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改革故事

2019-05-16 10:50高尚全
读书文摘 2019年5期
关键词:计划经济中央建议

高尚全

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发表了一篇我的文章叫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两个故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个案例是,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无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待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一千四百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得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

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 《人民日报》 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用表示赞赏的口气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

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因此鱼少价贵,广东人吃不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鱼多起来,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就多了。所以在起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 《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同意后,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 (现在叫西苑饭店) 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反映给中央决策者。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1984年10月20日,在正式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

1997年,我参加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党的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革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温家寶同志亲自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家宝同志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后来把人权写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

我在参加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国家投资,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做了调研: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元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它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审批经济是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的。华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有好的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发展与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

关于“陈卖光”的故事

山东诸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很多,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给陈光扣上“陈卖光”的帽子,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我讲完后一位同志起來提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来衡量。我看到一份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在偷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与小偷做斗争;装作没看见;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做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没看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

关于三个“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个“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参与起草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的时候,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我当时讲了四条。如果这样定位,四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没有私人经济。为什么垮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为什么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30%到35%。但是没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第三,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过去国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国有经济比例很低。但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老百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以财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税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要低得多,但是没有说越南是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四条是不好解释的。为此,我向中央提出了 《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是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三是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三点建议中,重点是三个“民”。我说我们历史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核心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要把民生搞上去,我们党为什么很注重民生问题呢?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

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了。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我特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表达了这个看法。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及时作了批示。

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

过去中央作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3年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我有幸都参加了。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多年了,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2013年5月给中央提出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有三个内容:

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二是 《决定》 的主要内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路线图。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议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为了减少阻力,我提出来“三个率先”: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个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导干部公示。第三个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是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是你有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三是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过去中央起草三个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实不到位,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要机构。因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第二次,7月我向中央提出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网站,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呈送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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