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挑战有哪些？

王军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特别指出：“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那么，未来我国经济领域有哪些“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呢？笔者以为，从内部到外部，从短期到中长期，以下九个方面的风险或隐忧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是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展望2019年， 固定资产投资在趋势性下滑后有底部企稳迹象，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也有望逐步放缓下滑的速度，但是全球需求承压叠加贸易冲突持续导致外需失速可能性较大。近期刚刚结束的各地两会，都纷纷调低了2019年的增长目标。全国GDP增长的预期目标，预计也将下调至6%～6.5%。如果贸易摩擦继续失控恶化，不排除下一个小台阶，步入新的5%～6%的中低速增长平台。当然，对于总量已达90万亿元体量的中国经济而言，质量远比速度更加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宁要高质量的中低速，也不要低质量的中高速。

二是“债务——通缩”风险上升。在债务高企环境下，过去一年疾风暴雨般的“一刀切式”去杠杆造成资产价格剧烈变动，触发了部分企业的债券违约潮。与此同时，在经济下行的重压之下，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下行趋势明显，工业品进入通缩概率加大。2019年的同比增幅不排除再次出现月度负值，工业品通缩有可能幽灵再现，这将极大影响上游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状况。因此，未来出现“债务—通缩”的自我加强和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在加大：债务继续出现违约或资产价格继续大幅下跌，使得抵押物价值降低，银行体系风险偏好降低、信贷投放意愿较弱，银行惜贷甚至抽贷，进一步形成资产价格下跌或债务违约，出现通缩风险，陷入去杠杆的第一阶段——“糟糕的去杠杆”——不能自拔。

三是结构性去杠杆任重道远。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242.1%增加到2018年三季度末243.4%。2018年我们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去杠杆，不仅紧缩了货币，还容忍了债务违约的出现，消灭了不健康的经济细胞，但市场并没有真正出清，清算刚开始就被迫中断。对比2008年以来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当前的杠杆率增速大幅回落，总水平趋于平稳，但结构性去杠桿仍需坚持。加杠杆已不可持续，清算不可避免，尽管市场的出清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四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引发经营困难和违约风险。民企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但2018年以来这一矛盾愈发凸显。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从2017年末以来逐步下滑，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增速降至9.83%，而同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达到13.2%。在结构转型的调整期，宏观经济承受了较大的增速下行压力，再叠加2018年以来去杠杆等严监管举措，金融机构在放贷时更趋于谨慎，而小微民营企业因其天然存在的高成本、高风险成为最大承压者。2018年企业债券违约金额超1000亿元，超过前三年的总和，其中民营企业债务违约占比接近90%，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

五是房地产市场结构性泡沫较为严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对降低金融乃至全局风险至关重要，对于打赢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至关重要。城商行、农商行和部分股份制行的涉房贷款占比更高。同时，高房价以及居民部门高达52.2%的高杠杆率，不断侵蚀着居民储蓄和收入，花在住房上的投资（消费）过高必然会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居民为提前实现美好生活，大胆负债购房后，被迫“节衣缩食”，造成所谓“消费降级”。因此，未来房地产价格一旦显著下行， 不仅会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更会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产阶层财富与经济增速产生显著压力。

六是创新动能尚显不足。创新驱动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根本上来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自于宏观上全要素生产率和微观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政策的短期刺激。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上效率的提高，均来自于创新。但是，中国在创新动能的培育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期，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对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公司在2017～2018年度的研发投入进行了汇总，其中，唯一上榜前五十的中国公司是华为，排第五; 在2500家公司总计7364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中，来自中国的公司占比仅9.7%，排名低于美国（37.2%）、欧盟（27.2%）、日本（13.6%）。

七是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老龄化与少子化来势凶猛。当前，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时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2010年达峰值，实际参与劳动就业的人口也已于2018年出现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2017年，中国平均3.5名在职人员承担一位退休者的养老金，养老负担日益加重。与此同时，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2018年出生人口第二年出现负增长，已降至1523万人，较2017年和2016年分别减少11.6%和14.7%。高龄少子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将是我们未来不得不正视的重大挑战，它不仅将增加社保负担，还将导致市场需求下滑、创新能力下降和国家竞争力减弱。

八是中美经贸冲突复杂化，短中长期仍有巨大不确定性。中美经贸摩擦既是两国重大战略利益的冲突，更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将长久影响中国发展。当前的中美贸易磋商可能只是未来漫长谈判的一个开始，而绝对不是经贸争端的结束。可以预见，中美过去稳定平静的经贸关系可能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中美经贸摩擦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未来“摩擦-斗争-谈判- 再摩擦-再斗争-再谈判”的循环将成常态，中美经贸摩擦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和博弈。就中长期而言，中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可能性依然存在。未来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度冲击可能是，某些特定产业的整条产业链被迫移出中国。这远远要比贸易逆差问题严重得多，影响更大。

九是全球经济需求承压、增长放缓，重陷长期停滞的风险加大。IMF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19年、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5% 和3.6%，比2018年10月的预测分别低0.2和0.1个百分点。IMF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金融环境恶化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更大幅度的下调风险正在上升”。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美国经济或已越过繁荣顶点，美元、美股、美房、美油均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美国经济未来大概率将缓步下行或进入“滞胀”，甚至是长期停滞。美国经济的调整，贸易摩擦以及全球不断收紧的货币条件，加上中国经济稳中放缓，都将抑制世界经济增速，挤压全球需求，利空金融和商品市场。

（作者系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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