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走在滚烫的时代现场

2019-06-04 06:52文/姜
时代报告 2019年2期
关键词:周梅森小说

文/姜 雯

▲ 周梅森

一月的南京湿寒,阴沉的天色夹着薄雾,不似北方室内供暖,所以在家都要裹厚衣服。穿着一件黑色羽绒衣的周梅森打开家门,居家的模样,少了扉页照片上严肃凛然的样子,多了几分亲切。

周梅森的妻子提醒记者,讲话要尽量大声一点,周梅森耳朵不好。

“几乎是半聋了。”戴着助听器的周梅森说。那是时代留下的伤痕,但时代也给了他幸福。

1956年周梅森出生于江苏徐州,出生没多久就赶上饥饿年代。所以他长期营养不良,三天两头就生病的他打了很多抗生素,过度的药物影响了周梅森双耳的功能。该上学的年纪又碰上“文革”,十几岁就在煤矿上从事生产劳动,矿上噪音极大,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听觉。

一无所有,但写作始终是他热爱的事情。作家周梅森崭露头角,是在1978年,这一年他的命运逆转,全中国人的命运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文学没有辜负周梅森的热爱。他的第一篇作品《家庭新话》在1978年发表于《新华日报》。那时候77级、78级的大学生还没毕业,人才紧缺,因为周梅森有小说作品,所以在1979年被抽调到《青春》杂志担任编辑,自此开启了他全新的人生。

周梅森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他说,“在此之前,我所经历的全是苦难”。加重的语气,带出他记忆皱褶里的痛苦。

但此后,都是幸福。

陪着时代走来的人

1983年周梅森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沉沦的土地》,这部小说书写了民国八年黄河故道上资本家、乡绅和煤矿工人围绕土地展开的斗争。

那时候周梅森就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复杂,不只是好与坏那么绝对。

1985年周梅森任职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巨大的创作能量开始爆发,他以几乎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出版了《庄严的毁灭》《军哥》《黑坟》《神谕》《沉红》等经典历史小说。

早年写历史小说,是因为历史是最熟悉的领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那时候他太年轻了,没有人生经验。到了40岁以后,随着阅历的不断累积,周梅森才觉得自己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要说的话,想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可以讲自己的经历了,我的经历有故事可说了。”

1994年,周梅森的家乡徐州,基础建设正如火如荼,一次回乡采访的经历,让他开始投身当代政治小说的创作。1994年以前,城市里基础设施落后,水电供应都成问题,空调等电器还是奢侈品。以前体制活力不足,混日子、不作为的人很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周梅森的老家徐州也跟着动起来了。

周梅森从中发现了意义感,1994年回老家采访市委书记之后,他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任副秘书长。在那期间看到了一场基础设施的大建设。以此为背景,他在19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后来被央视拍成了电视剧。

周梅森赞颂时代,但作品里同样包含尖锐的批评。《人间正道》的出版和播出让他遇到不少麻烦,《人民的名义》也一样,难免被人对号入座。周梅森一概无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气。

写《人间正道》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怕担风险,不愿做事,为官不为,这也是一种腐败。写《至高利益》的时候,为官不为的现象少了,政绩激励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但一心搞政绩,权力有时就会越界,损害老百姓,于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至高利益?

周梅森早年研究历史,明白历史会重复和轮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李达康愿意做事,敢于承担风险。反腐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反腐过后的惰政又再次成为问题。

说到这里周梅森有点激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社会实践,很多东西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用手势反复强调:作家需要在场。

周梅森始终在场。

改革开放40年,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重要变革。也正是因为周梅森的在场,才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能量。他笑着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60多岁了,怎么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想象力?

在场,就是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俗地说就是“爱凑热闹”。周梅森说,自己就爱凑热闹,哪有热闹往哪里去。“热闹的地方不能没有我。”

1989年周梅森下海经商。惠州市惠阳县是全中国第一个可以出售小块宅基地的地方,在几十平米的土地上盖房子,周梅森搞起了房地产。

周梅森还是第一代股民。他有点得意:“股市、股改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我带了一帮小股民,否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案。”那是2005年,周梅森写了三封公开信,反对金丰投资股权分置的改革方案,一句“我愤怒”,道出了7000万股民的心声,那时的周梅森活脱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剑客。

但剑客并不假装清高,他直言经商炒股就是想赚钱,想发财,尽管并未实现。就像他喜欢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一样,办了那么多工厂都没发财,周梅森做生意炒股票,经常赔得一塌糊涂。赔了以后呢,也像巴尔扎克一样,对资本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这就是生活经验,这些经验都成为周梅森写作的源泉,更是他在时代洪流中的在场证明。

就喜欢在作品里琢磨人

写作才是真正能让他赚钱的。他说:“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很幸福,我干着一个我很喜欢的事业,又赚钱。”

在周梅森的一生中,做过煤矿工人,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生意,炒过股票,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他保持着每天至少写2000字的习惯,从早上10点到中午1点。1点吃午饭,下午就散散步。如果半夜恰好有灵感,就拿个小纸条记下来,到了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再写,周梅森说自己房里压了很多小纸条。“养成这个习惯也是近几年的事,现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不敢熬夜了,以前都喜欢在晚上写作。”

除了写作,周梅森没有别的爱好,以前当工人的时候写作是业余爱好,成了全职作家后,他就一门心思扑在写作上。不打球、不下棋、不看歌舞,他家里的布置也很简单,客厅的茶几上只有茶壶,书房的书桌上只有一台电脑,甚至都没养一点花花草草。

周梅森说自己除了散步,最多上网刷下新闻,硬要说爱好,就是喝点好酒吃点美食。

12月29日7版《名师远去》,其“但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钱谷融发表这篇论文后,虽无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烦',但另一方面,他却选择坚守到底”,用“……论文后,无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烦”;然而,他选择……”为好。

“你要做一件事,一辈子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肯定要舍弃许多东西、许多爱好。我不是故意舍弃的,我就是喜欢在我的作品里琢磨人,琢磨一句精彩的台词、一段精彩的对话。”周梅森对待自己的作品就像对待孩子一样,既喜爱又严厉,还有些许霸道。

《人民的名义》热播后,周梅森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下一部作品《人民的财产》。写剧本的时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哪怕导演已经开拍了,他突然想到哪句台词不够好,就会立刻要求改台词,而且周梅森不允许任何演员修改自己的台词,一句也不行。

这是周梅森的职业尊严。“我太喜欢它了,它是我儿子,我没事就要收拾收拾他,打扮打扮他,然后欣赏欣赏他。如果一个作家、编剧,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这么一份心的话,他做不好。”

《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这三部电视剧还是周梅森自己全额投资的。“导演我请,演员我请,我卖给各台,我觉得我做得挺好,与其受你资本制约,我不如单干。在任何一部剧里,我都极其强势,你必须按我说的办,不然滚蛋。”

写作既靠天赋,靠人生经验,也靠纪律。周梅森到了那个时间点就要开始工作。和家人去北欧旅行时,因为有时差,他半夜三四点醒来,外面冰天雪地,他就着炉火便开始写作。《人民的财产》中,有三集剧本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最有成就感的是在赫尔辛基的机场,趁着转机的时间,周梅森就把一集电视剧写完了。“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不觉得累。老婆逛商店去了,儿子在打游戏,老婆逛店觉得很幸福,儿子打游戏觉得很幸福,我觉得我写作很幸福。”

周梅森原先对影视并没有兴趣,他20世纪80年代时的《大捷》《军歌》《国殇》等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但周梅森没参与,版权卖了就完了。那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给的版税是800元,而周梅森的工资是30元,也还算是满意的收入。

后来央视要拍《人间正道》,周梅森版权卖了20万元,但卖了之后剧组找不到人来改编,因为主题宏大,熟悉当代改革的人太少。时任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找到周梅森,劝他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剧本,“哪怕写个初稿也行”。那时是1998年,剧本稿费是一集1万元。电视剧播出后反响热烈,周梅森的书一下子又卖了11万册。

周梅森突然明白了,原来电视剧的影响那么大,还能推动小说销量,于是他对电视剧就不排斥了。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小说几乎都会被改编成电视剧,《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政治小说相继问世,随后一一被搬上荧屏。

和电视剧共生,周梅森每本书的起印量不会低于10万册,最多的达到200万册,而以前最多1万册。《人民的名义》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阿拉伯等二十几种语言走向国际市场。正是因为每部小说都跟着电视剧,才有最广泛占有市场的可能性。既热爱又赚钱,这就是他的幸福。

在开始做编剧以后,也有人说周梅森的小说越来越电视剧化了。周梅森承认会有影响,但都是他的作品,两者会互相协调。写剧本时冒出的新想法,他就回过头去加进小说。

周梅森真切地活在滚烫的当下,有着少年的激愤正气,又有时间打磨出来的圆润智慧。他的笔下有官场沉浮,亦有小人物的挣扎,但凡时代里的,他都记下了。

如果沙瑞金也腐败?

《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和小说出来之前,周梅森已经沉寂了8年,荧幕上的反腐剧也消失了10年之久。这部剧一出来,网络上议论纷纷:尺度真大,反腐反到副国级。小说的书封上也打着“潜心八年,六易其稿”的文案。

有这么大的创作能量、这么热爱写作的周梅森哪能真闲得了这么久,这8年间周梅森也写,只是写了扔在抽屉里。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找到周梅森,希望他能写一部和反腐有关的剧,因为十八大之后,那么多官员落马,反腐成了举国关注的大事,却没有一部像样的文艺作品。

这一重任,自然非周梅森莫属。

虽然是最高检找的周梅森,但他并不是手握“尚方宝剑”,《人民的名义》能火起来绝非偶然,一方面老百姓在情绪上需要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周梅森的分寸拿捏得当。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没有哪一个编剧、作家,像我这么了解政治。”

了解政治,也就写得了政治,更懂得掌握分寸,周梅森的政治剧有两个创作准则:第一,必须邪不压正;第二,必须面对真相。

“有的人写得假兮兮的,不敢面对真相,满嘴假话,官话套话,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如果写的全是丑恶和罪恶,看不到正义的力量,看不到人心所向,这也不行。”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 ▲

《人民的名义》之后,观众都期待着续集,面对观众的期待和自我的要求,周梅森觉得面前横着一座大山。“如果纯粹为了市场,在前一部作品的光环照耀下复制一把,那就毫无意义了。”

周梅森翻过了自己创造的这座大山。主创人员看完《人民的财产》后都十分震撼。《人民的财产》故事更加曲折复杂,一共60集,全剧有四条线,国企腐败是主线,接下来是京州市的官场生态、实体经济的困境、小人物的挣扎。深受大家欢迎的李达康遭到了报复,还闯了一场大祸……说起新剧周梅森眉飞色舞,但他突然打住:不能剧透太多。

在新剧中周梅森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把手腐败了怎么办?《人民的名义》里一把手沙瑞金是好人,如果沙瑞金腐败了怎么办?

《人民的财产》结合了历史、政治和金融,可以说是周梅森40年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凝聚了40年来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它绝不是一个企业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的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宏观叙事。”

周梅森的确一直在场,但并未觉得自己是多么与时俱进,就是随着时代走到今天。他说自己是个被时代的进步不断改变的人,他绝不抗拒时代的进步,但如果有一天觉得自己跟不上了,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别反动”。

“尤其在年轻人面前,不要反动,要做一个宽厚的老头,不要做一个尖刻的老人、刻板的老人。”

说完饮一口茶,天意渐凉,但壶中余温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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