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勇敢的自我实验者

2019-05-14 03:23安赫尔·萨巴德尔刘梦
海外文摘 2019年5期
关键词:福斯斯塔心脏

安赫尔·萨巴德尔 刘梦

无惧黄热病美国画家迪恩·康威尔的这幅画,讲述了当年美国陆军细菌学家杰西· 拉扎尔、詹姆斯·卡罗尔和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研究黄热病,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亲身实验最终证实——蚊子是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

1994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洛佩斯,以表彰他在1968年时,为了证明“猫的耳螨也能传染给人类”,在自己身上做了一系列危险的实验。洛佩斯先用棉花棒沾水,从一只猫的耳朵里取出了1克左右的耳螨,然后将它塞到了自己的左耳中!这些耳螨在他的耳朵里待了一个月后才消失,期间洛佩斯详细记录了它们在耳朵里的活动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验证实验确实已经成功了,在一个月后耳螨消失后,洛佩斯竟然又重新做了一次实验!为了寻找真相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也难怪“搞笑诺贝尔奖”会颁给他。

事实上,在科学界科学家们将自己当作小白鼠,进行自我实验的事例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因为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有把握,对自己所做的研究满腔热忱,才会敢于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有的是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实在等不及才进行的自我实验;有的则是为了名垂青史,于是选择了放手一搏以身试验。

| 研究黄热病 |

在人类与黄热病的漫长斗争史中,有着许多科学家既疯狂又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自我实验行为。在19世纪初期,黄热病席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一种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发热、发冷、呕吐和内出血。当时,关于黄热病的传染途径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通过接触病人传染的。当时,一个叫做斯塔宾斯·弗斯的医学博士,为了解决这些争论,决定以身试验。他先是将黄热病人刚刚吐出来的黑色呕吐物,涂在了自己弄出伤口的手臂上,来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又把病人的呕吐物以及血液、唾液、汗水和尿液,涂到自己的眼睛上,但这么做都没有引起感染。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想法,弗斯做了最后一个更为恶心的实验,他把病人的呕吐物吃了下去,先是以药丸的形式,最后直接从口中将其喝下,由于他最后还是没有得病,所以证明了黄热病并不会传染。

同样为了研究黄热病,1900年,美国陆军细菌学家杰西·拉扎尔、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德、詹姆斯·卡罗尔和沃尔特·里德被派往古巴进行研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亲身实验最终证实——蚊子才是黄热病病毒的传播媒介。不幸的是,这几位专家最后都感染上了黄热病,拉扎尔还因此病逝,当时年仅37岁。除了阿格拉蒙德,另外两位专家也未能幸免于难,沃尔特·里德1902年死于腹膜炎,詹姆斯·卡罗尔也在5年后死于黄热病。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专家为了研究黄热病做出的牺牲,直到1947年,拉扎尔的日记本被公开,他们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他们还成为了当时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不过,最后南非的马克思·泰勒获得了1951年的诺贝尔奖,因为他研制出了第一支针对黄热病的疫苗,而且,他也是这支疫苗的亲身试验者。

耐力极限实验为了研究飞机弹射座椅产生的加速度,对飞行员会产生何种影响,1954年,美国空军军医约翰·斯塔普亲自上阵实验,用9只火箭助推器推动滑轨上的自己,最高时速达到了600多英里,然后再紧急刹车,这次实验让他终生留下了视力上的后遗症。

| 通往心脏的导管 |

除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为了避开道德委员会繁琐的批准手续,也是迫使科学家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实验的原因之一。比如,195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德国医生维尔纳·福斯曼。在上世纪30年代,要研究活人的心脏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但福斯曼医生曾经见过,法国生理学家将一根管子穿过马的颈静脉,并沿着它的脖子一直往下,直到抵达它的心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马都是活着的状态。福斯曼确信这项实验在人的身上也能实现,但他的想法被导师和其他专家驳斥了,他们认为福斯曼是个疯子。

为了继续对心脏的研究,福斯曼只好将自己作为试验品,他将一根软管从自己肘部的静脉插入,直到抵达心脏。为了确认软管已安全进入心脏,福斯曼还托着软管去放射科拍了X光,X光片显示这支导管正安全地放置在他的心脏里。如今,这种心脏导管术已被用来诊断和治疗多种心脏疾病,福斯曼医生的自我实验也獲得了诺贝尔奖的肯定。

| 严格的道德审查 |

鉴于人体实验有过太多的黑暗面,比如,纳粹医生曾以科学实验为借口,在犹太人集中营进行过多项恶劣的人体实验,因此,1947年编写的《纽伦堡医学道德法典》开始规定,人体实验应当坚持基本的操作规范,即必须进行严格的实验危险评估,并充分告知受试者这方面的相关信息,必须在规范的动物实验基础上再进行人体实验,必须保障受试者有随时退出实验的自由。

与此同时,国际法也开始规定,所有人体实验应该遵循受试者完全自愿、知情、有利于社会、尊重科学等基本原则。法律在保障了人权的同时,也为科学家们进行实验增加了难度,所以,他们有时为了避开道德审查,只能用自己作为试验品来进行实验。

| 自我实验是否必要 |

科学家们的以身试验,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诸多科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今,已经很少有科学家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了,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实验太过于危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我实验缺少统计学的基础,一两次的实验结果无法说明些什么。

比如,关于癌症是否会传染,这个如今我们看来毫无争议的问题,前人却探索了近百年的时间。1901年,内科医生尼古拉斯·森恩为了探索这一问题,将癌症患者的癌症组织注入了自己体内。当然,他最后没有感染癌症,不过这一次实验并不能说明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来支撑他的猜想。

自我实验还有个问题,那就是科学家本人的观点倾向性,他们会不自觉地拥护、寻找、解读和记得那些和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验并解读实验结果。

比如,在1889年7月,内分泌学科的先驱,当时72岁高龄的前哈佛大学教授布朗·塞卡,在一次科学会议中宣布,他发现了“返老还童精华素”。原来,他将从狗和豚鼠的睾丸和其他器官中提取的精液、体液和血液混合,再注入到自己体内,宣称自己的体力、耐力和注意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仿佛年轻了30岁!但讽刺的是,不仅别人无法重复“返老还童精华素”的神奇疗效,连他本人都没有放慢衰老的脚步,他的妻子还为了一个年轻男子而抛弃了他。最终,这场自我实验被认为是教授个人的安慰剂效应,寻找“返老还童药”的行为也成了学术界的笑柄。

| 人体耐力的极限实验 |

科学家们的自我实验就像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史诗,但其中又带着一丝疯狂的气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空军急需知道飞行员从超音速飞机中弹出后,能否逃过一劫,因为速度的急剧变化,会让飞行员的身体承受巨大的压力,可能导致死亡。为此,美国空军外科医生约翰·保罗·斯塔普自告奋勇,在一系列的极限身体实验中找出了答案。他设计了一个由火箭推动的雪橇,先驾驶雪橇将速度提到音速,再紧急制动,以探索人类耐力的极限。在7年的时间里,斯塔普尝试了将近30次,每一次制動时,减速的压力都压迫着他的身体,他曾多次经历眩晕、脑震荡、剧烈头痛、肋骨破裂、肩膀脱臼和骨折,更可怕的是,当运动的人体突然停止时,眼球还有可能冲出头骨,继续向前飞。

在1954年,斯塔普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时,他真的差点丢掉了自己的眼球,当时9个火箭推动他达到了时速600多英里,当他紧急制动时,他承受了破纪录的46.2G压力(相当于一头3吨多重的大象压在身上)。斯塔普在实验感想中写道:“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要被拽出头部了,我用手撑开我的眼皮,但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次实验造成了他眼球的毛细血管破裂,差点引发视网膜脱落,虽然他最后没有失明,但视力还是留下了终生的后遗症。

无论结果如何,这些自我实验都体现出了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无私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译自西班牙《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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