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的李达与留日学生救国团

韩晶

[关键词]李达;留日学生救国团;上海;五四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5-0013-05

一、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立

1913年，李达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求学。翌年，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李达第二次东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此时，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国内学生团体日渐增多，留日各省学生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同乡会”或“同窗会”。这些学生团体的出现与国内局势的动荡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有着紧密的关系。留日期间，李达目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饱受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1]，与众多留日青年一样，滋长着反日情绪，探寻着振兴中国的道路。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宣告1905年后建立的日俄联合阵线的结束。[2]这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由于苏俄政府在1918年3月单独与德国媾和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协约国一方的西线形势吃紧。因此，协约国决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而一直处心积虑觊觎中国的日本，则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共同防敌”办法，企图借机将中国纳入“共同出兵”的轨道，以此派军队进入东北，控制中东铁路，从而独占整个东北和东部蒙古。这是日本在并吞朝鲜之后以实现独占中国为目的的最重大的行动。1918年初开始，由于关于中日密约谈判的消息在舆论界广泛披露，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国内舆论哗然。身处日本的留日学生反应尤为强烈。

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自清末即已开始。约在1900年春，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第一个学生团体“励志会”，成立时会员有100多人。该会的宗旨是策励志节，联络感情，并以交流政见为主要活动内容。次年，还创办了《国民报》月刊，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1901年秋，中国留学生会馆在日本东京成立。会馆设于东京神田骏河台。发起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为了加强各省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吴禄贞把它比喻为“美国费城之独立厅”。到1905年，留学生会馆改为留学生总会。这样一来，留日学生得以“常常聚会，纵谈政治”，并创办《醒狮》作为总会机关报。这一组织遂成为留日学生的领导机关。[3]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渐加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留日学生也勇敢地展开了对侵略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03年，留日学生中爆发了“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前者由留日学生通电中国政府，国内各团体、学生也行动起来，上海、杭州、广州的学生举行了各种抗议集会。后者还引发上海3000余学生在张园的集会。1915年2月11日下午，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企图复辟帝制，李大钊等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青年会馆，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代表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并通电国内，号召全国人民“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河山”。但不久被袁世凯政府下令解散。其后中国留日学生几经努力，于1916年1月16日，以“再造新中华民国”之决心，恢复“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4]将全体留日学生团结组织起来。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期组织基础，在1918年日本再次显露其侵吞中国的企图时，留日学生再一次开展了集体行动。

1918年3月，留日学生从西方和日本的报纸上知道，中日两国政府正在就所谓“共同防敌”问题进行秘密磋商。有的报纸还披露了有关日本政府以借款为诱饵迫使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参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共同出兵的条件，从而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政治义愤。[5]与此同时，《民国日报》从1918年4月中旬起，连续报道有关谈判的消息，载文抨击所谓“共同防敌”，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中日秘密交涉。随后《民国日报》还开辟“救国日声”专栏，专门报道有关中日谈判和中日密约的消息和评论。在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钟报》等纸媒的呼吁下，中国国内掀起一个空前规模的呼吁救亡的热潮，从而形成了国内外青年学生共同行动的统一的思想基础。

1918年4月初，李达所在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难”，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一高同窗会开会赞成之”[6]。他们派出代表四处游说，其他学校学生纷纷响应。留日学生痛斥中日密约无异于当年的“二十一条”，并致函国内报界，呼唤国人速起挽救。上海《民国日报》写道：中日交涉及中日共同出兵条件传出，广大留学生“慷慨激昂，拟即一致归国。而一高学生尤忿不胜忿，已于2日全体决议归国。并分派代表多人到各校，各省同乡会一致赞成”。[7]

1918年5月5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各校同乡会、同窗会代表会议[8]决定组织“大中华民国救国团”[9]，亦称“留日学生救国团”，将全体留日学生团结起来。

二、留日学生救国团的爱国行动

留日学生救国团讨论出组织法14条，内有“本团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救国团干部由各省同乡会会长及其代表组织。全体会议上推举出干事长1人，副干事长2人，组织机构分为五部：文事部、庶务部、会计部、招待部兼纠察部、交际部。[10]其后，经留日学生救国团职员会议选举，王兆荣担任干事长，阮湘、张有桐任副干事长。[11]大会议决全体学生一致行动，罢课归国，所派遣的先发队则同时前往北京和上海。在留日学生救国团的组织办法中提到，“前留学生总会所有公金，须全部拨充本团公用”[12]。可见，留日学生救国团与留日学生总会关系密切，或可视为留日学生总会在危急时刻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李达当时是留日学生北京先发队的成员。他同救国团副干事长阮湘及王希天、龚德柏等4人于1918年5月12日晚抵达天津，随即成立救国团天津支部。[13]他们在天津积极活动，遍访各界名流，联络津门各学校一致行动。当时全国商界联合会正在天津开会，留日学生即致电商界联合会“请速设法挽救”[14]。5月15日，李達及先发队抵达北京，将湖南会馆作为联络中心。随后成立救国团北京分部，仍采取遍访各报馆、各界人士，争取支援的方法。他们还联络北京大学的学生，希望一起行动。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珩等拜访李达，“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15]。5月20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召开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北大的学生，还有应邀前来的高师、高医、高工、农专、法商等8个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留日归国学生代表阮湘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呼吁北京学界联合起来一致进行。大会决定，第二天“谒见总统”[16]，劝其勿签协定。与此同时，5月12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正式成立总部，并创办《救国日报》作为机关杂志。学者李丹阳考证出《救国日报》创刊于1918年7月5日，而李达也曾在上面发表文章。[17]

但是因缺乏群众的广泛支持，加之北洋军阀政府的取缔与压制，留日学生的抗议最终以失败告终。

三、1918年5月后李达在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活动

请愿失败后，李达因身体原因，暂留国内，为天津《益世报》做特约通讯员。不久李达再赴日本，但他的行动受到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这是与他在反日行动中的积极表现有着直接关系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称，李达“担任天津汉字报纸《益世报》特约通讯员，与俄国激进派有共鸣，其行动屡次报告过”[18]。

有学者认为，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的反帝爱国活动，“是李达由单纯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一步”[19]。李达后来回忆：“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刻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抓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20]1918年6月，李达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的学习，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21]。同时，李达的政治觉悟也随着理论的学习而有所提高。

1919年5月，因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各地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作为指挥全国学生运动的总机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全国学生联合会对学生提出“以正义屈服暴力，公理来打胜强权”“不用武器，不借势力”的斗争方针，认为“这才是今后牺牲的方法，这才算有牺牲的精神”。[22]

據日档记载，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每年会向在上海的学生联合会总会派遣代表人员，以“联系排日运动相关事宜”[23]。这说明留日学生的反日运动一直未终止，而且一直与上海有着密切往来。1919年，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曾选派姚作宾作为与上海学生联合总会的联络员，其任期在1920年7月底结束。日方对姚作宾作了“与俄国过激派有关系人员”的标记。为确定下一任联络员，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了被日方指为“过激评论员”[24]的会议，并选定李达继任。李达同意后，开始制作写有“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号鹤鸣”的名片。李达在“五四”前后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也使他成为日方眼中一个“过激分子”而严密监视。

1920年8月3日，留学生总会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内举行了全体大会，起草檄文《反对日本援助我国祸首的宣言》《留日学界关于时局的通电》，计划向各处发放。李达当时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主任，应与这些“通电”和“宣言”的撰写有着密切关系。[25]《反对日本援助我国祸首的宣言》揭露了五四运动后，日本仍然持续的对华侵略政策，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与中国的封建军阀相勾结，表明留日学会总会依然会“竭尽全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留日学界关于时局的通电》呈明留日学生总会对时局的意见，提出召开国民大会、重新选举总统、制定宪法、对军阀专制、废除与日本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等意见。从中可见，留日学生的政治斗争觉悟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事实，已有了清醒的认识。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日方调查称，李达回国就任上海学生联合总会理事时，“携带上述文稿”[26]，请求国内各界协助刊发。可以说，李达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1920年8月28日，天津《益世报》刊登《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称：“自日使宣告庇护祸首后，中外舆论均一致认日本之行动为蔑视世界公理。”日方探知，李达回国前一天，在神田区北神保町10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内，“以吴友仁的假名罗列了极端的排日文字”[27]，并投送至天津《益世报》。日档中留存记录的《日本报纸对我新内阁的评论》译文，笔者认为原文应为李达所写。文章指出：日本的灭亡中国政策，第一步就是利用亲日的中国人作为其密探，依据其从内部取得帮助。提醒读者日本一贯有染指中国内政的企图，并在中国政府中维护亲日派。文章呼吁国民谨防日本的阴谋，有觉察者应及时发布，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的恶劣行径，“击鼓而鸣以攻之”[28]。李达除担任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外，亦成为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团长，并在当年11月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29]李达在担任救国团团长期间，“经常强烈主张排日和抵制日货”[30]，反日的态度非常坚决。回国后的李达，“著译兼顾，述论兼攻，全方位地传播马克思主义”[31]。

1921年1月，李达向东京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提出，辞去救国团团长一职，王兆荣[32]继任。关于李达辞去职务的原因，通过日档中姚作宾的信件，可见一二：“最近几个月来，他耗尽精力，身心疲惫，深受环境所迫。我非常同情他。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置总会的生死于不顾的人。”[33]1921年春，王兆荣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也许亦因此不便就职。“故救国团已没有中坚人物”，且因经费关系，留日学生救国团办的《救国日报》也被迫停刊。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事务，“好像要移交给上述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了”[34]。此后，留日学生救国团同留日学生总会面临人手、经济等诸多困难，以至到了“走投无路”[35]的地步。但总会依旧选择维持。“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生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国际上都有了相当高的地位。眼前总会虽没有什么实力，但各个地方、大城市以及县城的学生会的领袖，拯救中国危亡的人，必定是我们中国少年学生。这也是必须维持的原因所在。”[36]

四、余语

李达在留日学生救国团期间的经历及作为，对他政治觉悟的成熟无疑具有推动作用。1920年8月，李达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他立即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并与同样有着留日背景的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人，共同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37]。笔者认为，这必然之中，民心之所向是一个重要因素。当近代中国深陷外敌入侵和内政纷扰的水深火热，有识之士莫不孜孜以求于国家命运改变之良途。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成员们的爱国行动，充分反映出青年学生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沉关怀。面对国家患难，广大人民的觉醒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这也是封建军阀政府为一己私利推行卖国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强侵略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有识之士的呼唤和“促醒”。留日学生是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之一。他们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因求学异邦的特殊身份，而成为首先觉醒的“新青年”。同时，他们的救国探索，又反过来影响和带动更多民众的觉醒。返国期间，留日学生救国团为了唤醒国人，鼓舞民气，曾组织了广泛的街头讲演、新剧宣传，在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深受观众赞许。

爱国的新青年的行动，正是新文化运动呼唤国人觉醒的方式之一种。新青年们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接受者，是新文化运动呼唤的对象，后来也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实践者和动力源泉。他们的救国之心得到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后，最终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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