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命运多舛的国之重器

刘创

看到标题，相信很多人会说，写错了，这应该是我们熟知的司母戊鼎。的确，中国人几乎从小学课本里就都了解到了这只被冠名为“司母戊大方鼎”的青铜器时代的巅峰之作，相关的记载为：“1939年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重达875公斤，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1964年8月25日，我国发行过一套《殷代铜器》特种邮票，其中第八枚为“司母戊鼎”；2012年7月8日，我国发行了一套《国家博物馆》特种邮票，其中第二枚“馆藏文物——鼎”，图案也是司母戊鼎。

那么，这个仅从重量上就绝对堪称国之重器的大家伙又经历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曲折故事？司母戊鼎怎么又变成了“后母戊鼎”？

1928年，殷墟被发现，这个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商旧国重见天日，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玉器及青铜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便是从这里被挖掘出来的，安阳成了中国最著名的考古之乡。随着小屯村的挖掘工作不断开展，附近的村民们也尝试着在自家菜院里四处挖掘，以期有所发现，一夜暴富。

1939年3月，还没到春耕时节，农闲在家的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带着镰刀和插铲（俗称洛阳铲，一种古时盗墓者的勘探工具），佯做采草药的样子在村子里“下铲”。他来到邻居吴培文家的祖坟地，一铲下去，插到十几米深时，原本松软的土层却再也插不进去了，他费力地取出插铲，发现坚硬的铲尖前端竟然已经卷刃了。

直觉告訴吴希增，下面一定有个大家伙，他立即跑到吴培文家里，向其讲述了自己的发现。当天夜里，十几个村民聚集到吴培文家，他们合力向下挖掘了近15米，终于渐渐清理出一只体形巨大的青铜方鼎，但是这只鼎的体积实在太大了，这时天也快亮了，为了不惊扰别人，他们将浮土回填，决定当晚继续开挖。

当天夜里，一行人早早聚齐，并将原先挖好的方坑继续扩大。午夜时分，他们将这只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巨鼎周围全部清理干净，用准备好的摇辘轳拴住鼎耳试图将其拉至地面，但是绳子断了，辘轳也倒了，鼎却纹丝不动，这些绳子和工具根本无法让它移动分毫。

次日晚上继续。众人准备了更粗的绳子和更坚固的辘轳，将这只斜躺着的巨鼎一点点抬起，抬起一点便立即用碎石垫在下面将其扶正。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光初亮，终于将鼎抬至地面，不过这只鼎的一只鼎耳不见了，再下到坑里寻找，却一无所获。

这只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型方鼎就这样以独耳的残疾之躯重现于世。它112厘米长，80厘米宽，133厘米高，一千五六百斤重。当时不远处的殷墟已经被正规考古了二三十年，当地人也耳濡目染成了半个考古学家，人们一看就猜测这个大家伙堪称国宝，定是价值连城，但是如此巨大的古董怎样出手却成了问题。

上交国家？殷墟考古队因为日本人的到来早已停止了考古工作，所有人员都撤走了。这个大家伙明晃晃地放在这里显然也不行，人们更不希望这件国宝被日本人夺走。

北京古董商人萧寅卿开价20万银元的巨资有意收购，但条件是要求村民将其分成八块以便运输。

别说是20万大洋，就是200大洋也几乎是这些村民一辈子都积攒不下的巨额财富了，更何况夜长梦多，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必然要来寻宝。村民们经过商议、权衡利害，决定卖给古董商人，这样毕竟比流失国外要强。他们立即买来几十根钢锯条，当天夜里就开始了破拆工作，但是直到天亮，几十根锯条都已报废，也只是在鼎足上留下了几条浅浅的划痕而已。

吴培文性急地操起大锤，但10多斤的大锤相对于厚重坚硬的鼎壁不过是在挠痒痒。气喘吁吁的村民们决定先对相对比较薄弱的鼎耳下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终于将仅剩的那只鼎耳敲了下来，但是面对厚实坚韧的鼎壁，村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进一步地拆解，而萧寅卿也因巨鼎过于笨重，加上当时日军封锁，整体运走完全不可能，最终放弃了收购。

村民们发现了大宝贝的消息不久之后就被日本人得知，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气势汹汹地带着部下到吴希增家搜查，但是鼎并未在吴希增家里，他家里只保留着一只被敲下来的鼎耳，因为体积小，被他细心地藏好，并未被发现。

村民们当夜立即行动，在吴培文家的马圈里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坑，将大鼎埋了进去，并将另一只小号的青铜鼎买来以掩人耳目。日本人第二次来搜查的时候，他们就故意让日本人发现这只同样产自殷商时期的小鼎，日本人相信这便是前阵子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只刚刚破土而出的鼎，喜滋滋地带上它离开了。但是因为这两只鼎体形差别太大，吴培文等人生怕日本人发现他们玩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惹祸上身，当夜便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巨鼎一埋就是八九年，村民们都绝口不提这事。抗战胜利后，安阳县古物保护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偶然听到了这段传奇，于是上报国家，请专业考古人士前来组织开挖工作。鼎挖出后，曾于1946年7月在县古物保护委员会所在地展出，《中央日报》还专为此次展览进行了报道。

第二年10月，国民军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派专人将这只巨鼎运抵南京，交国立中央博物院接收。1948年，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联合展览，这件堪称中国考古史上重量第一的国宝，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对外展出，还留下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合影的宝贵照片。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的时候，曾想将其一起运走，但因它实在过于笨重而最终放弃。这只鼎由南京博物院保管了10年。南京博物院仿照残存的一只鼎耳的形制给其配上了另一只鼎耳，并于1959年将其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件穿越数千年历史风云的商代巨器终于在流离多年之后，找到了一个现世安稳的柄身之处。

这只巨鼎不仅重量惊人，铸纹也精细绝美，以商代的铸造冶炼工艺，没有两三百人的熟练合作根本无法完成，它代表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后，郭沫若带着团队对其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并发表学术报告称鼎内壁上的铭文为“司母戊”三个字，应该是商文王“丁”为了祭祀母亲“戊”而专门铸造的。这尊历经沧桑的国之重器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司母戊大方鼎。

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考古资料的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专家提出，“司母戊”应该是“后母戊”才对。在殷商时期，“后”为君主的代称，“母”是母亲，“后母”并非是继母之义，而是“君主的母亲”，“戊”则是君主母亲的名字，而在当时的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既然此鼎为“商王之后”所铸，那么“司”字在这里便应读作“后”字。

2011年3月底，经相关部门发文，这件国宝级的青铜方鼎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鼎”。于是，我们从小学课本里认识的那只司母戊鼎便重新恢复了它最初的名字，也为它历经千年的传奇故事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