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地质博物馆志》编纂应注意的问题与对策

伍美茹

（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 100034）

在迎接2016年7月的中国地质博物馆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地质博物馆于2012年底开始谋划编纂百年馆志。从设想的提出到项目的启动，单就申请国土资源部立项、前期的调研、提纲的拟定和初步搜集档案资料，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由于缺乏经验，人员不足，在搜集档案资料、编写资料长编与编纂初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无以言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发现了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志书编纂中的存在不少问题，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把它记录下来，供同行们研讨，以共同提高专业志书编纂的质量。

一、应注意的问题

地质博物馆志的编纂没有先例，缺少经验。因撰稿人大都是兼职，时间紧，任务重。从篇目设置到目录的拟定，从每段文字内容的逻辑排序，到语句表述及遣词造句，从内容的准确度、可信度，到登载所有照片与图片、表格，甚至脚注，无不一一核实、校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尽可能做到内容真实、准确，语言简练、明了。经过6年努力，《中国地质博物馆志》终于付梓出版了(1)。

（一）应突出地质专业志书的特色

按照最初的设想，《中国地质博物馆志》应编纂成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志书，从地质博物馆工作的角度反映全国整个地质博物馆事业一百年的成果，从而管窥整个地质事业萌芽、成长与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于国民经济的巨大贡献。但是，如果过于注重整个行业的历史资料的记述，可能突出“面”上的泛泛而谈，而忽略地质博物馆本身的专业特色的记述。因此，决定以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功能记述为重心，兼顾其对地质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记述。

首先，框架篇目的设置上要突出专业特色。中国地质博物馆是服务于地质事业的一个工作机构，一定要突出“地质”专业的特色。同时，“博物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构，也要体现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与职能特点。由此来决定地质博物馆志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说，按照志书的体例要求，分为概述、大事记、地质博物馆的机构设置与机构沿革（包括制度建设、领导班子与人才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地质标本的采集与典藏、地质标本的主体陈列与专题展览、地质科学普及、地质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及推动地质博物馆体系发展等九章，进行横排框架。使之具有鲜明的地质博物馆的专业特色。

其次，在撰写内容的篇幅上也充分地体现突出“专业”特色。机构设置及机构沿革方面的记述脉络清晰即可，不需要展开叙述。但在地质博物馆的典藏、陈列、科普、科学研究等专业工作职能上，有重点地详述。一是突出地质专业博物馆的标本典藏的质量与特色，体现它在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独特优势，即“物”的优势。二是要通过具有科学性、艺术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的馆内地质标本的主体陈列与特色专题展览，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地学知识科学普及的活动与贡献，以及对稀有地质标本的鉴定与研究取得的科技成果的记述，体现“人”的作用。既突出作为国家重要地质标本库之一的典藏特色，同时突出以“典藏”为基础，围绕“典藏”，通过陈列展览等手段，开展科普、科研及成果宣传和地质文化宣传等系列“人”的活动。体现的是一部人类认知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并保护自然的“活化”的历史。而不是一部仅以藏品为中心的“僵化”记录。

（二）要体现时代特色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前身地质矿产博物馆是近代的产物，它与国家的命运同呼吸、共患难。地质博物馆在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功能与地位也是随着国民政治与经济历程的起伏而有所变化的。政局稳定与经济发展是地质博物馆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志书虽然“述而不作”，但在撰写过程中，对于档案材料的取舍，一定要体现“国家兴则博物馆兴，国家衰则博物馆衰”的思想，事实本如此。因此，从1916年到1949年33年志书撰稿，在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时代的大背景下，以上海、北京知识界引进“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为旗帜的西学东渐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之下，催生了近代化的自然科学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属的地质矿产博物馆（日后称为陈列馆）的诞生。之后在日本侵华与国共内战等不同阶段，地质陈列馆随着政局的动荡不定而兴衰起伏。由于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没有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的需求的推动，地质矿产陈列馆起步阶段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以1978年底改革开放为界限，基本遵照“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历史分期方法，划分为两大时期，分别记述地质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由于前三十年的地质博物馆也随着社会发展的起伏变化而历经曲折，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来记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后，地质博物馆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典藏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典藏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开展了典藏标本的标准化与系列化建设，形成比较完备的地质标本体系。国际交流更加频繁。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科学普及活动和科学研究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并驾齐驱，成果突出。志书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以“全国地学夏令营”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也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以季强馆长为代表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对“中华龙鸟”等鸟类化石的重大发现、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盛况。

在地质博物馆的管理与建设方面，用较大篇幅记述地质博物馆与时俱进，对典藏与主体陈列，引入计算机技术，进行数字化管理。包括典藏数字化、电子展教系统、官方网站及典藏数据融入国家地质标本数据化平台等。突出记述21世纪精神文明与人才队伍建设等软实力提升方面的成果，以及在国土资源文化建设如史志编纂、科普基地管理及地质公园建设和古生物化石管理等为国土资源部提供服务支撑方面的努力。体现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地质博物馆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升自身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作用与贡献。

（三）要彰显文化特色

作为文化机构，在地质博物馆的文化特色中，建筑艺术、藏品文化和展陈艺术固然突出，但作为百年老馆，传承的不仅仅是物质文化遗存，而更多地是精神文化遗存与价值。地质博物馆志全书都贯穿了地质工作者在工作中，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工作精神与锲而不舍的科学钻研精神。

首先，馆志对地质博物馆的建筑艺术，尤其是室内设计艺术有两次非常典型的记述，一是1959年开馆的西四陈列大楼内，符合地质专业特色的室内设计艺术的详述。二是2004年完成的大楼改造，从外观与室内，打造国际化博物馆的艺术设计的记录。其次，对于地质博物馆藏品特色的记述，尤其是保留地质标本的保护技术的经验总结性材料。对展陈艺术推陈出新的记述，无论是1949年前的展览，还是新中国初期，亦或是21世纪初期的展陈设计与特色，无一不体现地质博物馆文化特色。再次，志书在选材上，重点突出记述地质博物馆职工在藏品少、人数少、技术力量不足、时间短等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寻求支援与合作，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完成布展任务的永不服输与团结协作的精神。突出记录地质博物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事例。如选载了副馆长和吉甫主持工作期间，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为地质博物馆30多个职工解决住房困难的事实。另外，重点记录了地质博物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突出成果，如连续多年被公示为国家级精神文明单位。

在记述地质博物馆的科普活动时，也突出了地质文化和国土资源文化的特色。如“科普进社区”“科普进校园”“科普进山区”等等，地质知识与土地政策的讲座，地质标本的鉴定，尤其是珠宝的鉴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馆志选取这方面的活动进行重点记载，以彰显地博文化特色。

（四）要力求准确

“编纂志书的目的是‘可信、可用、可读’”“周恩来说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郭沫若曾经指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可以说，资料的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志书失去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新方志所依据的资料“务必核实，力求准确无误”(2)。部门和机构志书同样适用。

在撰写馆志第四章第一节子目录“（—）早期的工作人员”(3)一目时，高振西馆长于1954年初撰写的1953年全国地质陈列馆的工作总结，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南京分馆刘姓负责人的中间字迹不清晰，无法获取准确名字。撰稿人通过同事找到99岁高龄的本馆老专家，也是刘姓分馆长的继任者胡承志先生核实，胡先生回复说负责人只有他一人。后经多方查阅资料，确认高振西馆长总结中提到“南京分馆由刘之远负责”的“刘之远”确有其人。查阅百度百科，对“刘之远”有简单的介绍。

在编纂馆志第四章第一节“馆领导班子的充实”时，关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冯志爽被指定兼任地质博物馆馆长的任命文件缺失，在查阅许多档案不得而知的情况下，经多方联系，辗转找到冯馆长的女儿，她们的父亲已逝世多年，已搬家多次，她们说当初也没有保存资料的意识，很多资料都散失了。但最终在冯馆长的小女儿冯女士家找到盖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名章的地质博物馆馆长的任命书，时间是1960年 1月 7日，编号是第 79号(4)。

采用LogMAR视力表检查裸眼视力（UCVA）、屈光状态及BCVA（1%阿托品睫状肌麻痹后矫正再进行视力检查）；裂隙灯显微镜及眼底照相检查排除眼部器质性疾病；遮盖-去遮盖检查、交替遮盖检查及眼球运动检查排除显斜视及眼球运动障碍疾病；同视机（L-2510B，日本Inami公司）检查远立体视；随机点立体视图谱（RDS图谱）检查近立体视。为便于分析，参考文献[5]，将立体视进行赋值评分量化，见表1-2。

这只是许许多多工作中的两个事例。尽管客服了种种困难，费尽周折，终于定稿出版。但还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很多遗憾和不足。具体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与补充。

二、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资料缺失导致部分内容不够精确

由于战争破坏、政局动荡及机构隶属关系变迁，人员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档案资料的搜集异常困难。我们搜集了二千多万字的档案原件，经过反复筛选，编纂了600多万字的档案资料汇编，在此基础上选取原始资料连缀成文。但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在1949年前的馆长任命中，除丁文江先生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长，留下来“农商部饬第119号农商公报总地47册之2分册，1916”(5)资料，实属不易之外，其他馆长、馆主任正式任命的文件、公报等均难找到原始档案，主要靠回忆文章，颇为遗憾。1949年后的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王子麟的任命文件始终未查到，只有当时的工作总结中提到王子麟到任“加强了班子”，成立了三个人的党支部。另外，藏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中国地质博物馆标本标准化与系列化建设发展到什么程度，由于某些原因，无法查阅到典藏总账，只能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总结和零星记载，做一个粗略统计，这个数不精确，即中国地质博物馆典藏标本20余万件（套）。如果加上模型、地质图件及照片，藏品数量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临时展览，基本上没有规划安排和总结材料，除了解时间和大概名称外，具体内容，有多少观众参观，社会影响与评价如何，均不得而知。国际展览更是欠缺具体内容。至于科研论文，也是从工作总结中摘录而统计的，难免遗漏。

（二）普通同志着墨少

志书不能记流水账，不能事无巨细都载入史册。一是限于篇幅，二是志书必须选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为后人提供经验教训的事件来记载。为力求客观，以事系人，记到某事件的时候，才提到人物。而很多重大事件虽然大部分工作是普通职工群众做的，可是各种总结材料往往只留下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姓名。为节省篇幅，最后大部分重要活动，只记录了分管部领导与馆领导的姓名，其他人员往往有参加活动的照片合影，而缺少文字介绍。由于主持重大活动的是领导干部，所以记载领导活动篇幅偏大，历经辛苦筹备活动的普通职工反而记载少。附录中有历任馆长、现任副馆长简介，原计划用表格的形式附上全馆职工的名录，普通职工也有机会载入史册，亦可作资料留存。因难以集齐资料而作罢。国际交流方面，因受经费、人数限制，领导干部参加交流活动的机会多。即便是领导的随行人员，由于篇幅的限制，也极少记载。这是地质博物馆馆志的遗憾。

（三）未成通志

因时间、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能把馆志编纂成通志或者全国地质博物馆志。而地质博物馆体系建设与发展由于体制变化，不是直接领导关系，无法全面推进。地方馆的场馆占地面积大，建筑宏伟，且各具特色。但藏品不足，不成系列，不够标准，与标本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差距不小。尤其是科研人才和科研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职能以侧重地学科普和国土资源宣传。本志书只选取了部分高校、省级和有特色的地学类博物馆的简况加以记载，而没有包括全国三百余家地学类博物馆(6)的资料，是一件憾事。

三、对策

作为地质博物馆学的一个分支，地质博物馆史、志的编纂借鉴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由于科学研究和地质工作的繁忙，地质博物馆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地质博物馆机构史的系统性研究。而国外的同行已走在前面。国内同行中，如湖南省博物馆对博物馆史文献研究进行了初步梳理。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文博管理机构及文博机构对于文化类博物馆的研究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自然科学类机构的研究，前有地质学家丁文江、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等老一辈对于如何办好地质陈列馆的早期研究论文，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7)成为我们地质博物馆史研究的范本和资料来源之一。自然资源部地质调查局所属的地质图书馆已经出版了《中国地质图书馆史》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也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值得我们借鉴。但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史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我们去开疆拓土。

今后，关于地质博物馆史、志的研究方向，作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提升对地质博物馆史研究意义的认识

地质博物馆史的研究是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地质博物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即地质博物馆存在的合理性及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此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弥补我国以往地质博物馆史研究短板，更重要的是，在今后“两个一百年”到来之际，如何贯彻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水平，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自然资源文化建设，地质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既吸收前人关于地质博物馆学研究的成果，更加明确地质博物馆建设必须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方向，在保护生态方面，不断修正自己展示理念，向社会公众宣传爱护自然就是爱护生命的观念。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必须从娃娃抓起，全国各级地质博物馆责无旁贷。

（二）设立学术研究机构制定史志研究规划

抓住自然资源部史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地质博物馆的机遇，充分利用史志办这个面向全国国土资源系统的平台和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国土资源博物馆专业委员这个学术交流机构，聚合全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人才。由自然资源史志办作为地质博物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地质博物馆史研究委员会作为联络与工作机构，使之成为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国土资源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下的一个研究分会，邀请对全国地质博物馆界的同仁入会，对全国地质博物馆历史进行研究，即对地质博物馆史中宏观的组织体系、法律体系及理论体系等和微观的藏品学史、展陈史、科研史、科普史及地质博物馆管理史等，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展开学术交流。以史志办为依托，打造地质博物馆史志研究基地和平台。

（三）确定研究方向和分工合作

综上所述，地质类博物馆史志的编纂及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面临着经验不足、理论水平有限和人才、经费短缺等多方面困难，难以进行系统性、持续性和长期性的研究。随着自然资源部的成立，我们希望借此契机，以此为起点，以点带面，全面开花，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系统机构史志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和人民更好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自然资产和自然资源，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的历史依据和资政资料。同时，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自然资源文化建设。

注释：

(1)中国地质博物馆志：1916—2016/中国地质博物馆编.—北京：地质出版社，2018.8

(2)当代志书编纂教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北京：方志出版社，第144页

(3)中国地质博物馆志：1916—2016/中国地质博物馆编.—北京：地质出版社，第93页

(4)中国地质博物馆志：1916—2016/中国地质博物馆编.—北京：地质出版社，图4—4第91页

(5)中国地质博物馆志：1916—2016/中国地质博物馆编.—北京：地质出版社，第17页

(6)贾跃明：走进地质博物馆[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7)程裕淇陈梦熊主编1996年11月