教育以及培训的学生能及时就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而“脱贫”，不仅解决了贫困户子女的教育难问题，同时还确保了其能够顺利就业，促进“年轻贫困群体”自主脱贫，抑制“返贫”。对于已经休学在家务农的孩子，在调整优化劳动力转移培训结构时，减少短期培训班，或增加长期就业培训，或扩大职业教育学历班的规模，以提高扶贫培训的效用，让贫困户的学生既能够真正意义上“学到东西”，又能实现就近就业。（二）创新毒品打击制度建设预防农村人口毒品滥用的制度建设作为规范体系的制度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农村毒品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建立各种制度以保证农村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首要的是建立禁毒工作责任制度，切实提高各级领导特别是县、乡镇领导对农村毒品滥用问题的认识。遏制农村毒品问题必须列入各级行政部门的重要议程，并落实禁毒工作的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对禁毒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督查，严格落实奖惩，严格执行责任查究制度，因读职、失职而导致该地区毒品问题反弹的要追究其领导责任；另一方面要制定和完善基层禁吸戒毒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对有功人员给予重奖，完善禁毒目标责任奖励机制，确保禁毒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負责、多元参与、群众支持的边疆农村禁毒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毒品预防，是农村禁毒工作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理顺农村禁毒领导体制，基层党团组织在禁毒预防中要起到先锋领导作用，党团员在村庄禁毒宣传预防事业中要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同时也积极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禁毒，积极引导广大农村群众参与防毒、拒毒。第三，要建立分级承担和多方保障的农村社区禁毒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把农村禁毒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同时拓宽禁毒资金来源，为农村禁毒工作提供财力保障。最后，应该改革和完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建立农村社会支持网络体系，预防农村青少年因为升学、就业或生计上的困难而孤立无助、自暴自弃而错误地借助毒品来麻痹自己，走上吸毒的道路。从宏观制度上为预防农村人口毒品滥用提供保障。（三）鼓励青年外出择业要把移风易俗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内容突出出来，教育引导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使文明新风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同时，还要大力宣传奖励弘扬文明新风的先进典型，切实培育和发挥好贫困地区农民主体创造性力量，激发其抵制陋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以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方式，大力鼓励外出择业青年，唯有如此，才能逐渐消除“一婚穷十年”的现象，从而让“精神贫困”“风俗贫困”不再成为精准扶贫的拦路虎。六、结语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将有幸成为其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只要云南全省四千万人坚持党的领导；只要各级政府真抓实干；只要合全社会之力；只要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顽强奋斗，一起来完成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使命，云南的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参考文献[1] 庄天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和反贫困调查与评估[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2] 李俊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研究-以乌蒙山区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60.[4] 周紫林.云南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难题破解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5] 王长文.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作者简介：任经宪（1993- ），男，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和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