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控诉战争最好的人证”

每年清明前后，山东省高密市草泊村总会热闹起来。3月29日这天，又有一批穿校服的学生来了，孩子们高举着旗子排着长队说说笑笑地走到村西一栋一层半高的民宅前停下，宅子西侧的“刘连仁纪念馆”是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们将在此了解二战期间被掳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

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在2009年编撰的《高密村庄大典》上这样记载草泊村：“位于城区西南方向约50华里，镇驻地东8里，聚落呈长方形。村东有北水南调沟渠一条，扬水站一座。沟东现建有刘连仁纪念碑。本村村民刘连仁，1945年被强掳日本做苦役，受尽百般凌辱虐待，逃进北海道深山，度过13年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1958年被人发现，返回中国。他是日本法西斯摧残亚洲人民的活见证人。”

78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颁布《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到日本国内的决议》，“以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此决议改变了草泊村村民刘连仁的一生。又因他近乎传奇的生存遭遇，使原本籍籍无名的草泊村成了抗战史上有关掳日劳工的重要地标。

村里的老人还记得当年刘连仁回归的盛况，村里像过年办喜事一样热闹过好一阵儿，各地人纷纷前来拜访，当有日本来的散客用蹩脚中文打听“刘连仁”时，热心村人都帮他们指向村西南边的那座小屋。

而今那小屋就是这栋一层半高的民宅，刘连仁去世后，2006年，经中日友好人士共同资助，在宅子的西侧建起了上下两层的“刘连仁纪念馆”。这个像农家小院一样的纪念馆里放满了与刘连仁有关的资料物品，刘连仁76岁的儿子刘焕新负责纪念馆的日常。刘焕新告诉《方圆》记者，自己每天在两种身份里转换，在东院他是照看孙儿的爷爷，但是在西院，他是民间组织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的执行会长，是父亲那段历史的宣讲人。

那些老人们

今年元宵节，《方圆》记者第二次来到草泊村，拜访刘焕新一家。新年是他最不想过的日子，因为严冬是对那些还在世的受害劳工们最大的考验。一通来自河北的电话打来，先是祝他节日快乐，互相问候了身体后，对方带来了沉重的消息，“中国劳工联谊会的老会长李良杰去世了，大年三十走的”。

“我也买不着票了，你代表联谊会给他送过去花圈。”刘焕新难掩心痛地说。

“幸存的受害劳工真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少得用指头都能数过来”，放下电话，刘焕新向《方圆》记者说起那些老人。他提到在北京的赵宗仁，“今年应该90岁了”，刘焕新曾提出让他当联谊会的代理会长，老人觉得自己活不长了，拒绝了他。

2019 年元宵节这天， 刘焕新在刘连仁纪念馆二层阁楼里整理各地友人写给父亲的信件。（摄影/方圆记者 毛亚楠）

他想起山东诸城的王子安，1944年，18岁的王子安在同日军作战中被俘，后发往日本北海道煤矿当劳工。在经历了被俘遭毒打，忍饥挨饿，矿井下采煤遭塌方等苦难后，终于熬到了日本战败，回国后继续当兵。刘焕新说王子安有副热心肠。1979年，山东幸存劳工还有500多名的时候，刘焕新把全国幸存劳工的花名册交给他，让他做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的会长，没想到他花时间把山东幸存劳工一个个从花名册里挑了出来，“他们来自哪个县，这个县里有多少名，他分得一清二楚”。可今年刘焕新去看他时，他耳朵一点也听不到事情了，还得了间歇性脑萎缩，开始犯糊涂。

去年7月，隔壁村的受害劳工张同升也去世了，这个刘连仁曾经在北海道矿上的“拜把兄弟”，去世时无声无息。还有更多的人甚至无法体面地生活。刘焕新曾去山东郓城给一个幸存的受害劳工送去善款，老人住在黄河边上，接过刘焕新给他的钱，甚至不识百元钞的模样。

父亲刘连仁

“我经常想，總有一天，我会怀揣着一大把靠我自己劳动挣来的、变成了世界性坚挺货币的人民币，坐上一艘船，沿着日本人当年押运中国劳工的航线，到达北海道，按着爷爷在数百次谈话中描画出来的路线，在一个面对大海的山上，找到爷爷栖身十几年的那个山洞”。这是作家莫言所写《人与兽》中的一段，讲的就是以刘连仁为原型的故事。

没去过日本之前，刘焕新也无数次想象过这个画面，北海道原始森林的山洞里，藏着自己的父亲，他到底是如何在里面冬眠一样苦熬过13年？

14岁之前，刘焕新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告诉他，在他出生前的40天，父亲就被日军抓走了，没有任何音信。为纪念父亲，家人给刘焕新取名“刘寻”，意为寻找父亲。后来觉得寻不到了，就改为“刘盼”，是希望父亲有天能突然回来。再后来，刘焕新到了读书的年纪，老师知道了他的情况，觉得“寻”和“盼”都有被动的意思，挺消极，不利于他成长，便将其名改为“焕新”，是“焕然一新”的意思。

刘焕新跟着祖父母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1958年刘焕新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才回到自己身边，也就在那一年，父亲成了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刘焕新这才知道了父亲的故事。

1944年9月，刘连仁在庄稼地里被日军强掳到了日本，到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煤矿做工，受尽了磨难。“劳工们每天重复繁重的劳动，天不亮就要去上工，天黑才回来，两边不见日头。”“完不成定量，不但不让吃饭、休息，而且还会遭到鞭抽、皮靴踢，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矿井塌方更是家常便饭，轻伤逼迫你去上工，断腿折腰了，就把你拖到一边，根本不给治疗。”

“为了活命，不断有劳工逃跑。真的有3个人逃出去了，可是北海道处处积雪，跑到哪里都会留下脚印，他们很快就被日本人抓了回去，当着大家的面，对三个人施以棍刑，起先他们还能大声惨叫，慢慢变成低声呻吟，再后来就没了动静。”

尽管这样，刘连仁逃跑的念头一刻也没放弃。他同其他九名难友组成同盟，打算找准时机发起暴动，齐力逃生。半个多世纪后，刘焕新从张同升那里见到了那张当年立誓同盟的纸张，非常时期里，这张纸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要被迫害致死，在那个监视十分严酷的时期，这张纸的分量已经超出一个人的生命。1945年7月底，刘连仁和其他四人通过粪沟逃生，5个人跑出来后，有3人在日军拉网式围捕下被抓回，几个月过后，又有1人被围捕抓走，最后只剩下刘连仁一人逃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里。

发现穴居野人

1991年，32岁的刘焕新陪同父亲去到日本故地重游，第一次体会到了北海道零下40多度的彻骨之冷，“天气善变极了，云彩来了飘下雪粒子，云彩走了露出了太阳”。父子二人去到石狩郡当别町奥之泽的山里，想去当年的山洞那里看一看，但因环境恶劣，走上几步就无法前行。“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活过13年啊？”刘焕新不由得问父亲。对刘连仁而言，山洞里的13年，是动物一样的13年。

北海道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没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刘连仁就在两个山头中间找了块平地，挖了个洞。挖完在上面盖上竹子填上土，还在边上留了一个三角形的小门。这个洞从顶上踏平，与外面的冰天雪地融为一体，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进了洞，就整天闷在里面不见天日，既躺不下又站不起来，只有不分昼夜地坐着，除了外出找食物，刘连仁不再出洞。他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年深日久，睡眠习惯被打破，有时不是不想睡，只是怕一睡不醒。

海草、海带和草根都曾是他的食物，实在饿极了，他偷过海边窝棚里的土豆和萝卜，因为长期没有盐吃，他一度变得四肢乏力，靠喝海水解馋。13年里，没人和他说过话，他的语言功能基本丧失，穴居习惯也致使他双腿变形，不能正常走路了。

1958年2月8日，刘连仁的穴居生活被一只逃跑的兔子打破，日本猎户袴田清治上山打猎，在追那只兔子时发现了刘连仁的雪洞。意识到行踪暴露，刘连仁待猎人走远后，从洞口爬出便跑，可彼时山上积雪深重，他跑了一个晚上，只走了四里多路，后因天寒而折返回洞。9日里，袴田清治到当地警察局报案，说是在奥之泽的山里住着一个野人，随后，袴田清治带着两名警察找到了刘连仁。自此，他13载的非人生活从此结束。

刘焕新后来从当年《北海道时报》所登照片中看到父亲被发现时的情景，父亲身上的打扮非常奇怪，穿一件破旧暗黑色军用美式大衣，上面沾满烂泥，大衣里面没有别的衣服，用一些破布破纸裹在身上，脚穿一双破得不成形的高筒胶鞋，裸露着的腿冻得发肿，青一块紫一块，因为溃烂还在淌水。他被抓时的那个眼神让刘焕新极为疼惜，“有人的迷茫和动物性的恐惧在里面”。

当时的《北海道新闻》称刘连仁为“非法入境者”，幸有旅日华侨席占明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红十字等组织的救援，刘连仁才得以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1958年4月15日，天津塘沽新港，14岁的刘焕新人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刘焕新说，欢迎的人群簇拥着头顶黑呢帽穿一身灰西服的父亲，“那感觉如英雄降临”。

命中注定的责任

回归后的刘连仁先后多次担任当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并应邀前往部队、学校做报告。时至今日，高密境内七八十岁的老人仍记得当年听刘连仁作报告时的场景，“他长得人高马大，一看就是能在绝境中求生的体质，他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1963年，19岁的刘焕新被父亲送到了部队，“父亲的意思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我当兵既是为小家，也是为大家”，刘焕新说。

转业后的刘焕新被分配到高密县供销社，担任工会主席等职。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年事已高的刘连仁向儿子表达了一个心愿，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向日本政府讨回一个公道，“因为我就是控诉战争最好的人证”，父亲说。

“战争在他身上的痕迹非常明显，他经常夜里惊醒，以为还是在那个绝境中的山洞里，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他的睡姿也久久改不掉，只有蜷缩着才能入睡，”刘焕新向《方圆》记者回忆。

82岁的刘连仁坚定了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决心，“赔偿于他而言已无意义，他想要的，是千千万万像他一样受害者的尊严，是历史的真相，是和平的意义”，刘焕新说。从1980年起，刘焕新先后陪同父亲去过日本4次。2000年刘连仁辞世，刘焕新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继续走在一条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的荆棘之路上。国内的幸存劳工们推举他为劳工联谊会的执行会长，与掳日劳工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找他商量，刘焕新认为这是自己命中注定的责任。

在刘焕新家里，《方圆》记者看到两张地图占了整整一面墙壁，一张是中国地图，另一张是日本地图。他说他从1989年开始挂着，上面被他用醒目的红笔勾画出一个个地址，以表示他去过的足迹。父亲因作报告走了一半的日本，他现在只有冲绳岛没去过。

在国内，他在全国范围内联系幸存劳工，建立起160多个劳工联络点，他们之间互相联系、互帮互助。在日本，他每次前去，都会到曾经留下中国劳工血汗的地方走一走。从1991年到现在，刘焕新往返日本68次。去得最频繁的一年是2001年，因在那年7月里，父亲的案件一审胜诉，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赔偿刘连仁2000万日元。就在人们对刘连仁案件的二审胜利充满信心时，2005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竟然推翻了刘连仁案的判决，驳回诉讼赔偿请求。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更是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國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为由，彻底拒绝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一切赔偿诉求。中国外交部曾对判决作出强硬回应：“该判决（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

一个人的纪念馆

为了便于人们了解刘连仁的遭遇，了解二战期间被掳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2006年9月2日，刘连仁纪念馆在刘连仁故居西侧建成。刘焕新告诉《方圆》记者，建馆资金由中日友好人士共同捐助，各地劳工也出了不少的力。这座小院共115平方米，分三个展区，第一展区是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罪行，其中包括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劳工掠夺、日本对华北等地的劳工掠夺及掠往日本之中国劳工三部分内容;第二展区是未结束的抗战，包括十年来劳工对日诉讼的简介;第三展区介绍刘连仁生平。

展柜里放置两块煤块，刘焕新说是1991年父亲从日本带回的，那次父亲带他重返明治矿业所昭和煤矿旧址，在那堆瓦砾碎石之地拾得。那时候刘焕新说自己对日本只有恨，当他站在见证当年罪恶的建筑之前，想到的全是父亲饥饿、劳累、遭毒打的画面。

但当他们父子二人回到了宾馆，他同时又感受到另一种复杂的情绪，“我发现日本普通民众对我们都非常友好，当年发现我父亲的猎人袴田清治以及救助过我父亲的日本警察上野吉也都赶过来看我们。甚至有个曾参与上山抓刘连仁行动的人走过来向我们道歉”。当时，在北海道新闻大厅，日本华侨总会组织了个市民集会，当别町1万多人，有六七百人都赶来看刘连仁。刘连仁是那段历史最好的说明，人们期待见到这位传奇人物，听他讲讲当年发生的事情。

这些年来，刘焕新在这座馆里也接待不少日本人，“年老的居多，大都是知道那段历史的人”。老人们组团前来中国旅游，顺便来馆里看看。

草泊村人看到大巴车里下来一群互相搀扶的高龄者，“不理解为何这么老了还要出来远行”。刘焕新明白，这是普通人热爱和平的心意，岁月流逝消解了恩怨，留下一生的情谊。“哪怕是村里人送给他们一抔土，他们也会细心地收好，表达着感谢。”

在纪念馆的二层里，一张矮长桌上放满了人们写给刘连仁的信件，很多都是从日本寄来的。其中《方圆》记者看到，札幌启明中学寄来以刘连仁故事为原型的课本剧，刘连仁还给他们回了信。刘焕新说，这些年里，日本市民运动的参加者都要将亚洲各地的战争受害者请到日本，召开聆听历史证言的集会，刘焕新自己就曾在日本母亲节大会上，做了一场有万人规模的讲座，这些都说明人们意识上的一种变化。

这几天来，离家往东500米距离的刘连仁纪念碑也热闹起来，两位志愿者将碑石上的文字重新描红，孩子们在碑的前后合影留念，触摸花岗岩上石质的红斑和碑前的兽头雕刻。碑后88棵象征老人在世年龄的绿松在春风里摇曳着，一切生机盎然。

对于未来，刘焕新是乐观的，也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乐于这些孩子们的到来，他给他们讲故事，其中不乏轻松幽默的描述，用一种更易被孩子接受的方式串联起过去和当下，将父亲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植于每个年轻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