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缅怀“黄金时代”

2019-05-14 02:10张清华
当代文坛 2019年3期
关键词:黄金时代文学小说

今天的题目中有这么几个关键词:一个是“80年代文学”,一个是所谓“黄金时代”,还有一个就是鹊起于1980年代的作家“马原”了。合起来,大概就成为了这本书——《重返黄金时代》①。我简单谈一点我关于几个关键词的想法。

一  黄金年代的“虚构”

首先是“80年代”和“黄金時代”的问题。今年是2019年,如果我们从1986年开始算,到今天30多年,如果从1986年以前算,已经快40年了。1986年,余华还没出来——那时他开始写作了,但到1987年才冒出来,而马原那时已经写了一批特别有影响的小说。1986年他特别有名的一个作品就是《虚构》,似乎是在《收获》上发的。到目前为止,这可以说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还有莫言,他的“红高粱”系列基本上都是在1986年发表的。也就是说,在1986年前后,我们已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巨大变革。之前中国文学已经开始了变革,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还算是小打小闹,从技术层面还是牛刀小试,并未有根本改变。从内容上讲,还是写伤痕、反思、改革这一套,还是跟当前社会生活完全纠缠在一起。到1985年以后,相继出现了马原、扎西达娃、莫言、残雪,还有刘索拉、徐星、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等,他们推动出现了两个文学现象:一个是“新潮小说”,一个是“寻根文学”,都是在1985年出现的。但是要说到文本,很多重要的作品则都是在1986年以后出现的。显然,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照后来的说法,就是从“写什么”到“怎么写”。“怎么写”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马原。

1980年代文学至为丰富,但要谈起来会很繁琐,我不在这儿背书。我大意想说一个我们对历史的想象的问题。想象历史,我们通常会借鉴古代的资源,如历史、民俗、神话等,或者借鉴其他民族的说法,比如说俄罗斯文学。19世纪的普希金时代,人们将它叫做“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沙俄晚期和苏联早期这个时代被叫做“白银时代”;再往后来,就既不黄金,也不白银了,慢慢就变成了“黑铁时代”。当然,黄金、白银和青铜这些说法最早源于希腊神话,俄罗斯文学不过是借用了古希腊的比喻。王小波也有这样一个系列,《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这是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习惯,把比较早先的时代想象成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代。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便有这样的原因。确实,80年代很重要;其次,80年代又充满了精神性和理想化的氛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80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它作为我们追怀、缅怀的一个对象,就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无可挽回的记忆与经历。童年时代就是黄金时代,青年时代是白银时代,到了中年再往后就是黑铁,再往后就返回黑陶了,再往后就没有了,又回到洪荒了。

这是自我想象和历史想象的一种合一的诗化方式。我们赋予了80年代很多的美好的东西,因为它确实改变了之前三十多年文学的走向。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整个20世纪的文学,“五四”到30年代,差不多也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新文学发育成长的时代;而40年代以后,随着抗战的救亡主题冲淡了启蒙主题,文学开始变得和现实走得越来越近;到60、70年代,创新便就走到死胡同里了。80年代重新打开了国门,一代青年作家成长起来,他们身上吸纳了比较多的外来思想和手艺,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景观。80年代文学对整个当代文学走向来说,具有继往开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给这个年代很多想象性的、美化的东西,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黄金时代结束以后,白银时代也许是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期。比如说,90年代的文本就是更加重要的,有大量优秀的长篇小说开始出现。但是90年代的马原却有点游离了,他自己也说,中间有二十年没有写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地位,因为80年代他是一个极重要的开辟者,即便他没有再写,他的影响还在。因为历史总是不会抹杀那些重要的作家和文本的。

我这会儿想起了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是关于马原《虚构》的一个细读②。《虚构》这篇小说很多年里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问题,一个范本。上海的批评家吴亮在1988年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叫做《马原的“叙述圈套”》③,此文也是现今中文系学生、研习当代文学历史与批评的人的一篇必读文章,吴亮在文中创造了一个词语,就是所谓的“叙述圈套”。当时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还没有引入,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有个词叫“metafiction”——就是“元小说”,或者叫“暴露虚构”,其实他说的那个叙述圈套就是元虚构或者元小说的概念,但是吴亮在还没有读到国外的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理论的时候,就已创造了一个本土化的批评概念。你看,马原不止影响了当代小说的进程,还间接地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进程。

《虚构》这个小说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之前作家写小说,主要考虑一定要写出历史的、特别正面的、“正能量”的东西,但这个小说写的是什么呢?我所做的分析是:写的是一个“春梦”,当然他赋予了这个春梦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他说自己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为了写一篇跟麻风病有关的小说,钻了七天玛曲村,玛曲村是一个藏族村落,是一个得了麻风病的病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应该是一个禁地。这个小说就写他“冒险”闯了禁地。到了那里以后,有个女病人看上了他,主动来和他搭讪。他有点恐惧,夜里便没敢在村子里住,跑到村子外面的岩石下,钻到自备的睡袋里。结果夜里下起了雨,来了寒流,他就感冒了,觉得自己迷迷糊糊发烧了。再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那个女麻风病人的家里,成为了“病人的病人”。后来那个妇女就诱惑了他,他也憋不住与她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当然这是“虚构”的,小说的名字就叫《虚构》嘛。这里面寄寓了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和无意识的因素,比如典型的男权主义的无意识,对女性既向往又恐惧,就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所表达的意思一样,这些我就不多展开。

但小说中还嵌入了另一个有意思的梦,一个奇怪的“政治梦”。本来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春梦,但单独描述这样一个梦显得有些单薄和无聊,他便试图要赋予它一些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东西。我一直觉得,50、60年代出生的人会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记忆,就是会做“政治梦”。我们小时候因为每天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就是阶级斗争是如何激烈的,阶级敌人总想复辟翻天,一旦翻天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那一时期还有很多“政治型的精神病”,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代人独有的。其他国家一般可能不会有政治型的精神病,但我们的童年却有很多,有的就在集市上演讲,一个衣衫褴褛的要饭的,讲的都是世界大战或阶级斗争的事。很显然,那个年代的人被植入了一个强迫症,会做可怕政治梦的强迫症。因此马原又写到,“他”从那个妇女的家里出来,来到大街上发现一个人很可疑,他就跟着那个人潜入其家中,从那人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把盒子枪,还有一个“青天白日徽章”,暗示那是一个国民党特务——他似乎是一个哑巴,但是却又“会说话”,这就更证明这是在梦境里出现的情景,而且他还“在这里等我”,我是来跟他“接头”的,自己又莫名其妙变成了那个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接头的人。居然把自己的身份改换、错乱成了一个潜伏的特务。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象,当然是来源于红色年代的教育或阅读的剩余。那些年中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作品,还是其它的宣传方式,都会衍生出这样的过剩想象。

随后就是和那个女麻风病人发生了关系,他便特别害怕,赶紧逃,逃出来以后他又玩了一个“解构的圈套”,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否定了前面的叙事。他原说自己是“过了五一,五月二号从拉萨出来,路上走了一天”,然后是“钻了七天玛曲村”,而现在他讲述自己在回来的路上搭了一辆车,在一个山区的青年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问周围的人“今天是几号”了,周围的人告诉他,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他就回想自己从出发到现在,一共才两天多的时间,那么就是都在路上了,根本没有在玛曲村的时间。然后,周围的人还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昨晚下了一场大雨,北边的山都塌了。这意味着玛曲村也被泥石流给冲没了。最后他从空间上也取消了这个故事,从地理上把唯一可能的实证给颠覆了,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二  80年代:复魅的意义

这个小说,要想从中找到什么特别正面和积极的意义,恐怕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读了以后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它深入到了人的无意识层面,展示出了很多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验过但又无法表述的那些秘密。我想,这可能是所谓的“先锋文学”或者“新潮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从原来的写社会历史、写政治,转向写人的内心秘密,写特别敏感的无意识世界的秘密,这是80年代走得特别远、特别激进的那个文学的核心流脉。但是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些东西和今天的文学完全是贯通的,而它和之前的50、60年代的文学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80年代的分水岭的意义。正因为它开启了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回到它自身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对80年代的意义和价值会想象和赋予得比较多。

我说到80年代,其实也是说马原本人,他是第一批去西藏的人。当时在知识界和文学界,大家都意识到,仅仅关注当前的社会生活是找不到出路的,那么文学往哪里走?学术往哪里走?学术界在80年代前期做的工作,就是从社会政治学转向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这样一些领域,那么学术就发展起来了。作家呢,由两眼盯着当前写改革、写创伤,转而不玩这些,到最具有文化承载力的那些边远的地方去探寻,到秦岭大巴山里面,到太行山深处,到大兴安岭密林里,到湘西世外桃源中……还有到西藏,到了那里,才能找到和文学天然贴近的地方。这便是文学再度复魅和复兴的过程。比如很多诗人跑到西藏,就写出了特别神奇的东西,马丽华就是个例子;很多作家跑到了西藏,马原、洪峰等等。他们在那里写小说,天然地就贴近了魔幻现实主义。扎西达娃写的小说,用了藏族人的思维方式,藏族人的思维就时间概念而言,是一个循环论,往生往世和来生来世,构成了一个一个的圆,而我们现代的时间则是线性的,历史是进步论的,而藏族的思维方式却是循环论的,时间的延伸不具有必然的进步性,而是因果轮回、报业转世的,其时间和历史是循环往复的。这就改变了我们原有的那些价值观。之前文学的结尾处,常常都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要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然后是革命洪流滚滚向前,这是革命叙事的结尾。但是在马原、扎西达娃他们写西藏题材的这些小说当中,一代代人的生命是在轮回的,历史也是有大轮回的。这就给我们认知历史、认知文化、认知人生、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

这是他们来到西藏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又偏偏写出了不得了的小说的原因,他们直接改变了80年代人的时间观、世界观、价值观,这就是8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有时记述历史就要看历史的边边角角和局部的东西。80年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过《重返黄金时代》中上百个马原访谈的人物,一看便知。这其中有学者、作家,也有批评家和编辑家,还有翻译家,各色各样。这些人物的触角深入到80年代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承载了80年代所有的文学信息,甚至社会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从他们非常有趣的对话中,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人的精神风貌、所思所想,由此生出关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印象。因为访谈的时间是截至90年代前期。现在又过去20多年,再回过头来看,年纪大一点的人会有一种沧海桑田的、百感交集的感受,时光荏苒,真是不知不觉走到了今天。当年那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奇葩的马原,今天变成了见证了历史、作为历史的讲述者和追怀者的马原。

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是一个珍贵的史料,也是活色生香的东西,是历史的活体的存在,充满了声音感,和历史的质感,我觉得认真读一下会有收获的。

三  进步论的终结与历史的重建

还要谈一点关于时间的模式问题,因为这关涉到如何认识80年代。

我们的祖先看待文学,并不总是按时间来讨论,从《昭明文选》到《二十四诗品》,都是“分层法”,文学家都是选家,是被钱玄同和陈独秀骂为“选学妖孽”的人物。按照其标准,好的和次的分开层级,从不按时间来编排。孔子所编的《诗经》,其文本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产物,但夫子并没有讲述一个进步论的模型,讲述诗经过了一个从原始的、粗糙的样态,到逐渐丰满的现在,这么一个发展的进程,而是直接将之分为“十五国风”,是按空间去划分的。现在的研究方法是采用了所谓“历史的方法”,过于依赖进步论的逻辑,将之总体化。我们过去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讲外国文学史,总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古代似乎的还好,古希腊和罗马,然后是一千年的中古黑暗,之后是文艺复兴。但到了近代以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就又进入了黑暗,只有到了巴黎公社之后的無产阶级文学时期,才有了最好的文学,讲来讲去就只剩了《国际歌》、欧仁·鲍狄埃、高尔基。讲19世纪那么多文学作品,其核心思想都是对万恶资本主义的控诉。

后来这种思维看起来也有了“进步”,不再这么简单地讨论,但也还是一种时间化的逻辑,比如从“五四”启蒙主义开始,新文学的雏形得以构建,到了30年代渐渐丰满,到了40年代,因为“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的问题,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文学出现了问题,走了下坡路;然后到了80年代重新启蒙,人文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各种新的和属于文学自身的东西得到了恢复,然后逐渐发展,然后走到了今天。

但是在时间模式里,大家的看法也会彼此打架。有人觉得80年代好,觉得80年代是“黄金时代”,因为那时他们是年轻的,正在恋爱时期,而且那时候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也是有着神话般的崇敬——我记得那时候的杂志上登征婚广告都会说,某男,今年26岁,大学毕业,身高一米八〇,长相英俊……但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加上一句:“爱好文学。”(马原同说)它是一个择偶恋爱的必要条件。言下之意,如果不爱文学,这人就无趣,谈恋爱有什么可谈的?苏童写了一个小说叫《什么是爱情》,就是专门讽刺80年代人谈恋爱的。80年代虽然很美好,但有很多禁忌,一伙男青年女青年,他们想在一起玩,但是没有合法性,所以他们就设法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就像舒婷老师在诗里写得一样,年轻人谈恋爱必须要兼顾事业,如《双桅船》上的两根桅杆,一根是爱情,另一根是事业,这样才可以成立。还有《致橡树》中,女主人公必须“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爱你,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更爱你坚守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这就是80年代的爱情,并非各位今天想得那么轻松美好,要想合法化,必须要有所寄托。这帮年轻人搞了读书会,然后开始假模假式地读书讨论,但内心里的“力比多”所指向还是男女两性的接触。这里面有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是群里的焦点,人人都想去追求,但是这女孩却看不上同龄的男生,她喜欢比自己大很多、已然结了婚的那个男人,这个男人有思想,喜欢玩深沉,人称“小卢梭”。女孩很崇拜他,来往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她发现了他的虚伪,爱情的天平就倒向了一个同龄的小伙儿。这小伙儿苦苦追求了很久,两个人终于约会了,可是初次约会却出了个意外,小伙子不小心在生理上出了个丑——他憋不住放了一个屁,这女孩就气得拂袖而去了。

这就是苏童理解的80年代,你可以将它看作是“黄金时代”,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幼稚的时代。90年代的女孩子會想,这不过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嘛,何至于如此。今天我们不会幼稚到认为一个屁就能毁坏一段爱情,但是80年代却不可以,这大概就是纯洁的幼稚,或者幼稚的纯洁。刚才说到80年代的文学精神,其实和这个时代总体的氛围,一个整个文化成长的青春期,是匹配的,它形象的说法,如同欧阳江河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傍晚穿过广场》)形象。我们即便不用黑格尔的进步论逻辑去认识它,也必须承认它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身体发育的、感官强化的、思维活跃的,力比多旺盛的时代。要真正地把握80年代,必须要落到它那既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又充满感性的时代精神上,感性当中又很压抑,这就是80年代。在文学精神上它也是这样,它有特别强健的、叛逆性的一面,但也有压抑的和含混其辞的一面。而这正是属于文学的时代,因为没有压抑就没有春梦,马原的《虚构》便是最好的象征——把个人的隐秘经验写出来,只有《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才能够无所遮障和毫不回避地写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忆历史一定要有一种辩证观,既要警惕进步论,同时又要怀着一种还原基本经验的冲动。每个人的个体经验都是这样,当我们讲起自己童年的美好的时候,每个人都绘声绘色,这也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诉求,或者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自然的状态、一种本能的释放。

四  “白银”使“黄金”更耀眼

假如说80年代是“黄金时代”,那么有没有一个“白银时代”呢?我以为是有的,那就是文学的9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成熟期,也是整个新文学的成熟期,不止大量优秀的长篇小说出来了,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种“传统的复归”。与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那些作家比,无论是在作品的结构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在作品的艺术品质上、难度上、复杂性上、思想的承载力上,90年代文学都要成熟得多,不可同日而语。巴金先生一辈子写得最好的小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数得着《寒夜》,但是真正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还是“激流三部曲”,而《家》《春》《秋》里面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家》。《家》我曾认真看了好多遍,每次都觉得不满意,觉得语言不太好,但是《家》为什么会留下来呢?我仔细想想,就一个古老的主题或者说结构——挽救了它,以为《家》特别像是一部中国式的家族小说,它就像一个《红楼梦》的现代版,它讲的其实是一个大家族的衰败,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了,豪门落败,红颜离愁,讲这样的故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它会让人觉得叹息,一个大家族的解体象征着一段历史的衰亡,一个人的经验本身中所必然包含的衰败与终结。在这个过程当中,“新人”成长起来,但是新人在艺术上却没有什么感染力,觉民和觉慧这两个人物有多少感染力呢,真正有感染力的,还是那个“半新半旧”的人,就是觉新。觉新身上的那些负重前行的、纠结的、命运的东西,会打动我们,会让我们读之百感交集。

显然,是一个《红楼梦》式的古老叙事结构挽救了《家》这样的小说。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品,如果要挑剔的话总能挑出很多毛病,但一旦我们将之与这些古老的经验相联系,它就不再是它自己。或者说,我们在读《家》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被一个古老的构造所攫持,我们的感受会因之而被修改。90年代出现了大量有传统印记的文本,如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有风格不同、新旧交杂的大量的新历史小说,它们都共同唤醒了我们古老的审美感受。

白银时代不会像黄金时代那么耀眼,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收获期,它看起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与景观,但却是真正属于文本的创造期。包括先锋小说作家在内,他们真正的代表作都是出自90年代的创造。

还有经典化的问题,这个当然也是复杂的,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化,并非单纯是指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化,还有一种是更多地作为历史的经典化——在历史或时间当中刻下痕迹。换句话说,它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文本”,而有可能是“最重要的文本”。比如说胡适,“两只花蝴蝶,翩翩飞上天”这种诗,如果从今天的文学标准去看,你会觉得什么都不是。“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这是儿歌,但是它们又很重要,因为是第一个。我们要描述新文学的历史谱系的时候,缺了它是不行的。另外那些便是属于永恒的作品——但即便是“永恒”的,也是相对的,《红楼梦》再过500年也会存在,再过1000年相信也会存在,再过一万年,如果人类还存在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之前的文学只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曹雪芹,其他连托尔斯泰有没有,都不好说,因为历史不可能容下那么多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经典化。

我们现在缅怀80年代,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有两个80年代,一个是“个人所亲身经历的”,还有一个是“他者化的”。那些过来人亲身经历了80年代的波澜壮阔,又经过了历史的总体性描述之后,就会感觉到一种梦幻般的、丰富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洋溢着青春激情的、让人难以忘怀的那种经验;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和马原的80年代,和余华的80年代、和我这种60年代出生、现在也已经五十多岁的人的80年代,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无论是哪一个,我们都没有必要将之看得高不可及。

注释:

① 马原:《重返黄金时代——印象80年代》,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本文为2016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重返黄金时代——印象80年代》读书分享会上发言的修订稿。

② 参见张清华:《春梦,政治,什么样的叙事圈套——马原的〈虚构〉重解》,《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

③ 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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