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

2019-05-26 14:27
世纪 2019年3期
关键词:温家宝生产队干部

编者按: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吃饱饭活下去,摸黑集聚村西头一间茅草屋,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上述内容的“大包干”协议。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的宣言,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改变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命运。40年来,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首往事,作为当年小岗村的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仍是感慨万千。本刊特选刊其口述《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一文,重温敢想敢干勇于实践的“小岗精神”。

据悉,此文已收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安徽凤阳、肥西农村改革亲历者口述史》一书(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即将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

我叫严俊昌,我今年77岁,属马 (1942年生)。我就是凤阳本地人,我有六个儿子、两个闺女、九个孙子、五个孙女、三个重孙子和四个重孙女,一大家有几十口人呢!

我这个生产队长的头号任务:让小岗村百口人填饱肚子

回忆当年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基本上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群众的生活被破坏了,政府的大好形势也被破坏了,到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三年困难时期小岗上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我当时才十八九岁,我没有饿死掉,可以说什么都吃过的,那真是从死人窝里爬出来的。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了很多人,就解散了过去“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劳动形式。人都饿死掉了,还一天到晚搞假大空,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大锅饭不能再吃了。当时有个妇女,她家丈夫、孩子都饿死掉了,她怨天、怨地、怨我们的党的干部,她说我们家男人、孩子饿死掉了,干部家的老婆怎么还能生孩子呢?她恨得说,我如果有能力,我把干部家的孩子肉割来炒着吃。我(听到她说的这些话)头皮都麻了。我说天啊,一个女同志为什么能恨到这种程度?我哪天如果能当上干部,我要死在群众的前面。干部搞特殊,没有死掉,活着他会受到人民的痛恨,这是一种阶级恨。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根本不答应。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还要处什么对象。

1961年我成家了,我家属她确实可怜,兄弟姊妹都饿死了。我当时跟她说我不能和你成家,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跟我在一起早晚还是会饿死的。她说,天下老鸹一般黑,我跟哪个在一起不挨饿呢?我有了丈夫,我就有了依靠。我能够死在丈夫面前,我就知足了。我一听她说得这么惨,我不能再拒绝了。她搬过来,到我这一件衣裳都没有。那时候一人才发三尺布票,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有一次我老婆饿得在家直接瘫掉了,我马上抓了一把面,放点水搁锅里搅搅,搅点面糊子,喂她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她爬起来了。

毛泽东说过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那时候小岗生产队为什么干不好?关键是“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形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在这种生产形式下勤劳人受打击,懒汉受表扬。为什么懒汉受表扬呢?小岗上年年不断有工作组来,但是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来抓形式,搞一些形象工程。我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我当干部,坚决不搞特殊化。因为我不愿意搞特殊化,所以我后来不当生产队干部了。

1977年底,庄稼还没收完的时候,梨园公社有人找到我,问哪个是严俊昌?我说:我又不是干部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小岗这一两年的生产还是不行,担子你还要担起来,我们了解了,你当干部不搞特殊化,你又不能去要饭,那还不给你饿死了,你这次再干两年(生产队长),你全家的生活,我们公社包了。我说我要当生产队长,我就不要你包,换句话说,我要你包我全家的生活,我吃饱了,我挨群众骂。我不要公社给的任何特殊待遇。

(再次当上生产队长后),我就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救活小岗这一百多口人?有次开会,有个老头说了,要么一家伙干(指直接把土地分到户)。我说如果把土地分到户能把生产干好,那我们就这样干。又有老头说了,俊昌这个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的车子朝前滚,你如果这么干,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我说,只要能干好,管他车子朝前滚朝后滚,只要能滚饱我们大家的肚子,哪怕拉去杀头,我能看到你们吃到一顿饱饭,我也认了。我说,你们这几位老年人都代表着某一个家族,比如你姓关,你姓韩,你姓严,你这一门下现在划成两个组,两个又分成四个,四个又分成八个,就这样彻底把地分到户。当时严立学的父亲严国昌说,俊昌你这个马没有笼头,马去掉笼头只是野马,你认为你的命不值钱,你死掉一了了之,谁来帮你照顾你的家属和孩子?我说,你的情意我领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死,我也保不住我老婆孩子了,不但我一家保不住,我們小岗上的孩子都保不住了。孩子们在家里书都没法念,一天到晚在采野菜,采好野菜,都蹲在地上叫苦。有一次杨家英(音)家两个女儿没采到野菜,被打得很惨。我说杨家英啊,你倒是作孽,你给她们打得半死,你想想你能忍心吗?他说俊昌,你看我们连菜汤都没得喝。我想想狠下决心,坚决走这个路(整理者按:指分田到户)。我把我的命交给人民、交给党。如果我被逮去,我就问我身犯何罪?那反过来说,我们一天到晚逃荒要饭,连裤子都没得穿,这还能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后来严国昌说,你召集十八户来开会,就说如果分田到户的路走不通怎么办?他说枪打出头鸟,你是生产队长,万一这条路走不通倒霉的是你啊!

顶着重重压力分田到户,终于尝到甜头

后来我就按照严国昌说的(召集了18户来开会),大家说如果我真的坐牢了,或者枪毙了,他们(负责把我的孩子)养活到18岁。我问大家如果分田到户的路走不通,你们会不会后悔?大家说不后悔。之后大家就按了手印。我说,我们这么干是违背党的政策的,但是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我们把生产干好了,第一个不能忘记国家,我们小岗过去每年上交国家的任务是1800斤粮食,我们首先要完成国家的任务,第二个要留足集体的,第三个才是我们自己,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说没意见,我们既然把生产干好了就不能忘记党,要踊跃地把粮食贡献给国家。之后有人说了分田到户的事情任何人不能讲,家里亲戚朋友都不能讲。你如果讲出去了,我们一季都没干完,一顿饱饭还没吃到,就倒霉了,这多冤啊!所以大家都发了誓,小岗的土地就分到户了 。

从1979年的春天我就开始号召,哪怕在家吃树皮、啃树叶子,也要把生产安排下去。我们号召群众有一分钱都要拿去买种子,那年我们种了有100多亩花生,花生和山芋长得非常喜人,邻队一看,小岗生产队在干什么呢?有次开生产队队长大会,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找到我,说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当时我吓得心里直打怵,这么多生产队长为什么就偏偏找到我严俊昌呢?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张明楼说,邻队有群众反映说你严俊昌把土地分到户了。我说你听他们扯,我长几个头,我敢把土地分到户。第二次开生产队长会,我不说实话不行了。张明楼说,俊昌我了解清楚了,邻队说你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今天的会议你不说实话,口粮、牛草、种子,都没有你严俊昌的。我说那你不给我,我想要也要不到。

回去之后,我再次召集这十八户来开会,我说从今天起国家的救济我们是没有了,我们如果要想吃国家的救济,就要把田重新拢起来。其他人都说,我们不要吃救济。我说如果把我们生产队的两头牛拉走了怎么办呢?大家说,牛拉去,我们就用大锹挖。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看到我,说严俊昌同志你要向党说实话,你一天不说我就看着你一天,你严俊昌是跑不掉的。就这样连看我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说实话了。当时张明楼吓死了。我说你放心,就算杀头我也不会牵扯你的。他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我是一级政府,我跳进黄河、跳进大海也洗不清啊!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之后凤阳县委陈庭元书记来小岗了,当时我们老百姓一听说县委书记要来,就感到很惊奇,过去哪能见到县官老爷?陈庭元亲自到小岗来调查,问群众,群众也不敢说,因为之前都发过誓,赌过咒的。最后我们大队会计向陈书记汇报,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陈庭元叹了一口气说,小岗让它干到秋,试试看,干得好,我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我立即收回来(指收回集体)。有群众说了,陈书记,公社张明楼书记没给我们种子和口粮,我们吃树叶、啃树皮熬过来了,这没种子怎么办呢?陈庭元指着张明楼说,你赶紧给他们种子。我就跟宏昌说,赶紧跟会计去梨园公社,只要一个指标,开个介绍信,就能到粮站把种子提出来了。

天时地利人和,那一年(指1979年)小岗干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非常的喜人。邻队的群众看见都说,小岗生产队是彻底过上好日子了。开生产队长会,邻队队长请示张明楼,我们能不能学严俊昌把土地分到户?张明楼说,严俊昌是陈庭元批(准)的,你们能找到陈庭元批(准),我都批(准)你。后来陈庭元又到了小岗,看到庄稼长得这么好,满脸都是笑容。有一天我到家之后,我把饭煮好,去场上晒草。陈庭元到我家舀了几碗饭,炒了菜喂小孩吃饱了,到场上去找我,说你家小孩我都给你喂饱了。这么好的书记要是倒霉了,我严俊昌死也闭不上眼睛啊!我看到分田到户这条路不被认可,我说陈书记啊,我们这个路是走不通的。陈庭元说没事,你大胆干。我看只有这样干才能解决我们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当时国家没有分田到户这个政策,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整理者按:指“张浩来信”事件。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读者来信,同时发编者按语,支持张浩的观点),把小岗说得那简直就是现行反革命。陈庭元过去也被打过右派,也倒过霉。当时因为这件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反对社会主义,拉社会主义倒车。这时候县里来查了,说我命不该死,天时地利人和,王郁昭来小岗了。

王郁昭来小岗的时候,我们的粮食已经全部收回家了,我家一间小茅草屋子,粮食、花生、山芋干堆得床底下都是,堆得家都进不去。王郁昭找到我家,他说你是不是严俊昌?我说是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处看看呢?我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你不要问我哪里来的,你可不可以带我看看?我说可以,我带你看。看了几家之后,他回去开了常委会,说,我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了,他现在是自己救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定严俊昌的罪?如果要定严俊昌的罪,那我们党的江山就打错了,我们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严俊昌这个生产队长是自己救自己,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他有什么罪?第二次王郁昭又来到小岗,说为什么头一回来你问我,分田到户这样干行不行?我没有给你答复。那是因为我没有开常委会。我这次通过了常委会再来找你,你就可以说是王郁昭叫你这样干的。

万里同志亲自来小岗调查,交待切不能说假话

后来王郁昭又去找了万里,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万里有点不相信。王郁昭说,万里同志,小岗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也确实把生产干好了。万里说好,我到凤阳小岗去看看。万里没来之前,陈庭元找到我说,俊昌,据说万里要来。突然有一天(整理者按,应为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了,去了严宏昌家。陈庭元跑到我家门口,说俊昌赶紧走吧(指到严宏昌家见万里),万里同志到了。我当时腿都吓得直打颤。后来我一进门,看到万里很和蔼,我心里就不害怕了。万里问你今年多大了啊?我说我37了。他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呀?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说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他说你过去当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当生产队长好当呢?我说万书记,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他说为什么呢?我说群众都出勤不出力,我这个生产队长铃都打烂了、哨子都吹烂了,也找不到人去地里搞生产,大家都逃荒要饭去了。他说你现在当生产队长好不好当呢?我说万书记,现在好当,我自己也不要督促人家了,我可以甩开袖子干我自己的了。他说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干好呢?我说万书记,不管天灾人祸,我有把握不再吃国家的救济粮,我可能还对国家有所贡献。万里说,对国家还能有贡献,那能干。我说万书记你能不能批准我们多干几年?万里说,我批准你干三至五年。我们打江山,就是讓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都饿死掉了,怎么死的?说空话说死的。后来我又说了,万书记你批准我干,你能不能给我个红头文件?我问万里要红头文件把万里搞得为难了。我当时不应该问万里要红头文件的,要得万里心里难受啊!他也是为了人民,他也是冒了险的。万里说我没有红头文件,但是你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你是光荣的,历史会给你平反的。当时他上了车,摇下了玻璃窗,跟我们强调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切切不能说假话,人是怎么饿死的,吹牛吹死掉的。第二点是要搞好养殖业。第三点强调户户最少要留一年的余粮。他说为什么要留余粮?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把粮食卖空掉了,没余粮了,你还能吃得安心吗?

我们刚刚把生产干好,基层政府就开始乱摊派、乱收费。农民辛苦地种粮食,结果把粮食卖掉的钱还不够缴费的。眼看我们的生活就要被一级政府搞坏了。我不识字,我找人家帮我写了封信到中央,交给万里,万里一看,就派温家宝来调查,温家宝没来之前县里就找到我了,说老严你不能说实话,你如果说实话就把我们集体搞毁掉了。我说我不讲假话。他说不管你说不说假话,到时候不安排你说话。我说那我不说了。他们骗温家宝说小岗的路走不通,温家宝说,小溪河镇通不通呢?他们说小溪河镇通,温家宝说,那赶紧把老严给我接来。当时没安排我发言,安排了三个人发言,分别是燃灯公社的大队书记,雁塘头生产队的政协委员吴凤启,以及严宏昌。到最后他们都发言结束了,温家宝说,我来不是听其他人发言的,中央有几个老同志一定要我找到严俊昌。我问有没有时间了?温家宝说,准许你把话说完。我就谈了乱罚款、乱摊派的事,当时温家宝走的时候说,严俊昌提的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温家宝回到中央,中央问到,你有没有到小岗?温家宝说没到小岗。又派姜春云到凤阳县,把我叫到了凤阳。之后我那份税费改革的材料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国家实行了税费改革。税费改革以后,不但不要农民交税了,还反哺农民,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所以说我们国家这四十年来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在1995年8月的时候,我硬是被调出生产队了。头一回调我,我不愿意去。结果后来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接受党的分配,就把我跟严宏昌两个全调出小岗生产队了。我被分配到了小溪河镇的农委。后来江泽民来小岗,我就接待了江总书记。江总书记说,老严怎么能调出去呢?这个大包干就是老严搞的,你们给老严调走了,那换句话讲你们还要搞大包干吗?就把我俩又搞了回来。

(题图:农业“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举办文艺演出)

(本文访谈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由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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