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以来历史散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

马小敏　张喜田

摘要：1990年代社会转型之后，知识分子成为文学创作一大主题，忧天下的民族承担、仕而死的悲壮与尴尬、隐逸的高尚与逃避成为历史散文创作中古今文人对话及互审的重点。散文文体的独特性决定了创作者、抒情主体、审美对象在文本内部的重合性，情感的抒发与理性的反思皆为创作者对审美主体观照后的自我审视，进而折射出当下文人在不断边缘化时确认自我身份的焦虑，也表达出对自我形象建构的期许与努力。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仕与隐;历史散文

在当代文学书写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含义模糊的，不同于葛兰西、曼海姆等西方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概念，除了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外，更多指向这一群体关心社会及国家的命运、对大众的精神抱有启蒙姿态，在古代多被称之为“文人”。事实上，中国传统文人，无论是他人想象，还是自我建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价值体现的衡量标准。当社会转型原有秩序、价值观被打破时，大众需要他们来忧国忧民、胸怀天下、振臂一呼，营造大同理想，这一愿景也深深内化为中国文人的自我形象期许。1990年代市场经济迅速打破了“五四”延续到1980年代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启蒙者形象，对物质的追求成为社会主流，曾经的精神高地成为集体“躲避崇高”的“旷野上的废墟”。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不再是承担明道救世的智者，他们精神空虚、价值虚无，成为被讽刺、被调侃、被嘲弄的对象。这一创作姿态的涌动，必然是某一社会心理的反映，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否定，本质是一种审视与反思，以对信念的完美坚守为前提，追求形象重构，实现自我超越。

形象的重建必然包含着回忆过往，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失落的崇高感，“精英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与其力图维护传统袭成的精神领袖形象交错纠结的现实状况”①在历史散文创作中大量出现，“凭借山水风物，做中国文化文章，以古典文化的现代阐释者的身份，证明知识在当代引领思想文化的承载、反思与变革风气之先的潮头作用，以此显示‘对文人失落乃至沦落处境的一种防卫和对抗。”②回归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下及未来的某种焦虑，在感受古代文人曾有的尊严与信仰时寄托自身期许。基于此，对于历史，也就不再是展示，而是一种重建，按照自身的潜在目的及趣味，对被关照的历史记录做了修改，甚至是再造，目的是呈现创作者的情怀与姿态，现实生活中的创痛由对逝去历史的追忆而得到抚慰，精神重新有了寄托。

一  “忧天下”的民族承担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系列散文中塑造的抒情主体“我”，立志成为“高尚而坚毅的精神文化的建设者、引渡者和保护人”③，在文中被拜谒和追崇的皆是忧国忧民且有文化使命感的文人，这一写作模式曾风靡一时，被看作为是对传统忧患意识的文人传统的承继，替当时处于失语状态的知识分子增添了光辉。“‘忧天下从来也不是中国士大夫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和自命不凡，而是他们的节操、情感和责任、义务的自然流露和自觉承担，从来都是被视为美德和楷范的崇高价值观念。这在现代，便传衍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忧患意识”，④《柳侯祠》中的柳宗元、《洞庭一角》中的范仲淹、《遥远的绝响》的阮籍、嵇康，余秋雨笔下的主人公尽管遭受到种种挤压和摧残，依然保持痛苦而又高贵的灵魂，独立不羁、不屈不挠、刚健有为等精神上的完善性。当其成为参照性的标杆时，目的为拷问当下，“借用文化精英的道德理想重塑民族精神，用信仰与正义传播时代主音，从中华文化精神的优秀元素中探求一种积极向上、追寻光明的力量，让历史反思与现实诉求通过基本的人生伦理建构而达成一致”，⑤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当下显现。

现实生活中的失落、创痛，以及内心深处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促使许多创作者选择历史中具有忧患意识、保家卫国者为书写对象，《书生报国》《谁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塑造了“浩然之气、以身许国、心忧天下及敢为人先”的古代文人形象，凛然正气，心系民族命运，为了正义的胜利，不惜生命，“面对内忧外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济世良药，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他们咬着牙，埋着头，艰难地跋涉。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⑥，家国之大，利益高于一切，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是生命，作家对此精神进行高度宣扬，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应有之义。

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当下社会现象，通过颂扬古代文人重塑民族文化品格，社会动荡时期文人的坚守和正直成为其精神高大的标志，也是创作者对当下文人顺流而下、精神软弱情势下而发出的真诚呼唤。正是在此意义上，《千秋太史公》（郭保林）和《询问司马迁》（林非）中对司马迁在受到了宫刑的屈辱却依然秉笔直书的精神所打动，“司马迁毕生都坚持着自己正直的道德理想，绝对不会刻意地去奉承别人……竟敢于在如此危险的缝隙中间，写出自己辉煌和浩瀚的《史记》来，确实是太壯烈和伟大了”，⑦“如果没有司马迁，中华民族兴衰史、苦难史、辉煌史，会出现巨大的空白。”⑧此外，何向阳《思远道》中着重强调的是“传统和现实中知识者身体力行的实践，崇尚时穷节见、道义为根的凛冽磅礴之气”⑨，这一特征也在曾纪鑫、夏坚勇作品中有体现。作家点亮古人生命中的光辉点，表达对有骨气、有担当者的敬仰之情，昭示出高昂的人格力量，以此抵抗当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坚守精神高地。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的描述，公正客观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观看都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历史”，选择什么、为何书写、怎样书写才应是被关注的重点，散文化的历史书写更是如此，简化背景，凸显人物剪影，作家对此灌注了深厚而又强烈的感情，使之成为让人仰望的完美聚合体，书写有相当主观的成分在其中。在信仰缺失、理想被驱逐的经济时代，固然是对重构知识分子民族精神的一种虔诚期待，也是时代的无奈，曾经的复杂被简化为单一维度，“文人英雄”的呼喊似乎成为恢复自信、重估自我价值，完成“我是谁”的首选方式。

二   仕而死的悲壮与尴尬

“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古代文人的追求，也是部分现代知识分子的渴望，仕途选择不是终极目的，更多的是对自身经世治国理想的追求。“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通过巅峰权力来实现文化大同是许多文人的理想，成为帝王师，是第一步。但仕途与文人的处世规则相差很大，甚至有时是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文人的两难境地由此产生。《用破一生心》（王充闾）中对曾国藩的性格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正是这原本分离的两种身份造成了他一生的纠结与痛苦。⑩《寻找李白》（刘长春）中认为“正直和傲岸正是政治失败的祸根”11，“要成就功名，就得作媚态，做鹦鹉，痛苦是难免的了;要保持生命自然无拘的状态和人格的独立，就绝难成就功名，苦恼也是难免的了。中国的士子就处在这种要么降志，要么辱身或者降志又要辱身的境地。”12儒家要求的是内圣外王，完美自身道德理想，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这也成为许多古代文人恪守的真理，经世致用的舞台不一样，必须首先追求实用主义，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功利，现行制度背后有暗中涌动的潜规则，这与立身、立德、立言明显相悖。现实中官员与文人双重身份的王充闾、刘长春的写作在此背景下也显得颇为有趣，“发泄郁闷苦恼的心绪，解剖自己的人性人格，寻找一片安宁之地，就成为批判现实和解脱自己的突破口”，13文中审美对象所遭遇到的一切，也正是创作者需要探讨和思考的，散文内外对话的方式使得这一切显得自然而又有深度。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功臣在完成了为国出謀划策之后，未必能守住富贵，甚至是不能全身而退。《文人遭遇皇帝》《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李国文）刻画了这一文人群体像：力图推进改革，结果被腰斩，“缱绻东门，岂可得乎”是对自己悔不该当初追求权力的反思和呼唤（《李斯、陆机之死》），创作者用调侃、嘲讽、同情、悲凉的语调讲述了这一悲愤无情的现实，对千百年来文人的飞蛾扑火、前仆后继表示了彻底的否定。但细读之后，这种书写背后其实隐含着赞美。14正是热忱付出一切，九死不悔其志的精神，让文人成为社会的脊梁，支撑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家园。

“以死为道”，“死”成为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最大证明。对慷慨赴死的激赏，无疑成为历史散文中知识分子形象创作的一部分，肉体的困顿及精神的痛苦，都被演绎为道德的忠与义，完美化的道德高地成为后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某一时代的政治残暴，“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15而正是同时代的民誉及后世的褒扬使得身处官位的士大夫并不一定以济世为第一要务，将重心放在了生命献祭、成就圣贤的极端道德情操上。这一苦原本所包含的政治诉求是否合理及能否实现，一概未被提及或评价，只是成为了书写精神欲求和舒缓压抑愤懑的倾吐方式而已。有时“死”并非不得已而为之，但这种为理想而戕害个体生命的造神运动，并未得到有效批判，不失为一种遗憾。

三  隐逸的高尚与逃避

隐，实质上大多与不仕连在一起，与淡泊名利、超凡脱俗、不拘常规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自我修为的提升来作为蔑视、对抗世俗的权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卦》），“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孔颖达注疏》）。而“曳尾于涂中”的庄子和“千古文人桃园梦”的陶渊明，这两位在历史散文创作中一再出现，隐含着创作者的某种精神趣味。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对陶渊明形象做过定位：“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但后来的创作者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选择倾向性要将一个人进行片面理解并得到延绵不断的传承？原因就在于隐逸在中国古代是对仕途的对立与补充，为知识分子提供心灵抚慰和精神的安顿之处，为进入仕途的文人提供另外的心灵想象空间，当身经宦海风云，遭到罢黜或流放之际，隐逸的生活方式及思想便会提供给他们必要的精神抚慰。王充闾在《寂寞濠梁》中写到庄子时，提及到这种美好与自由是针对入世的不自由联系在一起，由此得出庄子的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形象，突出其纵情适意、逍遥闲处、淡泊无求的情怀。另外还有对苏东坡转向诗性人生的认同与向往。隐逸人格包含了对政治的一种否定性态度，疏离、怀疑、厌恶、批判，有回归自然及真自我的内在本能冲动，追求真空状态真善美，这种相对疏离使知识分子保持相对独立的思考，却忽略了知识分子“隐”而不忘世的一面，他们抗拒的是朝廷，拒绝的是做官，依然想获得民间身份的认可，关心百姓疾苦及天下安危。

1990年代的创作者大多从自身人格独立的追求作为出发点，精神上的“隐”成为其追求目标之一，成为淡化名利、精神超脱的代名词，优点被放大，缺点被隐匿了。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甚至反社会化，放弃社会责任只求个体道德完善，在相对太平时代或许无职责要求，但若身逢乱世，文人“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16，此时洁身自好意味着对现实黑暗的容忍与逃避，恶的得逞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好人的无所作为。正因此，《西湖梦》17（余秋雨）中对林逋梅妻鹤子的否定也就有了积极意义：如何挖掘走入作家视野的人物形象内涵，分析传统隐逸文化究竟给现代知识分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恐怕更应该成为当下历史散文谈论隐逸文化的努力维度之一。

散文文体的独特性决定了创作者、抒情主体、审美对象在文本内部的重合性，情感的抒发与理性的反思皆为创作者对审美主体关照后的自我审视，正因此，历史散文中的文人形象及文化人格的塑造，直指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对创作者自身的精神追问，对古代文人的赞同或批判，是“作为掩饰和缓解当时普遍存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那种由震惊体验而导致的惶惑心态的精神治疗型文本”18，但仅仅反观过去，是不够的，否则会成为“曾经阔过”的集体怀旧。就文本与现实的互相关照而言，目前中国文人知识分子遭到攻击弱点是非现实性，而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与困惑，也只能通过遥祭古代来实现，这被认为是精神逃避的一种方式，体现了部分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的局限。在历史散文中，创作者以浪漫主义手法来书写对历史中承担正义与良心的化身的文人崇拜，除了激发阅读者的情感之外，更多的是自身强烈情绪的流露，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文化阐释后的情感升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为意义的承担者和人文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在不断努力，值得期待。

注释：

①王杰泓、汤天勇：《世纪末“学者散文”写作的修辞分析》，《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②王晖：《晚近学者散文批评的解读》，《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③余秋雨：《访谈录（四）——关于上海文明，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④吴俊：《斯人尚在 文统未绝——关于九十年代的学者散文》，《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⑤欧阳友权：《史识与文气》，《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⑥冯伟林：《书生报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⑦林非：《人海沉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⑧郭保林：《写在历史的拐弯处》，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⑨刘思谦等：《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⑩王充闾：《寂寞濠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1刘长春：《墨香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12李木生：《在山水与皇帝之间——孔尚任评传》，载刘湛秋：《抚摸与停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13王兆胜：《官员散文：希望与遗憾》，《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4李国文：《文人遭遇皇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15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6吕林：《世纪末的精神守望：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主潮》，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17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第150页。

18李林荣：《嬗变的文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