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故土

李璐

一 萧红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昨天才读到萧红的这段遗言。站在萧红本人已不存在的时空里，踩到脚下的土地，享有着生命所能有的种种感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精神，感觉着微风和微阳的我，有拿起笔把壅塞在心中的不成形的形象塑一个形的冲动。“童子何知，躬逢胜饯”，粗疏浅陋如我，莫名其妙骤然得了生命的胜饯，吞吐呼吸着深情聪慧的往世作家含着深憾不能继续感知的空气，如果由于懒惰或恐惧，不把如蜂酿蜜那一点点可怜的蜂蜡说出来，似乎是不能原谅的。萧红“不甘、不甘”的遗憾的痛苦，也绝非“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概括性的描摹所能比拟。何况“出师未捷”算什么，历史上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种“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的未能将所欲倾诉的话语吐尽的痛苦，春蚕丝未尽而死的个体的痛苦，才是真正痛入心肺的。

我读萧红的作品并不多，读过《呼兰河传》，以及一点儿《生死场》，一点儿《马伯乐》。《呼兰河传》大概是十年前读的，里面的情节大多不记得了，而萧红的叙述调子，那种一生吃过很多苦、接近死亡的时刻重回童音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天真浪漫其实又是哀伤九折地回忆她童年时所见的人和事，让我如同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喝到了世界上最好的酒，哀哀地不能忘记了。仿佛有一个读小说的“我”，如卷入龙卷风样卷入萧红《呼兰河传》的情绪漩涡，且一直沉醉地留在那里了。

《呼兰河传》写于1937年10月到1940年12月，确是萧红临近死亡的时刻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东北，萧红便再也没能回故土。她怀着深情，在武汉，在1940年快沦陷的香港，回忆童年和少年时的生活，写“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的故事。文字中自然内蕴的怀念与哀伤，让人读着读着，就在并不一定是描摹悲伤的段落停下来，仰起头想擦擦眼睛。读完《呼兰河传》，我的总体感受是，《呼兰河传》第三章，她描写祖父家后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萧红创作与人生的核心——

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萧红对自由的追求，也跨越一百年的时空，在读者的胸腔内嗡嗡地振动。

二 北方的雪与“动力区”

2019年1月，我第二次踏上哈爾滨的土地。这次，是凤凰网黑龙江频道与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共同组织的“冰雪行”。又要走进萧红的故土了。杭州彼时也正是冬天，快过年了，运河的水流动得比往常更缓慢，掉尽了叶子的柳条在风中瑟缩，一丛丛小灌木摇晃着枝桠，更让人觉到冷了。看到哈尔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预报，虽然一边咋舌一边把最厚实的装备塞进行李，然而，在飞机落地停稳的片刻，听到机舱里响起“外面正在下雪，乘摆渡车的旅客请注意脚下安全”的提示音，还是倏然惊觉：原来我真的到了下雪的地方。

近中午泛白的光线中，雪花斜斜地飞舞，与周围人被吹乱的头发一起，勾画着风的动作。“下雪了！在下雪！”顾不得觉得冷，似乎也不怎么冷，只是被一种新鲜的感觉攫住。见到作家仉立国老师和凤凰网热情的编辑吴瑶，我似乎还在张口结舌地收纳着周遭的白色，已在通往市区的路上了。

车前的雪屑，在车行带起的风中呈现一个个扩散又聚拢的弧形，像满地一颗颗细小的珠子被一呼一吸的节奏推开、又收回。我想起“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只不过这不是水仙走在透明的水波上。兴起的水尘，是雪尘。北方的雪，这般不带水气、清爽利落。

广阔的平原，在车窗两侧铺开。大片大片黄褐色的灌木，分近景、中景、远景，间隔着一片片雪野。树木全都剩下骨骼，在白色与褐色的背景中，铮铮地站立。想起《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更爱冬天素净的白色的情节，像是觌面遇见了凝神静思的达吉雅娜，我不暇接地目睹窗外的雪堆、行道树、雪中的住宅楼。仉立国老师说：“这边一年大概有一半时间在冬天里。人呵，如果长时间看不到绿色，会抑郁的。所以我想看绿色的时候，就去南方看。”我心中似乎起了一“觉”：在“秋尽江南草未凋”的杭州，冬天的多雨、潮湿和阴冷，好像全盼望被一场大雪的洁白一扫而空。白色的雪，不论在审美上还是生活中，都打破了日常的一成不变，让熟悉的景物变成了仙境。我们的感官期待“陌生化”，陌生的环境会让它们如“刀刃新发于硎”，这可能类似于生的意志被激发的感觉。

抬头望见“齿轮路”的路牌，心说这个路名很有现代工业感，很快车便拐进了仉立国老师所说的“动力区”。据说，这个区集中着哈尔滨发电和锅炉、汽轮机等制造加工的大工厂，像是哈尔滨的心脏一样，为整个城市提供动力，才得此名。言谈中，得知仉立国老师和吴瑶都是“老哈尔滨人”，对哈尔滨主要地名的沿革、城市的变化，都了如指掌。并且，仉立国老师作为“70后”作家，与吴瑶“90后”的哈尔滨记忆，又有着区别，我听得饶有兴味。我一直很羡慕能在家乡生活的人，耳濡目染家乡的风土，琅琅说起“这边原先是什么，后来变成了什么，再后来又怎么样了”，仿佛让听者见到眼前景物在时间中“三叠纪”的重影，意味丰富。仉立国老师指点我看“哈尔滨电机厂”，只见淡黄色的小小的门，可以透过门看到门后大片开阔的空间：中央的大道，两边的行道树……很符合民国建筑的特点。哈尔滨这座时间悠久的城市，通过这小小的淡黄色拱门，仿佛向我投来绵邈的一瞥。

三 太阳岛上

以前模模糊糊听说东北的“太阳岛”，但我始终不明白，要怎么样热烈的阳光和海岸，才可以叫“太阳岛”这么一个仿佛充满史前传说意味的名字。所以，当何凯旋老师和张启智老师说下午去太阳岛的时候，我仿佛有去往南方的恍惚意味。

车上，何凯旋老师谈起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印象，说，“作品不尝试新方法、新技巧怎么行！现在的作品，这方面特别用心做得好的，比较缺乏！”于我而言，在关于作品文字、情节、结构、意旨的种种细切体察之外，仿佛穴道上提纲挈领地有金针一刺：若从探索新方法、新技巧的角度看，现在的作品，有探索的雄心和行动的，确实少之又少。在如今“现实主义”的呼声中，听到这么先锋气息的文学观点，我的精神一振。

车开入一个拱门形状的白色大门，我看到覆盖着厚厚白雪的松花江。现在已经不能叫“江”，它此时是一片宽阔的茫茫雪野。我明白了，“太阳岛”的“岛”，是指它是松花江上的一个河岛。我们跳下车，寻到一处下到河面的斜坡，走上松花江。

我不想戴羽绒服的帽子，因为戴了会听不清何老师说话。而不戴帽子那叫一个冷！看何凯旋老师也不戴帽子，似乎毫不为车外的低温所动，我想，这是习惯了寒冷的缘故，于是顶着冰棒样的头颅，继续往前。

完全不觉得脚下是江水。松松软软的雪地，陷进的鞋子毫无触到硬朗平面的感觉。松花江江面应该是辽阔的，远方隐隐绰绰、不足指甲大的小方块，其实是江对岸的高楼。宽阔的江面已然成了这一大片雪野。来玩的人并不多。一个人带着一只小黑狗，逗着它。小黑狗在雪地上也很快活，在雪窝子里跳来跳去。只是远远地，雪又吸音，听不见它兴奋的尖叫。

大概在车外一刻钟光景，回到车里，我感觉耳朵像太阳一样发热了。灼热的，还有点痛，有点痒痒的。我用手捏捏耳朵，只觉得比手的温度略高一点，也是温热的。怎么内在感觉上这么烫呢。我想，是分分钟生了冻疮了吗？我会有两片红红的速冻耳朵过冬了。不过再一刻钟过去，这种灼烫的感觉又渐渐消失了。

四 索菲亚教堂、冰糖葫芦和

露西亚咖啡馆

雪天的路，车开得慢。平时半小时的车程，大概抻长为一个半小时。天很快暗下来了。我想起2017年12月第一次来哈尔滨，也是大雪天。到达时正是黄昏，路灯黄黄的，我等公交车。雪覆盖了整个地面，看不见路上的标识了。顶着雪的公交车变得胖鼓鼓的，渐暗的暮色里，像张爱玲描摹末班电车的如同“迟到回家的孩子”，在地上划出弯曲的辙印。时间仿佛也鼓胀起来，一切变得不用那么着急。下大雪了么，该放轻松，回家休息着。记得那天穿着高帮的登山鞋，厚厚的羽绒裤，站在某一道车辙印里头。腿不冷，脚冷，直到换上有抓绒的雪地靴，脚脖子以下才不觉得冷嗖嗖的。

热气腾腾的地锅，各种佐菜。热的鸡块与蘑菇吸饱了汤汁，酽酽地烫着舌头。我见到了哈尔滨的诗人、小说家、学者、编辑和媒体人。热气蒸腾中，新的结识在对哈尔滨故事的描摹中延伸。我们一起去了索菲亚教堂。正中心“洋葱头”的教堂顶与它周围仿若卫护的四个尖顶生成典雅的造型，据说教堂可同时容纳两千人，而精美的设计使得教堂从外面看来，只觉其结构的精致优美。

俞平伯《陶然亭的雪》说游览的惯例“必终之以大嚼”。我们兴冲冲地一人拿了一串教堂前的冰糖葫芦。在冰冻的气温下吃糖葫芦，感觉山楂外裹着的，是真的“冰”糖。咬下去，唇上觉到山楂的冰，齿间感着山楂硬脆的酸甜，而關于“冰糖葫芦好吃”的感叹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也仿佛不能传播得很远，只在发声者身边震颤。

踩着广场上的薄雪，上车又下车，我们就到了中央大街。街灯让人想起“璀璨”这两个字，十步、二十步一个街口，一个街口一座冰雕。冰雕上蓝色与紫色的装饰小灯将雕塑映照得晶莹，又加了点神秘。迎面而来的一簇簇游人自带的兴奋气息大概形成了气场，让中央大街显得孩子似的生机勃勃，整条街流动着并不嘈杂的惊喜赞叹声。我想，声音可能也是部分地冻住了，所以不觉得它响。又想起2017年，我在这里爬上一座很大的冰雕马车照相。上去很容易，而想走下来时，就觉得冰的台阶百般滑。怎么爬上去时不觉得？

又走了一段，我们拐进露西亚咖啡馆。

从走进咖啡馆的那一刻起，便觉得眼睛始终寻不到一个稳定的下处。因为那么多可看的东西，那么大的信息量，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每一处物件都仿佛叫着：“看我！看我！”正对着门的咖啡馆墙上，是创始人尼娜·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一个手持书卷的俄罗斯少女。我们二三十人围着长桌坐定，听何凯旋老师和申志远老师讲述与咖啡馆有关的往事。当时听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也记得不是很分明，只记得那个谈话的氛围很美好。

松散闲适的聊天，我们听着听着会三三两两起身，在屋子里四处走走看看。满墙的黑白照片，有主人一家的肖像、咖啡馆历史照片、关于哈尔滨俄侨生活的文字回忆……咖啡馆主人中可能有一位很爱摄影，一个玻璃大橱柜里放满不同年代、大大小小的莱卡相机和镜头。壁炉、橱柜、俄式桌椅、钢琴、小雕塑、相框和画框……整个色调是沉实又柔和的咖啡色。在咖啡馆，始终感觉到信息量的巨大，每一个眼光所及，似乎都有四五层信息扑进来，来不及一一分辨清楚：吊灯、烛台、花朵、椅饰、天使雕塑、玻璃杯盏……各种装饰物层层叠叠的精美，让我感觉，俄罗斯装饰的风格之一是细密繁复，似乎它不想设一个重点，不想让一个走进屋子的人瞬间看到它的全部格局;它要足够丰富，要多声部的复调，要每一个细部都充满各种细节，让人赏玩和流连到无穷细微处……完全来不及细读咖啡馆屋角花团拥簇的几方小台桌上关于俄侨、咖啡馆历史的小说和新闻报道，直到几天后翻看照片，才有时间读钢琴上摆放的尼娜·阿法纳西耶夫娜的简介，诉说了非常年代，她为了保护这家咖啡馆付出的艰辛。

第二天，在伏尔加庄园展示的俄罗斯民居里，我也感受了同样繁复的装饰风格。譬如一进门，塑料模特身上的俄罗斯连衣裙便吸引我凑近前去：从衣领到胸口，到腰饰，到衣袖，到袖口，到裙身，到裙摆……一道道花边、一层层花纹，大小花纹毫无重样，而又形成图案上的某种呼应，融为一体。在旁细细看了一回，终于感叹自己的智力似乎不足以对它的所有纹样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只能先用照片“带走”。也第一次感觉俄罗斯人的服饰那么具有其“民族风”，就像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如彝族、傣族的服装具有他们的“民族风”。在这里，俄罗斯不以其国别、政治，而是以其“民族”的风格感染到我。屋子里，桌台上、橱柜上，大大小小、仿佛成套的陶制鸡鸭，花纹朴拙有趣。三个、五个、七个、九个一组的俄罗斯套娃，各种木头小雕塑，也是层叠摆放在精细的绣花台布上，形成装饰物的丛林，让人目迷。

五 萧红纪念馆

行程将结束时，回想起2017年冬天，我第一次到哈尔滨，住在红霞街附近。晚上走过街头，看到一处民国建筑改成的酒店，偶然读到店前的文字说明，才知这条街便是萧红曾住过的“商市街”。暮色里，酒店外依稀可闻酒杯交叠与欢闹的声音，我徜徉在这条街，想着，萧红的足尖，也曾踏过我脚下的土地;她的目光，也曾掠过这一方草木。会不会某一刻，我的脚步，重叠在她的足印上面？为什么先灵的生命逝去，又为什么山川景物还能仿佛不动声色地无殊异地这么存在着，而为什么过一百年了，我竟看到了这些？我为什么存在在这里？

但即使在那时，我还不晓得，萧红小说中那个“呼兰小城”，也在哈尔滨。走过商市街的第二天下午，我坐上一辆快车，犹豫要不要去“冰雪大世界”的时候，司机说，其实松花江对岸更好玩，那边是呼兰区。我叫了起来：“呼兰？”于是，接着，我坐车穿过了一座壮丽的大桥，桥名一如既往地忘了记住，桥下是雪的松花江。寥寥几部机械车停在“岸”边，远远地，一个人站在冰上，似乎握着一根杆子，往下捣雪。司机说，他在取冰，冰块是冰雕的材料，也可以供给全国的冷库。

我现在也能清晰记起萧红纪念馆的样子。赭色和浅灰色的纪念馆墙体，方方正正的造型，上端有两个白色的屋顶，也是简练和端凝的建筑。当时能在纪念馆停留的时间似乎比较少，由不得我能细致地看过去。纪念馆里有萧红的照片和一些史实的陈述。印象中，似乎展示的与萧红有关的实物并不很多。附近好像还有萧红故居，但估摸着我回酒店的时间，似乎来不及去了。

纪念馆的内容有点驳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不容易让人得要领。我想，纪念馆不像追求装饰功能的房间，不应把各种史料做得芜杂，应由专家梳理线索，将重点内容甚至特异的学术观点提纲挈领地凸显出来，并与纪念馆的空间结构结合着考量，经过用心的布置，让每位走入纪念馆的参观者感觉到整个馆藏的内容像一本小说或一篇散文，有它自己的性格和声音。但可惜的是，中国这样的纪念馆和博物馆，似乎很少。

回哈尔滨的路上，司机带我从呼兰区一个类似村庄的地方穿过。村里很安静，有的烟囱似乎冒了一点烟，白天明亮的阳光照着积雪，而见不到一个人。车过人家的院落，从矮矮的院墙看进去，大的木材和一堆堆玉米就这么裸露地垒在院子当中，静静地披着雪。

六  后记

我是“走马观花”看的哈尔滨。我的感受，和萧红笔下的“呼兰小城”没有相同的地方。《呼兰河传》是萧红用心血凝成的艺术品，它里面叙述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一个个鲜活的忍耐和痛苦，熔铸着萧红个人的情感、思考、生命。我写不了在这里生活的人。我写不了我以痛苦感受到的这里的人。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我会破开它表面上的光滑，看到它深处的疼痛和伤口。而也许只有看到疼痛和伤口，才是真正接近了一座城市，接近了生活在其中的人。

周作人在散文《鬼的生长》里提到，光绪年间钱鹤岑《望杏楼志痛补编》记载他扶乩与已死的儿女交谈、问他们死后的生活，周作人说：“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常人更执著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我们听人说鬼實即等于听其谈心矣。”周作人这段话写尽了生人谈逝者的人情物理。古人扶乩、与已死亲人“对话”，看似荒诞，而当事人仿佛深信不疑，其实都源于生者对死者的怀念。见其生，不忍其死，所以想象人死后还能生长、还能娶妻生子……所有写死者的文章，其实都是写生者。

我也又想起佛经里“弃舟渡海”的故事：我们此世的肉身好像一条小船，坐着这条船渡海，想求得真理。海太大了，想渡过它，一辈子的时间不够，那就弃了这个肉身、这条小船，换一条船，下一世接着渡。这是太美的故事。在三月骤热如夏的杭州空气里，我想念着，萧红那一颗精魂，于今在哪一处大千世界继续她的漂流和追寻呢？而曾安放她最核心记忆的呼兰县城、哈尔滨，也在此世此时，以雪的方式映照了我的小船。一瞬间，窗外的阳光也仿佛交织闪动了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