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釉小罐的再研究

2019-05-31 09:28付龙腾李文成
东南文化 2019年2期
关键词:A型墓葬器物

付龙腾 李文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酱釉小罐是器表施有酱色低温铅釉,高度均在10厘米以下、一般在5厘米左右的容器,见于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以今豫中地区发现最为集中,甘肃、北京、辽西、辽东、山东、苏南等区域的墓葬均有发现。根据器物的整体造型,酱釉小罐可分成A、B、C三型,每一类的分布区域、流行时代、产地、传播方式又有所不同。其用途虽然暂未完全确定,但器物的出土背景和出土材料的检测结果均指向酱釉小罐用于盛放化妆用品的结论。

所谓酱釉小罐,是器表施有酱色低温铅釉,高度均在10厘米以下、一般在5厘米左右的容器,见于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在考古发掘资料中,对于此类器物有小罐、小壶、瓶、盂等不同命名,对于其釉色描述则有暗红、酱色、绛色、黄褐等词语。实际上,在缺乏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发掘者上述命名多依据生活常识所定;而所描述的釉色除极个别特例外,所指大致均是同一种。因此,本文这里不对这些问题过分纠结,依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使用在过往出现频率最高的“酱釉小罐”一词。

酱釉小罐小巧的外形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其用途、性质的猜测。但若审视过往的研究,不难发现我们对这类器物的分布地域、流行年代、产地和传播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而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深入探讨出土遗物文化内涵的起点。因此,我们一方面运用考古学基本方法对酱釉小罐的时空定位和相关问题进行探索,另一方面运用体式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对个别出土材料进行检测,为其用途推测提供一定程度的佐证。

一、酱釉小罐的时空定位与相关问题探索

依据器物的整体造型,可将酱釉小罐分成A、B、C三型。

A型:小口卷圆唇,束颈,鼓腹,平底,腹部饰凹弦纹一周(图一:1—3)。

B型:直口或直口微侈,肩部附系。可分为Ba、Bb两个亚型。

Ba型:鼓腹,肩部附有双系或四系,另有几个无系、双系(图一:4、5、9、10)。

Bb型:折肩,折腹,肩部装饰双系或四系(图一:6—8)。

C型:敞口平沿,束颈,折肩,折腹,腹下部斜收成台阶状大平底,或近似喇叭状假圈足(图一:11、12)。

上述三类酱釉小罐分布于今豫中、甘肃、北京、辽西、辽东、山东、苏南等地区的墓葬中,各区域流行种类、时间又有区别。本文这一部分依据已经公布的考古材料,对各类酱釉小罐的分布区域、流行时间进行归纳,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酱釉小罐的产地和传播问题。

1.分布地域与流行时间

(1)豫中地区

豫中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数量较多。出土A型酱釉小罐的有:谷水FM5[1]、永宁二年(302年)士孙松墓[2]、洛阳晋墓M20[3]、洛阳57LSM3004[4]、孟津三十里铺M120[5]、偃师杏园M34[6](图一:2)、新安 M27[7]、巩义北窑湾 M20[8]、巩义芝田 88HG-ZM7:2[9];出有 Ba 型酱釉小罐的有:谷水 FM4[10](图一:5)、衡山路DM118[11](图一:4)。上述墓葬多一墓出有1件,少数一墓2件。另外,20世纪50年洛阳地区曾发掘晋墓54座,在介绍相关资料的《洛阳晋墓的发掘》一文中提到很多墓葬出有酱釉小罐,包括了本文所提到的A、B两型,但并未介绍具体数量和相关墓葬,只举出上文提到的士孙松墓(M22)、洛阳晋墓M20两例。因此,洛阳地区出有酱釉小罐墓葬的数量要比我们所掌握的还要多。

上述墓葬中仅有永宁二年士孙松墓一座纪年墓,因此要了解酱釉小罐在洛阳地区的流行年代还需要借助前人对洛阳魏晋墓葬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关于洛阳魏晋墓葬的年代序列问题,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翔实论证。由于可作为年代标尺的纪年墓葬较少,相关研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未达成一致,但墓葬演变的大致趋势已基本明确。在墓葬形制上,逐渐经历由多室向前后室、方形单室演变,耳室由普遍使用对称耳室到单耳室,再到假耳室的发展历程[12]。随葬品上,与人物俑相关的三种组合逐渐固定下来为主要发展趋势,即武士俑与镇墓兽组合、牛车与鞍马组合、裤装男侍俑与袍服女侍俑组合,四系罐、多子槅、空柱盘等陶制生活用具也是洛阳晋墓中常见器物[13]。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洛阳地区出土酱釉小罐墓葬年达最早者为衡山路DM118,其年代约在西晋早期。理由在于其墓葬形制为单室附有两个长方形耳室,具有一定程度的汉代遗风。该材料为我们判断酱釉小罐的产生年代提供了重要参考。该墓内同出有高度为18.7厘米的釉陶罐,与本文所讨论A型酱釉小罐器形相类,或许是从普通高度器物向酱釉小罐的过渡类型。

其余墓葬的年代则集中在西晋中晚期,与士孙松墓年代相距不远。其中,谷水FM5墓室南壁中央附有假耳室,墓内出有曹魏至西晋早期常见的双沿罐;谷水FM4前室附有一耳室,石门装饰汉代风格铺首,男女侍从俑均着袍服;这些均是西晋晚期墓葬少见的特征。因此,这两墓年代可能较其他墓葬为早,大致处于西晋中期无误。

总体来看,洛阳地区出土酱釉小罐以A型为主,另有少量Ba型器物。A型流行于西晋中晚期,Ba型流行于西晋早中期。

(2)甘肃地区

河西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只有两座。嘉峪关观蒲大队M113出有A型3件[14],嘉峪关壁画墓M6出有肩部附双系的Ba型1件[15]。发掘者将二者墓葬形制、随葬品与洛阳地区晋墓比对,推测二者均属西晋中晚期,大致不误。

(3)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有3座。顺义大营村M5出有肩部附双系的Ba型1件[16],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出有C型1件[17],水碾屯M1出有C型1件,水碾屯M13出有A型1件(图一:3)、C型1件[18](图一:11)。

北京地区魏晋墓葬发现数量不多,尚不能建立完整年代序列,但我们可以比照洛阳地区魏晋墓葬发展序列对北京地区墓葬年代进行大致判断。发掘简报没有给出顺义大营村M5的具体形制,但介绍其与大营村M3形制相同。这类前、中、后三室墓是中原地区汉末墓葬形制,考虑周边地区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大营村M5年代大约应在西晋早期。水碾屯两座墓葬墓室均呈狭长长方形,发掘者依据洛阳地区墓葬序列认为它们年代均属于西晋中期。但其墓道位置值得深入思考。北京地区至汉代以来就有墓葬墓道偏于一侧的传统,直到西晋晚期的华芳墓仍是如此。但水碾屯两座墓葬的墓道居中,受洛阳地区影响更深,二者年代应晚到西晋晚期。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形制较为特殊,不能完全确定其年代,但据其前室呈方特点,参照洛阳晋墓形制演变,年代应不早于西晋中期。

总体来看,北京地区出土有A型、Ba型、C型酱釉小罐。A型仅1件,出土于西晋晚期墓葬中;Ba型1件,出土于西晋早期墓葬中;C型2件,出现于西晋中晚期。

(4)辽西地区

辽西地区酱釉小罐出土情况如下: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出有A型1件[19],葫芦岛金星镇M1出有C型1件[20],喇嘛洞IM30、喇嘛洞ⅡM64各出有Bb型1件[21](图一:6—7)。其中喇嘛洞ⅡM64所出酱釉小罐肩部平折成两段,较为少见。

辽西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年代较难判断。朝阳十二台乡砖厂M3墓葬形制、葬具均已不存,随葬品也仅存酱釉小罐、蟠螭纹铜镜等,属魏晋时期,准确年代无法明确。喇嘛洞IM30、喇嘛洞ⅡM64墓葬详细资料未发表,但一般认为喇嘛洞墓地为三燕时期遗存,故两墓年代当在西晋晚期及以后。新近发掘的葫芦岛金星镇M1资料较为详细,发掘者大致推断其年代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考虑其墓内出有圆形多子槅,我们认为其年代上限在西晋晚期。

综上所述,辽西地区出有A型1件,出土于魏晋时期墓葬中;Bb型2件,出现于西晋晚期或更晚;C型1件,出土于西晋晚期墓葬。

(5)辽东地区

辽东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只有两座。辽阳三道壕M8出有A型1件、Bb型1件[22](图一:8);沈阳伯官屯M5出有Ba型1件[23]。辽阳三道壕M8由石板堆砌,呈头宽尾窄梯形;沈阳伯官屯M5与M4、M6连为一体,构成一座三室并列墓。两墓均属辽东地区汉末魏晋常见小型墓,难以推测其准确年代。

(6)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有三座:苍山庄坞乡晋墓出有A型2件[24]。邹城刘宝墓出有A型4件[25](图一:1)。临沂洗砚池晋墓M1出有A型6件,肩部附双系的Ba型1件;另有一件黑釉罐,口径3.3、高4.5厘米,整体器形接近Ba型,但肩部无系[26](图一:10)。

刘宝墓出有墓志,有永康二年(301年)纪年,属西晋晚期。苍山庄坞乡墓的墓葬形制为横前堂并列双后室,为典型东汉墓葬形制。但考虑墓内出土船头形灶、圆形多字槅等器物,其应为再葬墓,再葬年代在西晋晚期。至于临沂洗砚池晋墓M1,根据墓内所出青瓷器器形、漆器上的纪年等材料,其年代也应大致为西晋晚期。

由此,山东地区所出酱釉小罐以A型为主,另有Ba型1件和整体近Ba型但肩部无系小罐1件,年代集中于西晋晚期。

(7)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出有酱釉小罐的墓葬共六座。宜兴周墓墩M1[27]、象山M7[28]、郭家山M5[29],南京仙鹤观M6[30]、南京北郊温峤墓[31]各出有A型酱釉小罐1件;南京狮子山M1出有Ba型酱釉小罐1件[32](图一:9)。

表一//各类酱釉小罐分布地域与流行时间一览表

上述墓葬中,周墓墩M1、温峤墓年代比较明确。周墓墩M1出有元康七年(297年)纪年。温峤墓所出砖志未记录入葬年代,据《晋书·成帝纪》,温峤卒于咸和四年(329年)[33],迁葬至建康(今南京)的年代应距之不远。对于其他缺乏纪年材料的墓葬,我们同样需要借助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年代序列进行对比。韦正先生对长江下游六朝墓葬年代序列进行过翔实论证,将相关材料分为三期:孙吴中期至西晋、东晋至刘宋中期、刘宋晚期至陈,其中第二期又以东晋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34]。依其断代标准,狮子山M1、郭家山M5可归入第一期,象山M7、仙鹤观M6可归入第二期前一阶段。

由此,南京地区的酱釉小罐以A型为主,只有一件Ba型,主要流行于东晋中期以前的六朝早期。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各类酱釉小罐在不同区域内的分布和流行年代有了大致认识,本文用表一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总结。

2.产地与传播

由于尚未发现生产酱釉小罐的窑址,根据该类器物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对其可能的产地和传播方式进行推测是目前比较可行的研究路径。夏鼐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酱釉小罐产地应该是在洛阳地区[35]。从本文的分类体系看,夏鼐先生所指的是A型器物。另有学者指出,A型器物肩部常有三处支钉痕迹,口沿常有积釉情形,与汉代铅釉陶器的工艺相似[36]。考虑汉代洛阳地区低温铅釉工艺的发达程度,更增加了A型器物产自洛阳地区的可能性。而洛阳之外,A型器物的传播方式也可以略窥一二。一是赐葬。如邹城刘宝墓、宜兴周墓墩M1所出A型器物。刘宝墓的墓志并未交代赐葬一事,但墓内出土镇墓兽、牛车等不见于山东其他晋墓而流行于洛阳地区的随葬品,再考虑刘宝的身份,酱釉小罐与其他洛阳风格器物一同赐葬的可能性较大。周墓墩M1的墓主应该是周处无误,据《晋书·周处传》载周处死后“赐钱百万,葬地一顷”[37],说明西晋政权主持了周处的丧葬活动,有赐葬其部分随葬品的可能。二是人口迁徙。自八王之乱起,特别是永嘉七年之后,北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陈寅恪先生归纳流徙的方向:东北、西北、南方;东北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西北一支归依凉州张轨领域;南方一支,侨寄于孙吴故壤[38]。上述三个人口流动所达区域,恰都出有A型小罐,应该不是巧合。

再来看B型器物。Ba型于辽西地区以外的各酱釉小罐分布区均有零星发现,看不出分布中心,我们倾向于应该分别产自当地。另外,Ba型器物于洛阳西晋早期的墓葬中已经有所发现,而迄今尚未有同期墓葬出有A型器物的例证。可见,酱釉小罐最初可能发生于对Ba型器物的生产。Bb型器物只见于辽东、辽西地区,地域特色明显,应该是当地对Ba型器物进行模仿和改造的结果。

C型器物则只见于辽西、北京两个地区西晋中晚期及以后的墓葬中。辽西地区自西晋晚期开始就是慕容鲜卑活动的主要区域。北京地区西晋时期为幽州治所,王浚以此为根据地在西晋晚期形成割据势力。总体来看,两个地区对西晋政权的离心力均比较显著。这是这两个区域墓葬随葬与其他区域差距较大、造型略显怪异C型酱釉小罐的背景。至于C型器物究竟代表鲜卑民族特色,还是王浚割据势力产物,由于出土数量较少,暂时无法确定。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酱釉小罐类器物的产地和传播情况进行一个大致的归纳。最早在西晋早期的洛阳地区,开始生产体积较小的酱釉小罐类器物的风尚,并且先产生了Ba型器物。随后在西晋中期开始生产A型酱釉小罐,逐渐成为大中型墓葬的标志器物。其他区域最早在西晋早期,就开始对这种铅釉陶进行模仿,但基本只局限于B型器物,而且进行了细节的改变,产生Bb型等器物;只是由于赐葬、人口迁徙,A型器物才在洛阳地区之外有所发现。到了西晋中晚期,慕容鲜卑文化或者王浚割据势力对酱釉小罐器物进行了改造,产生了C型器物,并流行于北京、辽西两个地区。

二、酱釉小罐的用途蠡测

关于此类器物的用途,已有不少学者作出过精彩论证。夏鼐先生认为宜兴周处墓所出酱釉小罐是用于盛放贵重液体如香料[39]。之后学者多沿用此说,但也有不同观点。刘宝墓发掘简报根据4件酱釉小罐共存一件漆盒内,推测罐内盛放为女性专用化妆颜料[40]。易立先生根据出土酱釉小罐的墓葬墓主不少与道教有关,推测此类器物用于盛放丹药[41]。

在缺乏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对器物功用的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分析器物的出土背景,包括位置、伴出器物等;二是利用科技手段,对相关材料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对酱釉小罐的用途进行一些探讨。

1.对酱釉小罐出土背景的分析

由于部分墓葬发掘较早,在发掘资料资料中未能留下随葬品的分布图,再加上很多墓葬曾被盗扰等因素,我们所明确掌握的酱釉小罐出土背景并不多,现通过表二进行总结。

通过表二不难看出,B型酱釉小罐出土位置不确定,常与陶质生活用具共处,较难推测其用途。而A型酱釉小罐出土背景似有一定规律。从出土位置看:多位于木棺内,或木棺附近;骨骼保存较好的墓葬,可看出其常位于女性墓主头部,极个别位于男性墓主头部。另外,A型酱釉小罐常被置于陶质或漆器奁、盘内。从伴出器物看,A型酱釉小罐常与铜铁镜、铜饰品、漆器共出。综合这些规律,大致能够看出A型酱釉小罐应是墓主贴身使用物品,或与化妆用途有关。

2.科技手段分析酱釉小罐内残留物

对于酱釉小罐类容器,研究其用途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对容器内残留物进行检测。北京水碾屯西晋墓的发掘者公布了对墓内所出A型、C型酱釉小罐内残留物的检测结果,发现所盛放的是氧化铅粉末。结合文献,简报推测其为装饰面部的胡粉[42]。

在此之前的考古发掘资料中,提到酱釉小罐内还存有残留物的并不多,几乎只有邹城西晋刘宝墓一例。2017年4月,我们将现藏于邹城博物馆4件出于刘宝墓的A型酱釉小罐包含物送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利用体式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对酱釉小罐内包含物进行了检测。在4件酱釉小罐中有3件发现少许残留物,均为黑色粉末状,取少量残留物置于体式显微镜下观察,在放大150倍时(图二:1)可见粉末状残留物颗粒多呈不规则块状或长条状,表面具纹理,故而怀疑是木炭粉末。为慎重起见,我们又对其进行扫描电镜与能谱分析。扫描电镜为日本Hitachi公司TM3030型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模式低真空,加速电压15KV,外接Bruker公司能谱仪。在电镜下观察(图二:2),该粉末如导管和管孔等特征清晰,呈现出木炭的典型特征。同时,能谱分析表明(图二:3),该粉末主体成分是C,进一步证明样品是木炭,同样包含O、Al、Si、Ca元素,应该来自样品表面的土壤颗粒。可惜的是,由于样品已成粉末状,我们无法对木炭的种属进行鉴定。

明人张萱记载当时有以杉木炭研末抹额的化妆方法,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眉黑妆”[43]。刘宝墓内所出木炭粉末或许也与之有关。用明代文献考证晋代风俗本不可取,但由于我们根据酱釉小罐出土环境能够认为其化妆用途有关,再加上有水碾屯晋墓的发掘材料作为佐证,大大提高了这一结论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出土位置可以为我们思考酱釉小罐的用途提供大致方向,而利用科技手段检测酱釉小罐内的残留物则为我们提供了佐证。但由于迄今为止进行过检测的样本还太少,我们还不能对酱釉小罐的用途作出最终的结论

三、小结

综合相关材料,我们对酱釉小罐的时空定位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西晋早期,最先在洛阳地区出现了生产造型小巧的酱釉陶器的风尚,并且在器形上模仿当时流行的素陶器,出现了Ba型酱釉小罐。其他区域也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模仿和改造,并在个别区域出现了Bb型酱釉小罐。西晋中期,洛阳地区开始生产A型酱釉小罐,大中型墓葬逐渐开始普遍随葬该类酱釉小罐。洛阳之外,大致西晋晚期开始,通过赐葬、人口迁徙等方式,该类酱釉小罐传播至其他区域。在北京、辽西地区,则在西晋中晚期据政权核心地区的风尚,对酱釉小罐器形进行了较大改动,生产颇具地区特色的C型酱釉小罐。至于酱釉小罐的用途,现在还不能得出定论。但结合考古学传统方法和科技手段,我们倾向于至少A型酱釉小罐用于盛放化妆品的可能性较大。

(致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博士提供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相关设备,马仁杰同学在实验过程中多次帮助,并具体操作实验仪器;韦正教授对全文的写作提供了指导。邹城市文物局李彬局长、胡新立局长、郑建芳副局长、王彦主任、夏露、赵蓓蓓为标本的提取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5)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3]同[2]。

[4]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晋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11期。

[5]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

[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巩义市北窑湾汉晋唐五代墓葬》,《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

[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1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文物》1996年第8期。

[1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衡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7期。

[12]吴桂兵:《两晋墓葬文化因素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6—57页。

[13]倪润安:《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

[14]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期。

[15]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6]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17]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2001年第4期。

[1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水碾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期。

[19]李宇峰:《辽宁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20]孙建军、王闯:《辽宁省葫芦岛市金星汉魏墓葬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2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22]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23]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第11期。

[24]临沂地区文管会、苍山县文管所:《山东苍山县晋墓》,《考古》1989年第8期。

[25]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

[26]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65页。

[27]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28]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29]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北郊郭家山五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第7期。

[30]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

[3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

[3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狮子山、江宁索墅西晋墓》,《考古》1987年第7期。

[33]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页。

[34]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43页。

[35]夏鼐:《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36]谢明良:《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试谈》,收入氏著《六朝陶瓷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第191—225页。

[37]同[33],第1571页。

[38]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115页。

[39]夏鼐:《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40]同[25]。

[41]易立:《魏晋十六国墓葬中“绛釉小罐“初探》,《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4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水碾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期。

[43]明·张萱:《疑耀》,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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